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后裔】★长期掩埋 鲜为人知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知青公共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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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掩埋 鲜为人知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知青公共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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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黄埔军校，人们自然想到广州，其实，武汉也曾办过黄埔军校，虽为分校，但影响巨大，走出过一大批优秀中华儿女。可这段足令今日武汉人倍感骄傲的历史却长期掩埋、鲜为人知。　　 　　几年前，我曾陪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踏访了位于武昌解放路武昌实验小学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旧址，录下了一段由我介绍的关于该校历史的录像。他们听后都大感诧异：只听说过广州的黄浦军校，却不知武汉也有一座，这段在中国军事教育史、中国革命史上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辉煌历史怎么会长期埋没、鲜为人知？这座演绎了波澜壮阔、豪情激荡时代活剧的场所，怎么还藏在深闺，未能得到充分保护和利用？ 　　前不久，我带着选修课的学生又去了那里，一切依然如旧。只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旧址更旧，那段历史似离我们更加遥远。 80年前发生在武汉的一段风云历史 　　1926年10月，北伐军光复武汉，国民革命的浪潮从珠江流域席卷到长江流域。为迎接革命大发展，满足政治、军事人才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先决定设政治训练班，后改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政治科。校址定在位于武昌文昌门、平湖门之间的两湖书院旧址。确定将黄埔第五期政治科学员移往武昌就读，同时面向全国招收新生。 　　招生复试那几天，武昌寒气刺骨，可来自全国近万名青年才俊，把武昌城闹得热气腾腾。蛇山矶头、奥略楼等到处都有他们指点江山、豪气冲天的身影。 　　最后录取男生986人，女生195人，他们先称入伍生，后成为黄埔六期的正式学员。未被录取的考生，多数进入设在武昌南湖的总司令部学兵团，少数女生被介绍进入设在汉口的妇女运动训练班。 1926年12月，又决定将黄埔五期炮兵、工兵科移来武昌就读。武昌的军校有了政治、炮兵、工兵三科，于1927年1月19日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邓演达任代校长，张治中任教导长兼训练部部长、学生总队长，共产党人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 1927年2月12日军校正式开学，宋庆龄、孙科、吴玉章、董必武等出席开学典礼。宋庆龄的祝词由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袁溥之（后为吴晗夫人）“大声转述”，言简而意赅，师生为之动容。 　　1927年3月22日，鉴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迁至武汉，决定将分校正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取消分校名称。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前后设过潮州分校、武汉分校、长沙分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又设过南昌、洛阳分校），其中规模与影响最大的当属武汉分校。1936年出版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称：“武汉分校规模之宏大不亚于黄埔本校，有男女学生及入伍生6000余人，实为中国腹部武装革命势力之大本营”。 　　当年的武昌街头，经常可见一群头剪短发，身着军装，腰扎皮带，打着绑腿的女兵，英姿飒爽地行进。她们是中国第一批军事院校的女兵。长期封建积习的影响，中国少女一般不抛头露面，离家上学已少见，入伍当兵和男兵一样跌爬滚打、刺刀见红更是开启社会风气的创举。恽代英赞扬她们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锋和榜样”。大批优秀中华儿女从这里走出 　　汪精卫策动“七·一五”反动事变后，武汉形势骤变。7月18日，黄埔五期学员被迫毕业离校。接着军校整体改编为张发奎的军官教导团，全部移驻南湖营房。从此，武汉军校便不复存在。但是，在这个熔炉里锻炼出来的数千优秀儿女，却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恽代英和几百名分配或转移到叶挺、贺龙部队的师生，包括70多名女兵，参加了南昌起义。陈毅（负责军校党务工作）率领的一批师生没赶上起义，却在江西临川赶上了起义队伍。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陈毅与朱德率余部转战湘南，接着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 二方面军教导团后转移到广东，著名的广州起义就是以这个团的1300多名武汉军校师生为主而发动的。起义失败后，又成为叶镛、徐向前（政治大队一队队长）领导的红四师第十团，转移到海陆丰。 在这两次起义的师生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陈毅、徐向前，大将罗瑞卿、许光达，上将陈伯钧，及程子华、刘型等都担任过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女兵危拱之、周月华、张瑞华（后为聂帅夫人）也在随后的革命和建设中作出过贡献。 　　 胡筠、黄杰（后为徐帅夫人）等返乡的军校学员，都成了各自家乡起义活动的领导者。 去苏联学习的李淑宁、王亦侠等，回国后参加了抗日运动。李淑宁就是后来在东北抗日联军任职，在白山黑水高举抗日大旗的巾帼英雄赵一曼。 　　政治教官沈雁冰、第六期学员臧克家后来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巨匠和著名诗人。 　　六期学员宋绮云后成为杨虎城的秘书，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分校遗址急需保护利用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建在两湖书院的遗址上。两湖书院为张之洞1890年创办，旧址原湖北医院住院部、今武汉音乐学院、武昌实验小学一带。当时两湖书院是军校的本部，六期的男生和五期的政治科都住在这里。五期工兵、炮兵科分驻大东门外华中师大旧址和平湖门外旧骑兵营，女生队驻在与书院一墙之隔的旧两湖中学。 书院内原有一个内湖，环境清幽，上世纪80年代还存在，现已被填得面目全非。军校的建筑只剩下位于武昌实验小学内的几幢办公楼，湖北省1982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时曾加以修缮，红色的木柱、白色的墙壁、白色的檐瓦，有一点古色古香的意味。 小学的大门侧，立了旧址的标记，但为保证学校的教学秩序，一般不让外人进入。因此，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遗址，只能被长期冷落。 　　所幸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牌，使得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遗址尚存。如果在此基础上，将旧址妥善保护修缮并对外开放，将进一步彰显和丰富我市历史文化名城内涵。 　　同时笔者还建议，将这里办成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纪念馆和研究中心，陈列有关历史文物，开展有关宣传、教育、纪念活动，这对我市历史文化名城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 kYwCUrKK.jpg (67.35 KB) 下载次数:1 2005-5-20 07:13 长期掩埋、鲜为人知 武汉黄埔军校 详情请看：http://bbs.cnhan.com/viewthread.php?tid=119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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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前身）【知青公共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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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08 20:42来源： 广州文史资料 网友评论
（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前身）
何崇校
　　一、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开办

　　一九二六年七月，广东国民政府举行北伐，十月就攻占了长江重镇武汉。能如此迅速取得胜利，是因为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农民支持协助的缘故。
　　北伐军打到长江后，不少北洋军队投降革命军，它们表示愿意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为了改造这些北洋军队，和准备第二期北伐，就需用大批政工人员。黄埔军校决定在武汉设立一所分校，专事培训政工人员。蒋介石乃派邓演达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主任（校长名义仍是蒋介石）。负责筹备成立分校。
　　武汉分校的全名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于广州市东面约三十华里的黄埔，利用过去黄埔陆军小学旧校舍作为校址。军校的原名是“陆军军官学校”，因为它设在黄埔，所以一般习称它为“黄埔军校”，它的本来名称“陆军军官学校”，反而为别人所忽略了。一九二五年冬，国民政府为了统一军官培训，命令在粤各军取消它们自办的讲武堂和军官学校，合并于黄埔军校，同时将“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所以武汉分校的全称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邓演达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武汉行营主任，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委员、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湖北省政府成立、他又是湖北省政府委员和主席，此外尚有若干兼职。邓原是孙中山指定的黄埔军校七个筹备委员之一，黄埔军校成立，他任教练处付主任兼学生总队总队长。在北伐之前，邓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军的主力是由以前粤军编成的第四军的第十师、第十二师、和独立团。邓是粤军旧人，当他在粤军第一师任第三团团长时，黄琪翔、蒋光鼐、蔡廷楷、缪培南、李汉魂、邓龙光等人，还是第一师的营长或连长，邓比他们的地位高；北伐军进军武汉、围攻武昌时，邓是攻城司令；所以邓在黄埔学生中和北伐军中的威望很高。北伐进展到达长江后，接受改编的北洋军队，要仿效北伐军也设立政治部，他们推荐亲信来主持自己部队的政治部，这些新成立的政治部负责人，到武汉来谒见邓演达，他们对邓都十分钦佩。
　　蒋介石虽派邓演达担任武汉分校主任，但对邓并不是十分放心的。“三月二十中山舰事件”发生时，邓反对蒋介石的阴谋行为，蒋曾将他一度拘禁。现在设立武汉分校挑选主任人选，因邓声誉最高，蒋不得不派邓来担任这项工作，但又对邓嫉忌，故分校在筹备时，蒋就指令不设教育长，而设一个秘书长，负责分校的全部行政事务。他派了一个革命叛徒周佛海做分校的秘书长，目的是控制武汉分校。周原在中山大学任教授，一九二六四五月间，他在报纸上大登启事、声明脱离共产党，这大受蒋介石的赞赏。北伐军成立总司令部后，即聘周为总司令部顾问。筹备武汉分校，后来又委他为分校秘书长，主持分校行政。（分校秘书长职权，仅在校长和主任之下。邓演达兼职多，不能常到分校，周就可以总揽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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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九月，吴佩孚的军事力量已被击溃，北伐的战事重点，已转为对孙传芳的部队，在南浔线马迥岭一役，击溃孙传芳一部份主力（孙传芳手下骁将谢鸿勋在此役被击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设南昌，武汉改设行营，又以邓演达为行营主任。邓不能分身到南昌，便推荐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郭沫若为政治部付主任，率领政治部大部职员随蒋介石驻南昌。政治部的事务虽然分轻了，但邓还是不能多顾分校的事，他调用和聘用几个重要干部来筹备建立分校，邓只是处于监督地位。我在分校七个多月，也仅仅见到邓来过分校两次。平时是周佛海、杨树淞等到邓的寓所去请示。一九二七年一月初，蒋介石曾到分校一次，邓没有陪蒋介石来分校（是由张治中陪蒋介石到分校）。武汉分校成立后，分校的礼堂和办公厅内，悬有三张大小相等的大照片，中间是孙中山，左右是蒋介石和邓演达。
　　分校设在武昌城内的两湖书院，这书院是清朝两湖总督张之洞所建立的。这地方本来不适宜于做军事学校的，它不仅不能设置作为练习射击用的靶场，连稍宽阔稍像样的操场都没有。不过开办武汉分校的目的为培训政工人员，对军事课程和操练都非重要。加以分校仓促建立，急需校舍，那时两湖书院的房舍又在空着，不须另建校舍，也就因陋就简作为分校的校址了。分校虽然成立，但内部陈设桌椅用具早已没有了。这时调来分校的教职员已到了不少。报上早又登了招生启事，启事内说明也招收女生，这是中国军事教育史上的创举。各地男女青年，听到成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并在招生的消息时，纷纷报名。到要举行考试时，书院内只有几张桌椅，我们很着急。分校的管理处长叶某，便发动附近居民在一夜之间，将武昌一所已封闭的教会学校内所有桌椅搬到分校，摆得齐齐整整，依期举行考试。新生考试，本应由教官来监考的，因教官不够，临时也将我拉去充任监考。不久发榜，新生陆续入学。
　　北伐军到了长江，感到炮兵工兵的下级干部需用迫切，蒋介石一面催促从速开办分校，一面致电广东黄埔本校，要把一部份五期学生调来武汉学习。那时黄埔四期学生已经毕业离校，五期学生已经开学。蒋介石电令黄埔本校，除了步兵科全部留在黄埔本校习学外，其余的政治科和特科（炮兵科和工兵科），一律调来武汉，并入武汉分校。这批黄埔五期学生，亦于分校开学时调到武昌。五期的政治科学生，也住入分校，炮科和工科学生则住在武昌城东洪山附近一所教会学校内。武汉分校就正式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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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汉分校的组织、人事、和其他

　　武汉分校校长仍是蒋介石。分校设有主任，是分校的领导人，主任是邓演达。主任下设秘书长，负责分校全部行政事务。秘书长是周佛海。秘书长下有办公厅，办公厅主任秘书姓曾。分校有教务处，分设政治总教官和军事总教官。政治总教官是恽代英，军事总教官是蓝腾蛟，蓝是日本士官和日本工兵学校的毕业生。分校有管理处，处长叶××（忘名），管理处的业务，等于一般军事机关的副官处和军需处。管理学生的有总队长，总队长是杨树淞，杨原是黄埔本校第四期工兵大队大队长。总队下有三个大队和一个女生队。大队长和中队长多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但也有个别是黄埔军校前期的毕业生。第一大队大队长是陈××（忘名外号是“陈婆婆”）。第一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是林××。女生队队长姓曾，人们称他为“曾麻子”。其余的大队长中队长，我很少和他们接触，不但名字记不起，连姓也记不起了。分校有政治部，政治部下设宣传、组织、总务，三个科。政治部主任由周佛海兼，政治部主任秘书是吴企云，宣传科长是一个湖南人，曾在日本和欧洲几国留过学，能操几国语言。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李达人，是黄埔二期学生。宣传科有一个科员陈毅，（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陈毅外长）。政治部附设有图书馆，虽仓促成立，但搜集的书仍不少。总在万册以上，这是分校派员携巨款秘密往上海购办的（当时上海尚在军阀孙传芳掌握中）。此外分校还有一个特务连，连长初为黄埔三期学生陈泽寰，后来是一个留用的北洋军队军官曹文彬。

　　武汉分校招收的学生，列为黄埔军校的第六期，他们全部编入政治科。从广东调来的第五期政治科学生，住在原两湖书院的东斋，第六期的政治科学生住在书院的西斋和南斋，
　　在黄埔本校的第一、二、三、四期学生队内，是不设指导员的。武汉分校一成立，首先在女生队设置指导员两人。其中一位名彭绮兰，安徽人。另一位听说是施存统的爱人。学生在举行政治讨论，或举行选举学生自治会的成员时，临时由政治部派人到场指导。到三、四月间每队才设置固定的指导员一人。第五期的政治科各队，也照设指导员、炮科和工科则没有设置。各队的指导员，除了我不是共产党员之外，其余全部是共产党员（其中我记得姓名的有崔南山，杨×云等人）。
　　武汉分校教授的课程，基本和黄埔本校第四期的一样。只因校址的位置和没有较大的操场，对操场教练和野外演习，就大大减少了。六期政治科学生，没有经过入伍生这一阶段。政治课的课目中，有《三民主义》一课，当时周佛海坚持要由他来讲授。后来他的讲义、编印出版名为《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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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之前，湖北在吴佩孚部下的肖耀南反动统治下，人民备受压迫，地方风气也极闭塞。北伐军一到武汉，给当地居民极大惊奇和兴奋，甚至广东部队的服装，也引起当地人的惊奇。北伐军攻克武汉，自广东出发的部队，尚未发有寒衣，武汉下雪，广东部队一些十六七岁的年轻勤务兵，很多还穿着单衣、有的还穿着短裤。很引起当地居民的惊奇，多说“广东兵不怕冷”。武汉分校在筹备时，就已任用女职员，女生队有女指导员，总队部有一位姓夏的女书记，政治部也有几位女录事，当她们穿着军服在街上行走时，引起不少儿童和成年人尾随或围观，认为是“新鲜的事”。北伐军的到来，当地过去受压迫的劳动者，也得到保护。例如有一天，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在分校门前啼哭。特务连的指导员问她有什么委曲。她说，她受雇于分校一个云南籍的军事教官家中，被雇主夫妇无端毒打成伤。这指导员送她进医院住院医治，还报告校当局，勒令这个教官夫妇赔偿和向这女佣道歉。居民认为在过去是从来不能做到的。当时给当地居民最大兴奋的，还数蓬勃一时的反英运动和收回汉口英租界运动。武汉分校也派人参加这个运动。那时武汉成立一个“反英斗争各界联合会”，分校也作为一个单位，派了一个工作小组去参加。小组组长李鸣珂（四川人，黄埔四期同学）他和我在分校学生总队部同住一间寝室，他是共产党在武汉分校的联络员，经常有人来找他。我尚记得有一个江西来的青年党员高标，高是来投考分校的。还有一个从四川出来的叶镛，叶也是四期同学，北伐战争开始前，蒋介石派他回四川做调查工作，他从四川出来，准备见蒋介石，汇报他回到四川后的工作情况。我还记得李鸣珂和叶在我们寝室内详细研究汇报四川地方军阀的兵力，驻防地点与政治态度等。李担任反英会斗争工作小组长后，我见他天天一早带了几个人，挟了一大捆宣传品过江到汉口，入黑才回来。不久，李离开分校，党在分校联络员任务，改由陈毅担任。后来李鸣珂在重庆搞地下工作，在一次进行暴动的时候，为军阀刘湘逮捕杀害。
　　分校开学不久（约在一月初），蒋介石从南昌来到武汉一次，武汉的部队和机关社团，在武昌阅马厂为他举行欢迎会，武汉分校学生也夹道欢迎他。蒋从码头步行到行营，然后到阅马厂的大会上照例演讲。站在主席台上的黄琪翔，当蒋讲话稍一停顿，黄就振臂高呼：“蒋总司令万岁”不下几十次之多。黄高呼时，广场的军民，也跟着大呼。北伐初期战争，有两个团长战功最多，一个是四军独立团长的叶挺，一个是第十二师的黄琪翔，他们都晋升一级，他们两人是当时北伐军中仅有的少将级团长。蒋介石在武汉停留期间，曾到武汉分校一次，对分校学生讲了一次话后，就匆促走了，以后就没再来过了。

　　那时孙传芳的部队，自江西溃败，残部已经退往江苏，北伐战争，已取得基本胜利。反英斗争和收回英租界，也取得一定胜利。武汉在胜利喜悦中。街上经常有各种宣传队。武汉分校也组织学生分赴武汉三镇，在街头演讲；还组织一个话剧团，在汉口“老圃游乐场”作宣传演出。那时闻名于世的“邓肯舞蹈团”刚从苏联来到中国，也在汉口“老圃游乐场”演出。武汉人民和武汉分校的同学们也都非常兴奋。热烈情绪，自黄埔开办以来，未曾有过。但就在这时，（一九二七年一月）蒋介石又在准备和部署他的反革命行动了。这情况，在黄埔学生之间，出现了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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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从广州迁都武汉。未迁都前，在武汉设立国民党中委和国府委员联席会议，推邓演达、徐谦等主持。蒋介石对此极感不满。蒋从武汉回到南昌后，即表示要迁都南昌。他将路过南昌的中委截留在南昌。一九二七年二月向，邓演达、吴玉章、徐谦等，在武汉组织行动委员会，发表宣言，反对蒋介石截留中委，要求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农工运动。这样，武汉与南昌就形成了对立。
　　我是提前离黄埔参加北伐的。到达武汉，听到从广东后方来的同学们讲：“黄埔同学会”已经在广州成立，武汉也将成立分会。二月下旬，有同学告诉我，黄埔各期同学今天聚集在汉口特区（即以前的德国租界）某号开会，商议要事。他邀我也去。我立即前往，那地方是一座大洋楼，楼下大厅里，有百多人正在开会。出席的各期黄埔生都有，还有十几个只系腰带身穿分校学生服装的五、六期在学同学。我到达时，他们的会，大概已开得很久了，他们争论着一个问题，曾旷情正在发言。（他似是这天开会的主持人），他说，我们要联名写一封信给邓教育长，警告他不能采取与校长（指蒋）持反对的态度。现在征求同学们的意见和签名。曾旷情说要警告邓演达的具体原因，大概我未到来以前已讲了，我未听到。我猜想大概不外说邓公开反对蒋介石蔑视党权，独裁专断的问题。曾发言后，另一同学余洒度接着发言，表示不同意。接着又有几个同学发言，也表示不同意。曾旷情是黄埔一期学生，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余洒度是二期学生，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积极分子，（那时余是一个共党党员，后来才叛变，并为蒋石介所枪毙）。当时会场上争论得很激烈。争论的结果，在场的人，支持邓演达的占多数，那封警告信也就发不成了。那时蒋、邓之间的分歧，正是蒋介石再度明显表露他的反革命面目，是以后“宁汉分裂”的前奏。一场政治上的风暴快要到来了。
　　接着武汉的报纸陆续报导。说蒋介石从江西出发东征。出发前，蒋纵容部下残杀赣州工会领导人陈×贤，主持暴行的凶手是黄埔一期职员倪弼。蒋还派他的总司令部的特务处处长杨虎，搜罗流氓黑社会分子，在九江安庆沿途逞凶，迫害进步工人。武汉分校的学生，主要是政治科的学生，他们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党员，他们对政治问题都很敏感，看到这些消息，大家都非常愤慨和紧张。分校政治部办的四开版的三日刊上。也逐渐刊载一些控诉和抗议的文章。
　　四月上旬某日，分校全体学生集合在分校操场上，欢迎汪精卫、陈独秀来校演讲。那时汪精卫刚从法国回来，他到达上海时，在四月五日和当时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发表了一个有名的“汪陈联合声明”。那时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尚未受到公开批判。汪精卫也披着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外衣，还迷惑着一部份人。在那样政治沉郁和紧张的形势下，他两人来分校作报告讲演，同学们都感兴奋。不少人对两人还抱有幻想，就是一些平时对政治较冷谈的人，也久闻他两人的虚名，渴想一瞻他们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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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陈到分校来，是在他们在上海发表“汪陈联合声明”几天之后。平时分校举行报告会，都是在操场中央摆上一个木制的演讲台，那天特别在靠墙的地方搭了一座主席台。到时，分校主任邓演达亲自伴倍他们到来。来的除了汪、陈两人外，还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还有一个英国著名进步工人领袖汤泼生和日本的共产党领导人（名忘）等人。开会时，汪精卫坚让陈独秀先讲话。那天陈独秀讲的是党和军队的关系。他说一定要党指挥枪杆子，绝不能让枪杆子指挥党。当时我体会他的意思，是批评国民党不能控制蒋介石的滥权。那天的主席台上，摆有许多坐椅，台上的人都是坐着的。陈独秀讲话时，汪精卫站起来，走到台前，很仔细地听着。接着汪精卫走上讲台讲话。声音嘶哑。一时竟发不出声来，停了片刻，还是讲了一段很长时间。不过他讲的内容，我已不能记忆了。汪讲完后，邓演达再三请宋庆龄讲话，但她坚辞了。接着由那个英国人和日本人讲话。那天汪精卫陈独秀等在分校讲话之后，分校的同学，对革命前途疑虑，还是不得解决。但有一些学生，却很赞赏汪精卫的讲话艺术，说他讲得有声有色，确是一个“出色的演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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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校内部激烈的阶级斗争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四月十三日在武汉各报刊发出来后，武汉军民和分校员生，顿时震动和愤怒起来。分校墙上，立刻就贴满了“打倒新军阀蒋介石”！“反对独裁”！“严惩屠杀工人的蒋介石”！的标语，民情愤激。在武汉分校的职员以至学生中的一些保守分子，反动分子，例如秘书长周佛海等，摄于当时武汉的革命形势，和学校内进步学生的声势，不敢有所动作，只好随和着。在分校的五、六期政治科各队学生，自发举行集会座谈。各队队长，有些支持他们，有些也不能不听任他们。有些学生立即套用那时流行的《打倒列强》的歌谱，拟了一首《打倒新军阀》歌词唱了起来，各队的同学也跟着一同歌唱。过几天，街上的儿童和一些青年也跟着唱起来。这歌词当年在那里流行过一时：
　　“蒋逆介石，蒋逆介石。新军阀，新军阅。我们大家起来，打倒他，打倒他！”
　　过了十多天，武汉各团体和各界人民，在武昌阅马厂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声讨蒋介石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万人以上。广场上除搭有主席台外，在场中心还搭有一座较高的指挥台。开会前夕，分校给我命令，说：明天的大会，会场外治安，由二十四师负责（即叶挺师，叶是当时的武汉卫戍司令），会场内的治安由武汉分校负责。分校命令我指挥派出维持场内保安的学生。关于学生纠察组的编组，也由我负责安排。我接到命令后，当夜，我要各学生队，都抽出一班作纠察队。为便于必要时检查，还叫女生队也派出两个班参加。开会时，我以原建制各班为单位，每班插入两名女生，要他们不断在场中持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巡逻。我站在指挥台上指挥。因为怕失职，我集中精神，来照料大会会场治安。对于大会主席台上是谁在主持，有谁在发言，他们讲什么，我就不注意了。只见人们挥舞着手中小旗。呼喊着雷鸣般的口号声，真是一次群情激动的大会。会后有人告诉我，那天散会时，群众还押着杨引之等几个反动分子游街（杨是黄埔二期学生，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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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过了两天，广东的反动派也在四月十五日开始大量逮捕屠杀共产党人，革命人士、进步工人和学生，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地方，也是如此。这些消息，报上不断登载，武汉分校的进步学生，不胜愤激。有一天，我经过一个学生课室，学生们正在开会，会上就有学生大呼：“我们一定要以赤色恐怖来对付他们的白色恐怖！”。自此以后，分校顿现紧张状态。分校内两个阶级的尖锐斗争拼发出来了。当时学生斗争中有些具体情况，我是不能尽知的，我能知道的只是我一些亲历的事。

　　“四、一二”事变发生前，我原在分校特务连当指导员，已奉调改任第六期学生队指导员职，刚碰上“四、一二”事变发生，分校命我暂留特务连十天。在这段时期，有一天下午，我接到分校主任办公厅给我的密令，密令的签发者是秘书长周佛海，他命令我在当天深夜到一个学生队，将两名反革命学生逮捕，将他们关押起来。我照命令执行。到半夜，我带了特务连一名班长四名士兵到那个中队，将尚在睡梦中的值星官轻轻喊醒，我将手令给他看，叫他带我到那两个学生所在的寝室。士兵守在门外等候，值星官领我入寝室，由他轻轻叫醒受逮捕的学生，要他卷起铺盖衣服跟着出来。我和几个士兵就将他们押送到分校后面的禁闭室内关了起来。逮捕时，受逮捕的学生，尚在睡意朦眬中，既未抵抗，也不发问，只是默默地依着我的话做。同寝室的学生，都在酣睡，连队上官长，除值星官一人外，并无别人知道。第二天或隔一两天，我又接到同样命令。每次受逮捕的学生，有时一个，有时两三个。逮捕之后，那队上的值星官，当然要报告他的队长，队长也不敢多问。队上同学们翌晨发现有同学失踪，想提出谈谈，亦即遭队上长官禁止。在那时一种紧张严厉的气氛下，各人都不敢多做声。
　　当时我只是照命令执行。但也想过：周佛海是蒋介石的人，现在武汉分校学生，为反对蒋介石在长江下游的暴行，而掀起革命义愤，在分校进行尖锐斗争，要逮捕一些反动分子，这当非周佛海的心愿。是什么人或是什么机构，能迫使周佛海下令逮捕反动分子呢？我还不很清楚，只隐约听到，这时校内的革命教职员和革命学生，成立一个组织，这组织不知是叫“革命委员会”还是“肃反委员会”，我还搞不清楚。总之，当时是有那么一个组织，才能逼使周佛海这样做（邓演达是不到分校的，周佛海是分校的最高负责人）的。有一天，我因事要向周请示，闯进周佛海的个人办公室，见周坐在他的办公椅上，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李达人俯身倚靠在周的大办公桌边，两人正在低声密语。他们突然发现我进来，面现惊惶，即刻停止交谈。我向周报告几句和请示的话后退出。他们谈些什么，我是不知道的。
　　“四、一二”事件发生后，武汉分校内一些反动派，慑于当时的革命形势，不敢公然反抗，但仍然有秘密组织活动。被逮捕关押的反动学生，几天后，大部份人从关押室中逃走了。关押室门是上了锁的，窗口是有铁枝的，门外站有特务连派的卫兵守卫，怎么会逃走呢？非有外面的人帮助，囚押在内的人，是逃不出的。是谁暗助他们逃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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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仅有被扣押的反动学生潜逃，还有未受扣押的反动学生和教职员也有潜逃的。那些人逃到南京后，蒋介石对这些“忠实信徒”，十分优待重用。例如分校一个五期工科学生丘士琛，潜逃到南京后，蒋介石就派他和其他几个分校逃出的人，到日本去留学。丘后来做了蒋帮的工兵团长及工兵监（丘解放后被逮捕，经改造后释放，回到海南岛原籍安置）。
　　当时武汉分校不仅有反动学生受扣押，军官中也有受扣押的。我记得的如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李达人，六期学生队第六中队长陈一平（湖北人，黄埔三期学生）等。李达人后来移押在武昌监狱，到蒋介石势力回到武汉后才获释放。这时周佛海不敢再呆下去了，在五月中旬，他秘密逃往南京。接着政治部秘书吴企云和其他一些官佐也逃走了。周佛海逃到南京后，还写了一篇《逃出赤都武汉》的反动文章。

　　在那场激烈尖锐的斗争中，分校的反动学生，也有个别受到枪毙镇压的。其中有刘×兴。（刘的全名忘记）、他是六期政治科第二队的学生，湘西人，是我担任指导员那个中队的学生。刘的被镇压，是在六月间的事。那时武汉分校的学生已编成“中央独立师”，开往鄂南，去迎击夏斗寅部和去防御四川军阀杨森东下的军队。在行军中，刘还写稿寄回武昌给分校政治部所办三日刊上刊出。他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句子：“我要奋斗到底，除非我吃卫生丸才停止”。我们部队开到新堤时，后方派人到我连上来，说刘是反革命分子！要提他回去审讯。刘就被押解回去了。留在后方的人后来告诉我说：刘在他的故乡有反革命罪行，解回武昌后，已将他镇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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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校学生编成“中央独立师”出发迎击夏斗寅部

　　蒋介石攻占南京后，在南京拼凑“国民政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对立，当时称为国民党的“宁汉分裂”。“四，一二”后，蒋介石在长江下游，禁止物资西运，对武汉施行经济封锁，武汉方面颇陷困境。张作霖乘此机会，将他的奉军开入河南，联同在河南的吴佩孚残部，沿京汉铁路南压，准备向湖北进攻。在这样形势下，五月初，武汉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北伐。武汉政府的主力部队，如唐生智的刘兴、刘建绪两个军，张发奎的第四军，原来由陈铭枢统率的十一军等，俱开往河南。留在武汉的，仅武汉卫戍司令叶挺所率的第二十四师。武汉十分空虚。蒋介石乘机嗾使驻鄂东大冶的夏斗寅师，和在川东的杨森军向武汉进袭。夏斗寅部，从鄂东迂回咸宁，沿铁路向武昌猛扑。五月×日、已将迫近贺胜桥，这时武汉处在危险状态中。
　　武汉分校自秘书长周佛海出逃后，分校撤销秘书长建制，改设教育长，由候连瀛担任教育长。在夏斗寅部将迫近贺胜桥的那一天，候连瀛召集分校各大队长各中队长，宣布因军事紧急需要，分校奉命改编为中央独立第一师。先将政治科学生编成第一团，由他担任师长，杨树淞任付师长，宗汉英任参谋长，（宗是陆大学生、这时到分校任训练处处长），蓝腾蛟任第一团团长。分校的各大队长改为营长，中队长改为连长。要立即出发，出发需用的行军作战物资，已经领到，立即发下，要在当天午夜前完成一切准备。
　　我们听到这宣布后，都有些紧张，但并不惊慌。我所在的第二中队，改编为第二营的第四连。在那天傍晚时，我因事到教育长室去找候师长，我进入他的办公室兼临时卧室时，天已入黑，只见候站在室内，有一个穿航空服的俄顾问向他汇报，在旁一个译员替他翻译。俄顾问说，下午六时，夏斗演部已抵达纸坊附近，似颇疲惫，看模样似将在纸坊附近休息，可能于今夜或明晨拂晓前进攻武昌。顾问还说，我方叶将军部（指叶挺的二十四师）已经开到纸坊之南布防。侯问了他几句，就请他上床休息。这俄国人一倒身仰面躺下，不到几秒钟，即鼾声大作。那译员说：“他已经整整飞行侦察一天了”。那时俄国友人对我国革命事业是无限热心的。我向侯连瀛报告我连改编后一些事后，他说“两小时后，我们就要出发，你回去准备”。
　　那夜十点左右后出发，乘上通蓬火车。火车熄灯开行，司机工人将车开得尽量减少声响，到纸坊附近下车。我们这一团是在叶挺师的左翼。拂晓前枪声打响了，天刚露曙光，我们冲锋，夏部就败退，我们乘胜追击。一直追到咸宁附近。在作战追击时，我见二十四师的俄顾问，虽已白发苍苍，也佩了驳壳枪，跟着队伍前进。纸坊作战，是武汉分校学生第一次上火线，就是分校的官长，也有很多人是第一次上火线的，我连的林连长，虽是保定出身的老军官，他也还是第一次上火线的。独立师作战经验是不足的，如果不是配合叶挺师作战，分校学生虽很勇敢，但是还打不退夏部的。纸坊一战，保卫了当时的武汉政府。这一战，我第四连只是一排排长廖奇龄受了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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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叶挺在咸宁车站附近，对独立第一师官生讲话。他讲话大意是：革命军人应献身于革命事业，要不惜牺牲。同一天，分校新任政治部主任施存统到前方来，也对全团学生作了一次鼓动士气的讲话。叶挺师是当时武汉唯一的警备部队，将夏斗寅部击退，他的师要开回武昌，独立第一师则继续前进。是夜，我们继续沿着小路搜索前进。我这一连是尖兵部队。分校学生虽是初上战场，但处处仍显得很机警。当我在前头带着一排在微弱的星光下前进时，忽然身边两个学生轻轻向我说“有人”。我说“搜”，他们真在矮树丛中搜出一对身穿农民装束的青年男女。女人还手抱婴儿。那两人望着我们只是发抖。原来他们是种地的，住在附近一间屋内，因怕军队，所以抱了孩子躲在屋外。我告诉他们，我们是“文明军队”（在北伐战争时，湘赣鄂的农民称有纪律的北伐军为“文明军队”），不必怕。后面来的也是我们的部队，可以回屋里去睡。我看这一对农民恐惧的样子，使人感到难过。

　　夏斗寅的残部溃退后，朝崇阳通山窜逃了。我们到达蒲圻后，奉命不再追击。这时杨森的川军，已东向占据了宜昌沙市，独立师又奉命向西堵防川军。我们从圻蒲折回嘉鱼，在嘉鱼度了端午节。又经过新堤到沔阳天门一带，在那个湖沼地带穿插。后来又折回到监利附近。这时我看到在团部发下的命令中，才知道指挥保卫武汉西线的指挥官是程潜。程潜是北伐军第六军军长，当进攻南京时，美、英帝国主义的兵舰向下关炮击，第六军英勇回击，为媚外的蒋介石所不满，程大概是受蒋的排挤跑到武汉来的。独立第一师实际仅有一团人。我们在湖沼地带行军驻军时，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前后回旋，并分写第一团第二团的驻地标志。川军派出的间谍，也确给我们迷惑了，我们曾俘获过一名川军派来调查独立师兵力的间谍，据他口供，敌方是以为我们有整师人。对这名间谍，我们按军法将他枪决了。但我们始终未曾与川军交战。
　　独立师出发时，师长侯连瀛参谋长宗汉英没有同来，只是付师长杨树淞带领部队出发。第六期政治科学生全部编入第一团。女生队也有一部份随军出发，随第一团出发的，担任救护和宣传。其余的则派在金口（在武昌之西），担任那里的检查哨工作。那时杨森的川军，大概看到偷袭武汉的夏斗寅部，一下子就被击溃败北，也就不敢再深入，只停留在宜昌沙市之间，按兵不动。一九二九年二月间，我在重庆，见到当年在杨森部充师长的范绍增和他的参谋长罗希成。谈及当年川军出鄂西的旧事。他们说，杨森和范本人以及一些高级将领，在鄂西都发了财。那时虽是两军对垒，但长江水道还是畅通，从四川东运的鸦片烟，他们从中抽税，收入巨大。如果真的引兵进攻武汉，既冒武汉政府从河南抽师回来迎击的风险，那条在鸦片运输发财之路，也就断绝，所以不如按兵不动为妙。范等所讲的话，谅是实情。所以武汉分校学生改编为独立师，仅仅在纸坊打了一仗以后，就没有再打仗，只在鄂西盘旋了一段时间。在分校女生队中，有一个女生名谢冰莹，在这时她写了一本《从军日记》，书中所记，反映了独立师在鄂西作战的一些情况。

　　六月中旬，奉系军队在河南作战失败，退回河北去了。我们听说，汪精卫等在郑州与冯玉祥开会，决定河南地盘交给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的部队陆续撤回武汉。七月初，中央独立师奉命班师回到武昌。

西岭望雪

      谢谢友情辛苦转帖!

嘟嘟

谢谢友情辛苦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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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4 10:54

小圆石

  黄埔军校走出过一大批优秀中华儿女。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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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4 16:20

  　　
　　

燕归来

   谢谢友情热情转帖，给我们补上一节历史课。我们确实 需要补一补有关黄埔方面的历史课。历史的真相不能长期掩埋。

难得不糊涂

嘟嘟的奶奶胡筠就是女生队学员。离校后回到家乡平江与彭德怀一起领导了平江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