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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视角] 身体的飞翔与爬行

 

身体的飞翔与爬行

 

读《小说身体:中国现代性体验的特殊视角》
   

  对于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中的身体问题,李自芬这本书,是第一本系统的讨论,值得好好一读。


  人与动物相同的地方,是有个各种器官复杂地组合起来的身体。各物种之间这些器官惊人地相似,最近还发现某些能够互换。文明人追求意义,靠的不仅是这些器官,而是一个常被称作“灵魂”的无形无体的神秘物。中国文明有五千年历史,中国人的灵魂历史也就如此久远。


 

  麻烦在于,一百年前,中国人久远的灵魂遇到了危机——现代性入侵的危机,而且这个危机采取了特殊的形式:不是比灵魂(不管是道德能力还是意义能力),而是比身体,包括武器这种身体的延伸。现代化问题,对中国一直是个灾难,一场令人羞辱的斗争,中国人被迫参加一场不按中国游戏规则进行的比赛。


  李自芬在书中说:“对于中国人来说,‘现代’意味着被放逐被抛弃,无家可归感更甚于获得了自由的欢欣,因此,他们急切地要寻找生命可以依托之地。这一点跟西方现代性生成之初的欣欣向荣之景——人对自我的无限肯定和希望——构成本质上的差异。”这一段总结非常精彩,生命可以依托之地,在现代世界就是自我,自我的肉身。被迫发现肉身的重要,对中国人来说是很不愉快的经验。从李自芬讨论的数量巨大的中国文学作品来看,这种不愉快一直延续了下来:中国人始终不知道如何安放中国身体。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明显特色,就是对身体不愉快的感觉,以及最后不得不做的不愉快处置:中国文学自始至终没有逃脱这种身体悲剧感。


  “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人的肉身绝对是形而下之物,只有“器”的存在。这个肉身不需要“我思”才能存在,相反,“我思”明显是这个身体向外的延伸,是这个身体具备的一种能力。这点很容易证明:肉身的病痛与障碍,可以让我们寻找意义的活动立即停止;肉身的欲望和需要,也严重地影响我们在意义追求中关注的方向。这个明显的事实,要到现代性开始形成,人们才注意到。而中国人被迫接受现代性,也就是被迫接受一系列形而下器具的重要性,尤其是身体的重要性。


  李自芬引用了一张清末留日学生的“自治要训”,竟然全是吐痰、公共场合大声说话之类如何处理自己身体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大致来自欧美,日本人采纳较早而已。李自芬感叹道:“其间夹杂着多少对自己身体的不安,惶惑,与自卑自怯”:到今天依然如此:中国旅行者到西方,让人侧目的“恶习”依然是这些。中国人到世界上,在处置身体上几乎是动辄得咎。


  于是身体成为意义的新的集中点:李自芬列举了中国现代文学对身体的一系列关注方式:传统中国是个病相身体,患病成了从晚清到五四文学指责传统的最富于刺激的隐喻;民族革命必须从改造身体始,但是更容易的做法是找出内部的敌人,找出敌人身体的乱象(例如丑陋)并且消灭之,使民族革命的身体解除他者的负担;但是革命的身体又不得不承载过多的意义,于是另一些不太革命的作家(例如新感觉派和张爱玲),回到处在日常琐事中的身体,回到身体凡俗欲望的细节描写。如何处置身体,成为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无法解决的难题。


  很悖论的,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靠文学家的再现,不是把身体作为现代化的象征,而是靠干脆放弃身体作为象征,而是回归身体的形而下方面,回到身体的原始物欲状态。这样的身体不成其为追寻意义的出发点和动力源:身体书写在中国之中没有一个立足点,身体始终不知道如何在中国文学中安放自己;更清楚地说:身体本身,始终未能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中意义追寻的出发点。


  身体作为现代性的寓所,只是一种感觉,一个比喻,但是过度的关注,也会把形而下变成意义的归结:身体变成自为之物,变成意义追求的终点。中国现代性成为中国人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这个复杂能指的方式。到今天,中国的现代经济所取得的成就,都在满足人的身体的形而下需求上。从国人对房子装修的讲究,对餐馆旅社奢华的追求,对高尔夫等“优雅”运动的崇敬,对脑白金等“长寿保健品”的信任,都证明:身体的舒适与享受,肉身本身的延续,成为现代化在中国人生活中引发的最大变化。每天早晨晚上,全国大中小城市的居民,自动集合在广场上做各种健身操,跳一些小学生式的健身舞。其场面之大,人数之多,真是一场无人发动的全民“完善身体”运动,构成全世界独一无二令人惊叹的景观。


  中国现代文学中表现的身体,是把它视为意义追寻的出发点,是让中国人能够勇猛一跃,够及现代性,把握现代性。中国人现在关心身体,因为把身体当作不带有追寻意义目的的健康器具。当代中国文学艺术中对身体的犬儒主义,或是放纵的虚无主义,并不说明中国文学克服了二十世纪上半期对身体无所安放的困局,相反,是取消了这个问题:当身体真正回复为形而下之物,失去了象征维度,灵魂将爬行在地,意义追寻就被放弃。


 

  在这个时候,读李自芬关于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对身体左右为难的痛苦,我们是应当为自己欣慰呢,还是为自己的麻木感到失落呢?即使对待身体的过于实际态度只是“庶民”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现在的思想者还有自己独立的声音吗?即使偶尔有,他们还在幻想中,或是在艺术中,追寻身体的意义吗?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作者  赵毅衡

 

 

 

 

      我为很多同胞精神上的麻木感到失落和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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