现在住在高楼大厦的人,往往都没有什么人际交往,即使住上好几年的隔壁邻居,也如同陌路人一样冷淡。 五十年代初,父母在湖南株洲的田心机车制造厂工作,即现在的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我们家住在工厂田心北门幸福村平房7栋1号。
七十年代初,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还在浏阳农村插队。看到别人的孩子都陆续招工进了城,而我还在农村,母亲心里万分着急。5号的邻居丑妈妈给我母亲出主意,说想办法搞病迁回来算了。
负责株洲市东区病迁工作的沈少刚正好是隔壁邻居儿子蒋祖禹的同学,他们关系很好!还有我的同学韦素红的母亲和沈少刚都在拖拉机厂工作,他们很熟。在他们的说情大力帮助下,我很快轻易病迁回了城。
这中间还有件事情也不能忘怀的。为了取得医院的有严重风湿关节炎病的证明,母亲带我到了株洲二医院。拿到检验报告后,我在结果栏里加了一横,那个女大夫一眼就看出是我自己加的,我母亲向女大夫求情说明,请她帮忙开出证明。可怜天下所有女人母亲心,女大夫只是说了句怎么不早说,并很爽快地给我开了有严重风湿关节炎的诊断报告。
事后,我母亲只买了2包飞马的香烟,请韦素红的母亲送给沈少刚表达谢意。这样,我在浏阳插队时间仅只有3年6个月的时间,比起那些在农村耗时七、八年以上的受煎熬知青们,我是幸运多了。
当年的十月,父母为了解决我的工作,不得已又举家调到山西的一个三线工厂,永济电机厂工作。1994年,我调到青岛工作。现在孩子已经成家立业了,我也抱上了外孙,真可谓享受天伦之乐。当我感觉生活很幸福时,我却渐渐步入了老年。
转眼已经过去39个春夏秋冬了,前几年一个偶尔的机会,我在网上通过一个网友,查到了的蒋祖禹先生家的电话,并且很快给他和他哥(蒋祖顺)打了电话。 蒋祖禹先生可能比我大6岁左右,其实小时候,我们并没有什么接触,只是和他妈妈接触的多些。以前,他在株洲日报当记者,估计现在应该退休了。小时候,我称他的母亲为蒋娭毑,他家是2号,是我家仅隔一壁之墙的老邻居。
我们家的门框左上角钉有一个印着黑窟窿头骨和两根交叉的骨头,并写着四类分子家属的三角形铁皮光荣牌,这种牌子不知道人类过去是否发明过。很多邻居一看到这牌子,就视为瘟神似的厌恶歧视我家。可惜这块光荣牌早就扔了,因为它使我们全家人,为它承担了过于沉重的历史耻辱和心灵摧残。小时候每天看到门上的这块光荣牌,我的头自然就低下了,我很明白自己是劣等公民家的孩子!如果这个牌子不扔,好好保留下来,我想可以作为有价值的历史文物进博物馆了!
隔壁蒋家和下边6栋1号孙家都挨我们家最近,自然他们就是村委会指派监视我们家的了。很幸运,这两家人做我们家的邻居,虽然他们都是属于苦大仇深的优等公民家庭,但是这两家的人都很本分朴实,没有什么邪念害人之心。如果在那疯狂邪恶的年代,他们随便捏造一个反革命的敌情向村委会报告,我们家就惨了。
下边6栋平房,有个贺姓邻居。他家那个十几岁的男孩经常在我家的前面,辱骂我们家,他们的大人也放任之。一般情况下,我是不理采他的。但是,有一次,他竟打我那只有7岁左右大的小弟弟,正好我看见了,气不过,我踢了他一脚。这下更加惹祸上身了,这个小孩每天象着了魔似的,天天在我们家门口无休止的叫骂。邻居的孩子经常讥笑我是反动军官地主的狗崽子,对我来说,那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之事。我只有在内心默默地愤怒,毫无回击抵抗的办法。
在阶级斗争疯狂的年代,其实善良的人性并没有完全被泯灭。有些年纪大的邻居老太太们倒是不错的,还是有好的邻居。前面提到的丑妈妈,虽然没有文化, 但人绝对特别善良纯朴,真是出污泥而不染。她根本不歧视我们家,没有一点阶级等级的观念,我妈妈有事情也喜欢找她。我经常闭痧头疼的要命,母亲到她家,她知道了,马上放下手上的活,到我家给我揪痧。我那时候瘦的皮包骨头,身体虚弱多病。丑妈妈在医院做清洁工作,多次弄来胞衣洗干净了,在家里做好了才端到我家给我吃。胞衣有一股很难闻的气味,尽管丑妈妈已经洗去了很多气味,但是我还是很难吃下去。可想而知,丑妈妈在洗和做熟的时候,那难闻气味的不好受。也真难为她老人家的菩萨心肠了!
隔壁蒋爷爷去世时,我父亲在医院里,蒋娭毑看见我父亲,喊我父亲帮忙,把蒋爷爷抬回家。那时侯, 好象医院没有专门的停尸房和开追悼会的地方。 记得有一天,父亲急性阑尾炎发作,很厉害。是蒋娭毑的大儿子,蒋祖顺帮忙抬到医院的。医院在田心的东门,离北门不算近,多亏及时送到医院。到医院的时候,父亲的阑尾已经化脓了,很危险的。 母亲在世的时候,多次提及蒋娭毑家和一些邻居的为人和好处。母亲告诉我,蒋娭毑家是湖北人,很喜欢北方的小米,叮嘱我有机会回湖南,一定要带点好的小米给蒋娭毑.以前,我一直忙于工作,好多年没有回过湖南。以后听湖南田心的亲戚说,蒋娭毑已经去世多年了,没能完成母亲的嘱咐,在我的心里始终感到非常的遗憾。
幼时在湖南经历的无数磨难,酸楚和屈辱,在时代的变迁中,早先忙于工作和生活,似乎都渐渐淡化忘记了。在我的痛苦记忆已经渐渐远行,变的越来越模糊,而今我步入老年的行列里时,少年时期的最让人痛苦岁月,至今却又让我总是无法释怀想起。
最让我难忘记的还有下面6栋1号的邻居小二哥孙渝凡。小儿哥从来没有嫌弃过我家出身不好,我那时没有地方去玩,总是去他家和他的父亲打木老壳(一种简单的木牌),我清楚记他的父亲脾气不太好,打木老壳有时候生气,生气完后又没有一点事情。他母亲人也很好。虽然他已经去世多年,我经常不时还想起他,总想写篇文章悼念小二哥。在当时贯彻阶级路线的忽悠下,很多人都莫名其妙的,从心底仇视我们这些黑五类出身的狗崽子,好象和我们有多大的冤仇。小二哥却总是带我一起出去玩,到附近的农村田沟里抓鱼。文革中没有同学愿意邀我一起去串联,小二哥带上只有16岁的我,和几个高年纪的同学步行长征,从株洲走到了井冈山。
离开湖南39年了,我也60岁了,人老了,生活自由幸福了,闲时特别思旧,饮水思源,可能一般老人都这样吧,都要回过头看看自己走过的人生。其实回过头看看自己的人生也是很愉快的事情,并不是自找烦恼。在我家最艰难的日子里,虽然有很多刻骨铭心的屈辱往事,但善良的邻居常常在我的记忆脑海中浮现。
人之初,性本善。人间的丑恶和善良总是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