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前历史回顾
我算得上是个老知青了,我下乡是在1964年,当时我也是算年龄偏大的一个,而且是高中毕业后第二年,因为出身不好,家庭情况复杂,考了二年大学都未能考取,在一种不平衡,不服气,心里郁闷不适的心里状态下来到农村的。现在回想这些陈年往事是有一种辛酸,也有一种乐趣。
我是1963年在二中高中毕业的,高考之前,我一直学习成绩很好,当时我是学理工医农类,从小想继承祖父的家业,当个人民医生,从小学到高中,每当学校上课之余我都得到市中医院爷爷身边给爷爷抄处方,他给徒弟们讲课时,我就在旁边听,有时也背颂几句中医脉决,汤头。高三分班以后,在我那个医农班上除一个卓姓女同学外就是我的成绩好了,其它同学凡数理化方面的疑难问题都得向我请教,我志愿填了“湖南医学院”和“湖南中医学院”,本来满以为胜卷在握,因从小到大我上学都是一帆风顺,从没受过挫折,但万万没想到最后我却名落孙山,记得当时是夏天,晚上我乘凉睡在天井的门板床上,我仿佛就象堕入了万丈冰窟里,而经常问我问题的几个同学都 陆续接到入学通知书,有的上了湖南医学院,有的上了中南林学院、湖南农学院,那个成绩好的卓姓女同学上了中山医学院-------,那时我根本就不知道这结果还会与家庭出身有关,我总自疚自己是作文没写好,那年的作文题是“唱国际歌所想起的”,我觉得没发挥好,有一种不服气的感觉,当时我年纪小,个子矮,家里经济条件也还是比较宽裕的,不需要我马上参加工作挣钱,在一种万般委屈的情况下我发奋一定要考上大学,于是与几个当时同样没考上大学的同学一起在家里自学复习,也就在这一年,由于太用功,把一双眼睛搞成了近视,最后的结果也还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时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政治气氛都很浓了,我自己估计我的考试平均成绩起码得达80分以上,这次没考上也问心无愧了,当时暑假在河里游泳,几个相同命运的同学在一起议论,都心知肚明这是因为我们的家庭出身不好,不能上大学,一种共有的怀才不遇,状志未酬的感情在我我们的心里油然而生而且发生共鸣,后来下到农村经历文化大革命时,大串联到长沙看大字报才知道:我们这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特别是沾了杀、关、管的家属,还未参加考试,档案上就已经盖上了 “该生不予录取”的大印。怪不得自己高考两届落榜,顿时恍然大悟。
但是我们是长期接受共产党正统教育的青年学生,总相信共产党的正面宣传,刻骨铭心的相信党的政策:“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我还很年轻,不能因考不上大学就堕落下去,我要努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这个“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当时正大力鼓吹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城市各大小宣传窗内到处是“董加耕,邢燕子,周明山-------”等的先进事迹和光辉形象,电影里有“青山恋”、“朝阳沟”的动人说教使我们热血沸腾,我放弃了跟祖父在家学中医的夙愿,认为学来学去也不过是个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我要到广阔天地中去炼红心,做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我虽然出身不好,但我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实我是革命的,于是伙同几个高考落榜的高中同学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其实当时是国家刚度过经济困难时期,不能安排大批城市青年就业,城市失业人员一多自然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影响,故要将大批城市不能就业的人员搞离城市,并美其名曰“上山下乡”、“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自己便从家里拿了户口本到派出所迁户口。现在想起来的确非常幼稚,冲动。就这样,铸成了我终生坎坷的命运,但到过来想,在那个年代,就是这次不下,依我这个出身,这个年龄,总归得被赶下乡去的,只是下的地方不同,我一生将演绎着另一种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和命运。
我家居是属衡阳市城北区的,但一起被安排到城南区雁峰寺下面一个场所搞学习班,学习的内容自然是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有志青年要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时说是“知识青年”,但到学习班才发现初中毕业的都不多,有的还是小学生,甚至小学都未毕业,年龄最少的还只13`~14岁,还有身体残疾智障的,下乡后也发现患有先天性或风湿性心脏病的青少年。在这个学习班上发言的就只有我们这些初中毕业以上,年纪稍大、有点文化的人,说一些当时政府动员宣传的大道理,以及自己当年要在农村广阔天地炼红心,脱胎换骨、改天换地的豪言壮语,而那些小朋友们只能是听我们的,甚至对我们做的动作,唱的歌都感到新鲜,都想模仿。还有些知青下乡是因为家庭经济非常困难,家庭子女多,在城市无工作、无生活来源的人,在那个政治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有一些是因政治原因跟随父母多地辗转,无处安身的人------办学习班时,还请来了当地县安置办主任和所下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给我们动员讲课,并带了几个学习班上的青年到实地考察 ,考察回来之后的新鲜感使他们把当地桂阳农村描述得天花乱坠:“毛粟、山楂、野果遍岭都是,野兔、野鸡、山麂信手可获”,真把我们这些小青年搞得下乡心切------,就这样我们这些因家庭出身不好考不上学校、城市贫民子女,社会上无处可去的人,汇集在一起,被安上美丽的头冠“知识青年”,首批36人于1964年9月23日被懵懵懂懂送到了郴州地区桂阳县方元公社插队落户,当时湖南郴州被誉为“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的地方。相继在一月之内又下来了两批知青,从衡阳来到了方元公社的连同我们一共126名。接下来的便是我在农村14年漫漫其修远兮的上下求索了------
从此以后, “知识青年”这个美丽的头冠,便始终与我们结同相伴,一同走过风风雨雨,经受迷罔惆怅,历尽艰难苦辛------后来也变成了使我们值得骄傲的名词,使我们形成了一个社会的阶层,一提起“知青”就能钩起我们对陈年往事辛酸的回忆,对青年时代理想失落的烦恼,但也不乏少年无忌欢歌笑语的乐趣。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情趣使我们一提到“知青”就感到格外亲切,五湖四海内只要是“知青”,就能结为朋友,这个辛酸而又特殊的名词已永远载入了中国的现代词典,它也留给后人们以思索、回味、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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