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六九年的春节
一九六九年元月，我上山下乡来到常德县南坪公社万寿大队三生产队，那时距离春节已经只有一个多月了。公社知青办要求下放南坪的长沙市、常德市、河洑镇全体知青春节期间不要返回城市，留在生产队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战斗化的春节。
我们下放这一年，冬天特别冷，春节之前就下过好几次大雪，铺天盖地，田野、山丘都是一片银装素裹。即使是没有下雪的时候，水缸内，碗内的水经过一个晚上，都会结冰，就连未完全拧干的毛巾到第二天也结了冰，放在外面的水一下子更是一下子就结成了冰。
那时我们正是二十岁，第一次离开了长沙、离开了母亲，而且感觉到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回到妈妈的身边。因此在寒冷的腊月、临近春节的这些日子，思念家的心情特别强烈。虽说离开长沙，离开母亲还只不过短短的几天，但在那短短的几天，却无时无刻都充满了对母亲、对其他亲人和朋友们的深深思念。我从出生到下放到万寿三队的时候为止，没有哪一年不是在母亲身边过的春节，我无时无刻都期盼回到长沙，在母亲身边过年。这个愿望一天比一天强烈。我脚一蹬心一横，决定不管公社知青办提出的要求，说什么都要赶在春节之前回一趟长沙。
因此，我来万寿三队还不过一个星期，在未向生产队和公社负责人请假的情况下，一个人悄悄回到长沙。回长沙之后，本届199班一位同学邀我一起去二中下放的地方华容去看看。当时，他还没有下去，是要先看看华容情况，再决定是否迁户口下去。
去岳阳的那个晚上，尽管火车货车上的师傅们看到我俩是知青，照顾了我们，要我们坐在他们的车厢里。但是，凛冽的寒风如同很钝的刀剑削刮着脸庞，寒风疯狂地往衣服里钻，全身上下还是刺骨般疼痛，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爬火车货车到了岳阳。
去我们学校下放地砖桥、塔市驿、东山，洪山头是必经之地。
我们从岳阳坐轮船到了华容县洪山头，到洪山头已是晚上十点多，一时也找不到旅店。洪山头邮电所的师傅们十分同情知青，热情招待了我俩。他们让我俩洗了脸、洗了脚，吃了点东西，发了一炉大火，让我们烤火。那一晚我们两人就是在洪山头邮电所度过的。最终我俩谁也没有去学校下放地砖桥、塔市驿、东山，第二天就离开了洪山头，回到了长沙。
回到长沙后，才知道公社几次捎口信，要我在元月二十五号之前赶回公社，这样，我不得不在春节之前还是回到了常德。也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有些担心回去之后会受到公社、大队的批评。
回到队上后，已经是元月二十八号，距离春节不到二十天了。春节前这十几天，我几乎天天在队上老老实实出工。
果然不出所料，为这件事情，我先后受到了公社和大队的严厉批评。首先我在大队办的知青学习班上，受到大队李书记的点名批评。一次在队上出工劳动的时候，正好遇上了公社知青办的龙主任。一见到我，就严历批评我不经公社请假，擅自前往华容的行为，要我写一份检讨，说这是最起码的处分。大队办知青学习班不久，公社紧接着也办了一期知青学习班。
在学习班第一天的上午，公社知青办龙主任点名批评了我的“错误”，下午为了去华容这件事情，在全体知青会上作了检讨，并受到了点名批判。虽然在文革中，批斗场面我也见得多，但那是看别人的“戏”，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有挨“批斗”的时候。想不到为了这点小事情，我竟然会在上山下乡的第一个月，当着公社全体知青的面挨“批”，实在太有失自己的面子了。自己很有些想不通。好在绝大多数的知青都同情我，对公社这样过分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会上也就没能形成那种“批斗”气氛。不久，龙主任调到其他公社担任任党委副书记，知青办主任换为贾主任，以后公社、大队领导在公开场合之下，再也没有人提过这件事情，这事以后对我在南坪也没有带来其他负面影响。虽然如此，当时在精神上对我造成了很大伤害。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六九年农历己酉鸡年的春节，下放南坪公社的绝大多数知青都没有回家过春节，而是留在队上和老乡一起过年。之所以说是“绝大多数”，就是过年还是有回长沙的。象我们大队八队的八位长沙知青，就是大年初一早就回长沙了。但公社对他们八人春节回长沙这件事以后并未追究。
六九年春节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但有几件事情依然印象特别清晰。
六九年除夕的夜晚，我们五人中有四位留在了我们自己这个虽不大、却也同样有几分温馨的小家，只有刘勇锋与他弟弟进城洗澡还没有回来。按照长沙市的习俗，晚上我们四位相识还不是太久的长沙和常德知青在万寿三队这间知青之家搞了一餐象征团圆意义的年夜饭，我们早就准备了一点过年的鱼、肉、青菜，还买了一斤半酒。
晚上七点多，我们不能再等还没有回来的刘勇锋了，大家也象在家里一样围桌而坐，开始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异乡的除夕之夜。其实周锡多、周牛星的家离这里不过十多里路而已，他们同样也没有回家过年，留在了这个知青之家过除夕。此刻，虽然身处异乡，远离母亲，但有几位处境相似的知青在一起过年，我也感到那份难得的温暖和友情。桌上已摆好热气腾腾、很是诱人的菜肴，虽说只是普普通通的鱼、肉和青菜，菜的样数也不多，但是都是我们几个人第一次自己动手做的年夜饭，大家都吃得有滋有味，因为就是这种氛围很好的表达了我们这个知青之家的每一个知青对于大年三十的情节与依恋。每一个中国人对于大年三十的情结，是任何力量也割舍不了的，即使在那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也不例外。
我们准备的酒是在大队部代销店买的，记得就是农家酿制的那种谷酒，虽然便宜，但又香又醇，进口感觉很好。席上，大家夹菜敬酒。互致祝福之语。我在平时是滴酒不沾的，这个晚上我也故作豪气的喝了一小杯。其实周锡多只吃了一点点酒，但那晚他就有些醉意了。鱼吃了几口就到处乱丢，菜才吃了一点点就放到别人碗里去。不论怎么说，六九年除夕的这个晚上，我们大家在常德县的小乡村也享受到了故乡长沙相同的春节喜庆和如同亲人一般的浓浓亲情。
大年初一的早饭后，我们几个知青到队上烈军属与贫下中农家中拜年。这一年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拜年的习俗已经与文革前大大不同。不会相互之间喊“拜年、恭喜发财”，更不会彼此打躬作揖。一进门首先就是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然后读毛主席语录，最后唱一首革命歌曲。我记得那天拜年我们大多是唱的很简单的、稍微能与节日沾一点边的毛主席语录歌。最后也没再在别人家坐就离开了。家家的拜年都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是这样，我们在烈军属与贫下中农家中拜年也花去了大半天时间。
大年初一的下午拜完年之后，周锡多进城买了三十几张毛主席画像，我们几位知青决定给每户烈军属及贫下中农送一张毛主席像，这样做也算是达到了公社要知识青年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要求。
大年初二的上午九点多钟，早饭也没有吃，我们就出发拜年赠送毛主席像，想快一点拜完年再回家吃饭。第一站到了贫协杨主席家，这是一位十分慈祥、善良的长辈。送上毛主席像拜完年，我们马上就要离开。当他知道我们五人出来拜年还没有还没有吃早饭时，无论如何也要留下我们五位知青吃早饭。考虑到我们人太多，吃饭太麻烦，我们推让了很久，最终拗不过老人，初二就在杨主席家吃了早饭。在队上全部烈军属及贫下中农家拜完年后，已是下午三四点钟，最后是到了生产队周队长家里拜年。记得那一天周队长请我们吃了粑粑。过几天，到大年初六时，一大清早，周队长又喊我们到他家吃早饭。从初五起，大队、队上就开始组织大家学习、开会及参加一些文娱活动，这一年的春节对我们知青来讲算是结束了。
六九年的春节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无论是杨主席还是周队长，他们春节请我们的饭菜都不过是现在看来再普通不过的鱼肉饭菜，但他们两人代表了当地老乡们对于我们知青的关心。对于老乡们的关心，我们五个知青从内心都十分感动。他们觉得我们是第一次远离父母亲，怕我们难受和一时不太适应，就以自己那份热心和淳朴，帮助我们安心度过了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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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3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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