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友拜年勾起的回忆——新年第一电（中）

绍兴贺继昌

新年第一电（中）

 

王女被父亲扣留在宁波的漫长时间里，音讯全无。

 

朱君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真是食不甘味、寝不安眠，急得团团转。

 

好不容易盼到意中人回队，却已是名花易主，自己无缘企及。

 

沪甬知青进场时，我正在管制时期，下到农工班种水稻。朱君也分在水稻班，我们就相识了。由于朱君工作踏实，给大家的影响不坏。

我虽是个被管制的分子，但也喜欢说话不多，工作踏实的人，所以我们相处得不错。

 

当队里安排我们俩一起为在大田里作业的人员送饭的时候，我们配合得挺好，话也说得上来，于是他有时就到我家来坐一坐随便聊聊。

 

由于像朱君这样既能吃苦耐劳，又是不啃不哈两者兼备的人也不太多，所以他很快得到领导的青睐，培养入党；工作也调整，担任农业练习生，整天跟着大学毕业的农业技术员跑地号，安排指挥生产。

本来虽没有平步青云，也已出现蒸蒸日上之势，加上爱情的顺利，朱君此时成了200多知青羡慕的对象。

 

海外关系就出现在这这个时候。

 

这时的朱君，家中父亲中年早逝，意中人名花另就，加上队里有些人的白眼，认为他隐瞒海外关系，蒙蔽组织，骗取信任。这么多意外压在一个二十郎当的小青年头上，其承受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幸亏他还有我这么个朋友，实在承受不住的时候，向我诉说诉说，以缓解一点压力。所以我对他家，以及他和王女的关系，甚至王女什么阶段出现什么状况基本清楚。

 

王女是1969年到北大荒的宁波知青，下乡那年才15岁。照过去的说法，只有万恶的旧社会才使用这样的童工。可那时的我们是有嘴讲别人，没嘴说自己。十四、五的大孩子做工劳动极为寻常，就是在知青中也不罕见。

 

对于一个像宁波这样单列市的副市长，官也不小了，却舍得把未成年的女儿放到万里之遥的举动，再看看眼前这个娇小的姑娘，北大荒的老职工都有非议，觉得这个父亲太狠了。

有的说这个父亲真忠于毛主席，也有的说可能是他把女儿送出来了保住了儿子就可以不下乡了，还说是党有政策，有两个以上子女的，身边只能留一个。

 

王女是个漂亮的女孩，在百余女知青中显得特别水灵。她不会干农活，属于再怎么学也学不好的那种类型。她虽然不会干农活，但操持家务却是一把好手，只不过这是以后我才知道的。

 

王女是这些知青中我认识最早的一个。倒不是因为她长得特漂亮，惹我顾盼。

我之所以在姑娘中首先认识王女，是因为发生过极具戏剧性的一幕。

这一幕发生在她们刚到不久时。那时小孩子的她并不懂事，还因此而被我训了一顿。

 

读者也许会说，那时你多大了，怎么和一个小姑娘一般见识；再说你一个反革命管制分子，怎么敢训知青啊！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下接跟帖)

绍兴贺继昌

上接原贴

 

原来那时我正以反革命右派的身份被管制着。但我见到知青总有一种亲近感，看到上海、宁波来的，尤其感到亲切。

一次，我往家走时，碰到一辆窝在路边烂泥坑里上不来路的马车。马车上满载着装满锯末的麻袋。满载马车的锯末麻袋上却端坐着一帮宁波小姑娘。一个本不是马车夫的赶马车的老头*，使劲的拽着马缰绳往路上拉，却无法让马车脱离困境。

 

看着这帮坐在马车上嘻嘻哈哈，却不知道下车来让马车减轻点重量好让马车脱离烂泥坑的姑娘。我觉得他们天真得可爱，也天真得可笑。就对她们笑了笑。这时听到车上有的人说，他每次见了我们都是笑的。

话音刚落，马上就有人接茬说“笑面老虎”！这是一个还带着几分稚气的声音。是用宁波话说的。我这个绍兴人当然听得清清楚楚。

 

我虽然多次挨整，但离开那政治斗争的现场，还没有人数落过我。所以对此特别敏感。

我看车上那么些人，不知是谁说的这话。但我一闻声，脸马上就抹下来了。

我铁青着脸厉声的喝道：“谁在那里骂人！”

 

我声色俱厉的喝骂声，吓得她们都不知该如何是好。连说话都不敢大声了。

几个声音在悄悄的互相询问：“谁骂他了？”、“谁骂他了？”

又一个声音悄悄的说：“是王女！”

 

 

我和王女就这样认识了。以后由于他和我老婆关系不错，我们也成了好朋友，真所谓不打不成相识！

其认识过程，和与朱君相识完全不同。

 

正由于这种关系，我不可能置朱君于不顾，对王女他爸爸活拆鸳鸯的做法无动于衷。（待续）

 

注：

*这个老头，根本不是赶车的。而是原雁窝岛的党委书记，大尉吴中锋。他在文革中被拉下马。这时参加工作组来到我们生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