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3# 潇雨
骨肉情深 。陈乃广。 追抚往事，思绪难平，总有一泓浓浓亲情在心里汩汩流淌，那是慈母留给我们的爱，那是兄弟的骨肉深情。。。。。。 在我十岁那年，父亲因历史问题离开了家，母亲含辛茹苦拉扯着我和(小我五岁的)弟弟艰难度日。
母亲没有正式工作，父亲出事后，她以代课为职，四处打听哪个学校有老师请病假或休产假就去顶替，每月工资32元，用这不稳定地微薄收入维持母子三人的最低生活水平。 母亲代课的学校在南门外，离家很远，每晚还要参加不得请假的政治学习，所以母亲只能在周六晚上才能回家。
每到星期六，崇文里巷口的路灯下总是站着两个瘦瘦男孩的身影，那是我和弟弟在眼巴巴地等待着着母亲的归来。
母亲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忙着给我们烧水洗头、洗澡、换衣服。
夜深了，巷口的水井旁只有我们母子三人，母亲蹲在脚盆边搓呀刷呀，洗着两个儿子的脏衣服，我帮着母亲从井中提水，弟弟则帮着拧衣服，井台上洋溢着哗哗的水声和妈妈亲昵的叮咛声，回想起来，那真是我们母子三人的幸福时光。
月光照在母亲的身上，勾勒出她那瘦弱的身影。
母亲的手因开裂而贴着许多胶布；母亲的头发因操劳过早的花白；她用力搓衣的动作显得那么艰难，回忆这一切，我的心隐隐作痛，母亲的形象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那个时候，母亲要忍受着父亲被发落而带来的一切艰难痛苦，忍受社会上对她的一些排斥歧视，忍受人生对她的种种不公正，她撑着，是因为有两个儿子，那是她的一切希望。 每到星期六下午，学校没有课，我就带着弟弟去推板车，那时的搬运工人都是拉人力板车，常请人帮着推上坡，他们愿意喊小孩，人小肯买力，付工钱不多。从中山路推到新河一角钱；从烈士公园西大门推到黑石渡两角钱。我和弟弟顶着烈日，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整整一下午大约可挣三、四毛钱。每当我们把挣来的钱交给母亲时，她总是小心地把它们包在一个小手帕里，轻声地说：“我给你们存着”。
有一年三八妇女节，我和弟弟用推板车挣来的钱给母亲买了一样礼物，等到星期六母亲回来赶紧送给她，母亲打开打开纸包一看，竟是一个口鼻罩！我们天真地对她说：“妈妈，你戴上口罩上课，可以防止粉笔灰进入口中，这样不会得肺病。”两个傻傻的男孩，不知该怎样表达对母亲的爱，然而这幼稚的举动让母亲眼里盈满了泪花。 六十年代初，正赶上国家困难时期，母亲为了省点钱让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儿子吃饱点，自己经常不吃早饭饿着肚子去上班，本来就缺少营养的她，因此而严重贫血并患上了水肿病，脸色苍白，皮肤一按一个洞，老也弹不起来。
我上中学在学校食堂吃饭，弟弟在别人家搭餐，那年月缺油少米，难得吃上一顿饱饭，饥饿的感觉总是伴随着我们。记得有一次晚上两兄弟在一起做作业，我读课文读到“红军长征时用野菜充饥”这一句时，满脸菜色的弟弟眼睛一亮说：“啊，鸡呀？好吃好吃！”
原来他把“饥”字听成“鸡”啦。直到现在，这事还经常成为我们俩弟兄酸楚的笑话。 艰难的生活处境，沉重的思想包袱，使母亲身心憔悴，疲惫不堪，而当时愈演愈烈的极左政治气氛也让母亲预感到她的两个孩子前途莫测，将会有诸多磨难，这让她忧心忡忡，甚至感到绝望，母亲的身体身体每况愈下，她常伤感地对我们说：“以后妈妈要是不在了，你们兄弟要互相关照、好好学习啊，有月亮的晚上，妈妈会到窗前来看你们的。”
每当这时，母子三人就会抱头痛哭……,无形的压力，让年少的我和弟弟过早地感到人生的沉重和阴霾。
我从小酷爱美术，母亲一直非常支持，在我高中毕业那年，母亲四处找人东拼西凑借了一点钱送我到北京报考美术学院，，我顺利地通过了专业考试，可是却落榜了。在那个年代，父亲的历史问题注定了我没有上大学的资格。
而就在这时，母亲终于忧劳成疾，在一次批改学生作业时突然口鼻流血昏迷过去，就再也没醒过来……。 我们兄弟在邻居和亲友的帮助下送走了母亲，回到家中，家显得特别的空荡，用手摸摸母亲的衣物好像还留有余热；木梳上挂着母亲的几缕白发；
沙罐里留着残剩的稀饭；桌子上还有没改完的学生作业本……母亲就这样撒手人寰，让我和弟弟难以面对眼前事实，兄弟俩抱头痛哭。 母亲走了，上大学又没有指望，街道委员时时上门动员，我只好撇下刚进初中的弟弟，别无选择的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 那是在1964年的一个深秋，车站的月台上攒动的送亲友的人群，没有弟弟的身影。早上弟弟去上学时，知道我今天要走而恋恋不舍，一定要送我，我叮嘱他不可以耽误上课，一定要好好学习，这也是妈妈的遗愿，其实我更不愿让弟弟感受离别的痛苦。弟弟很听话的上学去了，母亲刚去世不到一个月，我又离开他，他还只是一个未成年孩子，正需要关爱的时候，亲人却一个个离开他，丢下他孤独一人将怎样度过这艰难岁月呢？ 火车徐徐启动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车厢内响起了歌声，我望着窗外掠过的山峦树木、田野农舍，想到刚逝去的母亲；想到我们兄弟的命运；想到未卜的前途；心中一片茫然，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 一年后的一天，我收到弟弟从郴州华塘农场寄来的信，说他也已下乡。其实按照当时的政策，每家每户有一人下乡就行了，然而学校为了完成下乡指标，硬是动员弟弟也下乡了。我不知道弟弟一个人当时是怎样收拾东西，打点行装的，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过，但是我知道，当时的困难可想而知，他一定比我艰难得多，当时他不过才十六岁啊。 1969年，我从江永转点到浏阳七宝山公社，随即弟弟也从郴州转到浏阳焦溪公社。虽说两兄弟都在一个县，可一个在东乡一个在北乡，也很难来往。
1970年10月，我随浏阳民兵修路大军奔赴湘东铁路建设工地，步行两天到攸县，途经黄图岭地段时，突然听到路边有人叫了一声“哥哥！”我回头一看竟是弟弟！原来弟弟也随他们公社的修路大军来到这里了，他们的民兵营就驻扎在这里。
兄弟多年不见，一肚子话竟不知从何说起，望着渐渐远去的行军队伍，我只是紧握了一下弟弟的手，说了声“注意身体啊！”就随着队伍走了。 数月后，我随文艺宣传队来到弟弟所在的团部演出，弟弟高兴地到后台来找我，终于有了一次和弟弟在一起好好说说话的机会。自从母亲去世后，我们兄弟就各分东西，连见面的机会都不多，更不用说谈心了。 那晚演出结束后，兄弟俩走在长长的路基上，恨不得把分别几年的话都说完呢。
弟弟下到郴州华塘农场后，经历了许多磨练，吃了不少的苦头，但他表现好，能吃苦耐劳，常得到农场领导的赞扬。听着他的言谈，我欣慰地感觉到，弟弟长大了，成熟了。
分手时，弟弟很认真地问我：“哥哥，营指导员几次要我写入团申请书，他说我表现好，够条件。你说我写不写呢？”我知道弟弟因为家庭问题背了很重的思想包袱，连忙说：“那当然是写的好，团组织的大门是敞开的，你要主动靠拢组织，接受考验。”俨然我成了团干部，其实我自己不知写了多少入团申请，到现在已经超龄了还在接受组织考验呢。 一年后，得知弟弟所在的民兵连队将回农村，我赶去给他送行。问到入团之事，他告诉我，团组织对他申请入团的答复是：“像你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入团的。”弟弟说这话时语气异常的平和，然而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其实这样的结果我应当是早有预感的，我后悔当初不该劝他写申请，让他本来负重的心承受如此无情的“考验”！ 湘东铁路竣工后，我也回到七宝山公社，在公社磺矿当合同工，弟弟在他所在的焦溪公社中学当民办老师。
直到1976年，我们兄弟俩在农村度过了漫长的艰苦岁月后，终于盼到父亲的问题得到了平反，恢复原职。当时我已在七宝山浏铁矿干了两年的合同工，矿里好不容易争取到几个招工指标，想优先解决几个知青的转正问题。而这时相邻的浏阳磷矿也到到焦溪公社招工，因为弟弟在那里当民办教师卓有成效，焦溪公社党委极力推荐他，一时间我们感到前途一片光明，想到两兄弟能同时招工，着实高兴了好几天。但是转眼间事情又有了变故，让我们心头压上乌云，因为从浏阳县劳资部门传出话来，一家人在一年内不能同时有两人被招工。这是老天在我们开玩笑吗？
这次如果弟弟招工，年龄老大的我将意味着失去最后的招工机会；如果我被招工，弟弟他还要等到何年何月呀，那些年多变的政策已把老百姓折磨得够呛，我的心里忐忑不安，心绪难平。下乡十多年了，我们兄弟同遭磨难，倍受艰辛，而今有些希望，命运却又如此无情的捉弄我们……
就在这人生的重要关头，弟弟真诚地对我说：“哥哥，如果只能招一个，那就你先走吧，我以后再等机会。”弟弟这句平静的话语蕴藏着多深的亲情厚意，有多重的分量，只有我这当哥哥的才掂量得出来。当时，是他下乡整整十年的时间。 两矿领导也很关注这事，经两矿劳资科协议商定，由硫铁矿先将我的材料送县里审批，磷矿则缓送弟弟的招工表，因为县里的意思是要招年纪小的。 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秋日，我和弟弟站在浏阳县委大门外，等待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看到硫铁矿劳资科冯科长走了出来，他指着手里的材料对我说：“你的批了！”看得出来，为了我的招工，他没少费口舌。“那就好！”弟弟和我四目相对，我们的眼里都噙着晶莹的泪花。 已是下午时分，天色不早了，弟弟还要走四十多里山路赶回公社，我用身上仅有的几毛钱买了几个皮蛋给弟弟带上，他夹着一把油布伞，对我挥挥手，就头也没回匆匆上路了。望着弟弟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蒙蒙雨色中，想到十多年来我对弟弟没有尽到做哥哥的责任，反而这在招工的关键时刻，让他为我做出牺牲，心中充满了内疚…… 一年后国家恢复高考，弟弟凭着知青少有的拼搏精神，刻苦学习，努力奋进，终于实现了他自己的夙愿考上了大学，并在毕业后留校工作；后来调武警某学校工作，现在弟弟已是师级干部了。 而今我们兄弟都有自己理想的工作，幸福的家庭，孩子也都非常争气。这些年来我们兄弟在一起谈得多是现在，很少触及过去。但是我知道，过去的的伤痕都已深深扎根在心底，永远不会遗忘。 每当有月亮的晚上，我会常常想起我们的母亲，想起她说的话：“有月亮的晚上，我会到窗前来看你们的……”
母亲，那是您来了吗？ 是啊，我看到母亲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 
发表于 2011-1-8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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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8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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