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青岛遗传学会议：
“双百方针”的试验场
“英国一本小说《双城记》中，男主角在向女主角表示爱情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好像一个在幼年时期就死去的人。今天我把这句话改为：我好像是7年以前的遗传学家。因为7年前我还是一个遗传学工作者。如果我知道国际水平是什么，那还是1949年以前的事。”
这是在1956年8月的青岛遗传学会议上，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吴仲贤的开场白。
吴仲贤曾在清华念西洋文学，为避免和钱钟书竞争庚子赔款的文学奖学金，在留学时转向生物。后来，却发现自己所学的摩尔根派理论毫无用武之地，只能教授家畜饲养学。于是，熟稔外国文学的他，这样说出了当时海归学者们的心声。
青岛会议，是在中宣部领导下，由中科院与高等教育部联合组织，召集中国遗传学的摩尔根派和米丘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举行的一场为期15天的座谈会。
当年，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的黄青禾，与科学处的同事、妻子黄舜娥一起，从会前的准备工作到会后的追踪调研、整理出书，全程参与了这次会议。他们多年来始终关注着此事。
“严格说来，青岛会议并不算一次成功的学术会议，而是一次贯彻领导意图的工作会议。不过，它仍然意义重大：这是建国后科学界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首次会议，不仅对遗传学、农学和生物学界，而且对整个学术界，都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部部长的79岁老人黄青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只有毛泽东才有这种气魄和能力来做这件事”
如果翻看当时的会议记录，就会发现，确如黄青禾所说，这的确算不上一场严格的学术会议——1956年，国际上已经确认了DNA双螺旋分子结构，而在这个会上，人们还在争论遗传的物质基础是什么。
但若将其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这次会议的召开则自有深意。
1956年之前，中国一直处于“全盘学苏联”的热潮中。李森科作为苏联科学家的榜样，被较早介绍到国内。他打着苏联著名园艺学家米丘林的旗号，提出环境与生物体是统一的，生物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能遗传，并否认基因的存在。而经典的摩尔根学派，则师承孟德尔定律，认为基因控制生物的遗传与变异。
1948年，苏联农科院召开了著名的“8月会议”。李森科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经典遗传学——摩尔根学派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此次会议确立了米丘林生物学在苏联学术界的统治地位。
受苏联影响，米丘林学派在中国生物学界也成为唯一正确的遗传学说，很多学校的摩尔根学派遗传学课程都被取消，李森科给“摩派”戴的几顶“帽子”也被国内所沿用。
直到1956年。
这年2月，苏共20大召开，赫鲁晓夫作了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中共高层为之震惊。
4月，来华访问的苏联生物学家齐津院士带来了“米丘林派”的代表人物李森科被解除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的消息。
此后不久，康生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民主德国执政党——统一社会党党代会之后的汇报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
汇报称，该党宣传部长哈格尔告诉中共代表团，他们的农科院院长汉斯·斯多倍是摩尔根派育种专家，对国家贡献很大，但一惯抵制李森科派观点。该国鼓励他学习李森派，但不强迫他改变观点，继续让他当院长。
4月18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又将之批给了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黄青禾也看到了这份报告。
在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以苏为鉴”之后，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央对科学界和文艺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宣称，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例如说什么‘米丘林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之类，就是错误的。”
正如于光远后来所说，遗传学问题成为了中共中央制定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个主要依据。并且，它也成为最早受双百方针之惠的试验田。
陆定一作“双百报告”之后，就部署于光远，会同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准备召开遗传学座谈会。
对于这次会议，黄青禾认为：“从深层背景看，这次会议是毛泽东导演的、纠正斯大林所犯错误、显示中国共产党自主正确路线的一个重要部署。斯大林导演了宣判摩尔根学派政治死刑的苏联农科院1948年会议，而毛泽东导演了为摩尔根学派恢复名誉的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当时，也只有毛泽东才有这种气魄和能力来做这件事。”
编写“白皮书”
于光远拿着毛、陆的批示，开始找科学院、高教部的相关人员和专家。当时，中央关于科技工作的政策和决定，都通过中宣部科学处来落实。
其时年仅26岁的留苏学生翟中和便是在此种情况下见到了于光远。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翟中和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那时，他完成在列宁格勒大学的学业，刚刚回到北京，就接到于光远的电话，说要见他。他有些惊奇，中宣部的一个处长，要亲自来见一个普通学生。
两人在翟中和暂住的高教部招待所谈了整整一个下午。
翟中和也给了于光远一个意外。因为从苏联回来的他，并非于光远所想象的那样，是李森科的忠实“粉丝”。由于列宁格勒大学学术气氛宽松，在莫斯科气焰极盛的李森科一派并未在该校占据完全的上风，翟中和同时接受了“摩派”与“米派”的教育。这让于光远感叹，原来苏联的遗传学界也并非铁板一块。
他当即邀请翟中和，参加8月的青岛会议。翟中和与其他两位刚从苏联学成回国的年轻人一起，成为这次会议中最年轻的参加者。
黄青禾所在的科学处自然科学组，奉命为会议准备科普材料，编写一个小册子，供与会者参考。因为与会者除了专家学者，还有各省、各大学及科研院所的领导。
这个白皮小册子，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摩”“米”两派的基本理论，由在北大生物系当过老师的孟庆哲编写；第二部分介绍中国两派活动的情况，由黄舜娥编写；第三部分介绍苏联两派争论的情况，因涉及到大量的俄文材料，由懂俄语的黄青禾承担。
领了任务以后，黄青禾去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查资料，查了三个月，写了几万字的材料。他发现，原来苏联国内早就开始了对李森科的大规模质疑与批判。李森科不仅在学术上自我吹嘘和弄虚作假，还借助政治势力，打击、迫害别的遗传学家。
黄青禾编写的这部分材料，成为国内最早的关于苏联扶植和批判李森科遗传学过程的中文内部资料。“在青岛会议上，这部分材料给大家的印象最深、思想震动最大。”于光远事后回忆说。
咖啡屋辩论和“西瓜座谈”
“为了贯彻‘百家争鸣’，党决定，对学术问题，党不做决议，让科学家自己讨论。”8月10日，遗传学座谈会在中科院青岛疗养院开幕，于光远在发言中开宗明义讲道。
时任中科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的童第周致开幕词。他说，当前中国遗传学界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过去摩尔根学说被批判了，不敢介绍；现在李森科学说也被批判了，更觉得无所适从。”为此，他号召大家：“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把自己的见解尽情地发表出来，不怕争论，要争论得愈热烈愈好。”
起初两天，大家还有些拘谨。随着会议的进程，气氛越来越宽松，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讨论中去，开始抢着发言。有时，到了吃饭时间，会还没有开完。
“整个会议其间，‘摩派’发言较多。一些刚从美国回来的‘摩派’学者，说话比较直接，不仅否定‘米派’，还直指国内一些‘摩派’学者的知识结构也老了。”黄青禾回忆。
但大家都还保持着学者风度。最多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证明是正确的，你们再抱着一些旧观念已经不够了。”
作为“摩派”代表人物，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先骕在整个会议中的发言多达11次。之前，他因在其编写的《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说，李森科派是苏联政治干预学术的产物。为此曾遭到点名批判。该书原本用作高校教材，也被销毁。
胡先的发言给黄舜娥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回忆说：“胡先生虽然之前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在发言中流露出个人情绪，而是非常生动地、像讲故事一样精彩地表达了自己的学术观点。”
会议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是获得性究竟能不能遗传。“米派”认为，后天获得的性状可以遗传。而“摩派”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基因。他们举例说：一只被切掉尾巴的老鼠，生出来的老鼠还是有尾巴。
摩尔根的嫡传弟子、复旦大学教授谈家桢反驳说：“我们搞生物科学的人，也希望获得性能遗传。比如我们现在念了书，以后生了儿子不念书也能有知识，这不是更好吗？但是我们不能把愿望作为结论。”
实际上，为期15天的讨论，这些学术问题并没有获得结论。
会议期间，每天都是上午座谈，下午休息，或在咖啡屋自由议论，或下海游泳，晚上则是休闲时间，大家常聚在一起吃西瓜。
下午，于光远通常坐镇咖啡屋，回答大家的提问。“结果到咖啡屋的人挺踊跃，纷纷向我责难。”于光远回忆说。
吃西瓜时间更为轻松。翟中和记得，在一次“西瓜座谈”中，曾被批判了6年的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李竞雄问于光远：“究竟我们摩尔根派是真反动还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于光远说：“我们从来没有说摩尔根学派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也不认为摩尔根学派是反动的。把大家组织在一起讨论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
8月20日，于光远做了第二次长篇发言。
“我主张以前给摩尔根派戴的那顶唯心论的帽子，从这个会起，从今天起，应该摘掉。我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原来给摩尔根戴的帽子还不仅‘唯心论’，而是‘反动的唯心论’，这‘反动的’三个字更不只是哲学帽子而是政治帽子了，当然更应该首先摘掉。”
至此，可谓明确给摩尔根学派恢复了名誉。
会议结束的那天，晚宴上，不少学者都喝了酒，一些摩尔根派学者跑到台上发表即席讲话。
李竞雄上台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Morganism! ”在会议期间，他曾强调，不要把摩尔根学派说成是一种主义，但喝了酒以后，就宣称自己是摩尔根主义者了。
谈家桢也喝得有了几分醉意，大声地宣称：“我没醉！我没醉！我今天很高兴！”
有人气不过，跑到陆定一那里告状，陆定一回答说：“你们骂人家那么多年，还不许人家骂你几句？”
昙花一现的解冻
青岛会议后，“摩派”与“米派”一家欢喜一家忧。
喜的自然是“摩派”。会后，北京农业大学建立了遗传Ⅰ、遗传Ⅱ两个教研组，沉寂数年的摩尔根学派开始与米丘林学派平起平坐，齐头并进。
忧的是“米派”。它原来处于垄断地位，现在两派平等了，而在平等条件下，无论是学术地位、研究水平或在国际上的声誉，“米派”都竞争不过“摩派”。
但青岛会议给国内遗传学界带来的解冻，只是昙花一现。
随着“反右”运动的到来和李森科在苏联的二次上台，国内摩尔根学派学者很快就遭到了更沉重的打击。从美国回来并在青岛会议上踊跃发言的武汉大学教授赵保国，在后来的运动中被整得精神失常。
直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中国的遗传学研究才真正走向正轨。
对于这次青岛会议，当年的与会者们后来做了很多反思。摩尔根的第一个中国弟子、北大生物系教授李汝祺在1986年回忆青岛会议时指出：“主要缺点是两派各讲各的，各鸣各的，没有什么争论，并没有真正解决学术问题。”
黄青禾认为，当时与会者的发言有折中倾向。有些学者说，李森科派注重解决农业上的实际问题，“摩派”注重实验室研究，两派的长处都值得学习。于光远的讲话也称，两派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但他说，当时确实是那样认识的。
“现在已经证明了，李森科学说基本上就是伪科学，当时的说法还是和稀泥。”黄青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正如谈家桢后来所说：“李森科事件就是一个无知的纪念碑。”
多年过去，如今中国的米丘林学派已经自然消亡。在经过了李森科闹剧以后，被分裂的中国遗传学终于重归统一。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作者 钱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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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16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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