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视角] 彼得戈夫宫的闹剧

艾木地

 

民主是块橡皮泥

　　━━ 彼得戈夫宫的闹剧

赵刚

　　一

　　1905年7月9日至1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芬兰湾畔的彼得戈夫宫召开了一次极为秘密的会议，史称 “彼得戈夫宫秘密国务会议”会议开的非常诡谲，会期长达8天。

 

　　会议开始，尼古拉便警告与会者，此次会议非常重要，必须严守秘密，会议的讨论内容任何时候都不得泄露，违者将予严惩并且要求不作会议记录。

 

　　但内务大臣布雷金坚持，为了维护会议的严肃性，还是依惯例作记录为好于是，尼古拉责令御前大臣伊克斯库利•冯•希尔登布兰特记录，一式两份尽管如此保密，但会议刚结束两个月，德国一家出版社便全文发表了会议速记记录这让沙皇尼古拉大为恼怒，严令彻查，为此牵连不少无辜者。

 

　　此次会议之所以在俄罗斯现代史上闻名，并非是它的重要政治意义；亦非它的等级显赫、会期持久、内容繁杂，而是它的荒诞与可笑。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尼古拉二世），是俄罗斯帝国罗曼诺夫王朝的末代皇帝1894年继位，1917年下台，在位23年从继位那天起，他治理下的俄罗斯帝国就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几乎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1894年，他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驾崩，终年50岁据说，他的死与酒精中毒有关亚历山大三世去世，意味着尼古拉即将成为新沙皇不过，在俄罗斯帝国的达官显贵中，熟识他的人无不认为，作为一个幅员广阔、历史悠久的大国的统治者，无论是资质，还是才能，他都是无法胜任的。

 

　　尼古拉外表温文尔雅，甚至有些腼腆，具有英国贵族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并且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可他智力平庸，缺少天赋，性格拘谨，不具备君临天下的气魄和杀伐决断的才干甚至连他的母亲也不看好这个未来的皇帝，在国葬期间，她责问宫廷官员：“有谁比母亲更了解儿子尼基（尼古拉的昵称）无论在智力上还是精神上都软弱无能，无力统治伟大的俄国”在彼得堡，那些看着尼古拉长大的将军们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尼基，你可以登上皇位，可无力治理俄国。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仅从一个小例子，便可以知晓他的是非标准与为人处事尼古拉上台不久，便爆出宫廷腐败丑闻他手下有一个海军大臣名叫阿列克赛•亚历山德罗维奇，此人以大肆侵吞公款著称在他任内，俄罗斯海军贪污腐败达到了旷古未闻的规模，仅他自己就盗窃数百万之巨，甚至连红十字会救济伤兵的经费也不放过为了给他的情妇 ━━ 一位芭蕾舞演员送一个镶满红宝石的十字架，他竟然花费了二百万卢布尽管阿列克赛将帝国购买装甲舰的军费当作了讨取情妇欢心的礼物，但由于这位大臣盗窃的是国库，因此一直逍遥法外与此同时，尼古拉的另一个亲戚康斯坦丁诺维奇，偷了家族成员的一粒钻石送给自己的情妇 ━━ 一个歌唱演员，却遭到了沙皇的严惩，不仅被革除一切职务，而且被流放到塔什干在沙皇尼古拉的眼中，孰轻孰重，泾渭分明！自己家私远比国家的财富重要得多，宝贵的多，败家不行，毁国可以！（Ｍ．Ｋ．卡斯维诺夫：《拾级而下的二十三级台阶》商务印书馆第5-6页）

 

　　尽管皇太后一肚子不满意，满朝的达官显贵忧心忡忡，可尼古拉照样登基加冕虽说加冕典礼的庆祝活动花掉了一亿卢布，相当于当年国民教育经费的两倍，但整个加冕庆典却没有给新皇帝带来喜庆，反而充满了血腥和对“人民的侮辱” 。

 

　　俄国宫廷为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的加冕典礼安排在1896年5月18日。

 

　　在举行活动前，就风传新登基的皇上将对参加庆典的百姓赏赐丰厚的礼物于是，从头天晚上开始，通向莫斯科霍登广场的道路整夜川流不息，广场内外人头攒动来自莫斯科郊区的农民、工厂区的劳工、市区中的居民纷沓若潮，不绝如缕据托尔斯泰描述：“来的人大部分兴高采烈，打扮得漂漂亮亮” 。

 

　　5月18日清晨，庆典仪式还未开始，霍登广场上已经聚集至少50万人（有些资料说甚至达到百万之众）密密实实的人群全都被压缩在只有一平方俄里的场地上人挤人，人挨人，推搡着，吵骂着，“人群上空的热气像浓雾一样，咫尺之间辨不清面孔”，“不断听到疲惫和虚弱的人的呻吟声，空气中的水蒸气已经饱和到使人感到窒息，喘不过来的程度”（Ｍ．Ｋ．卡斯维诺夫：《拾级而下的二十三级台阶》商务印书馆 97页）

 

　　“发礼物了！”突然间，像是听到了某个命令，人群开始骚动，纷纷向四周涌去分发礼品的人员将一个个纸袋抛向人群，这更加引起混乱为了捡到礼品，前面的人奋不顾身，一些人不慎跌倒或落入广场四周的沟壕，后面的人仍旧蜂拥而至被踩在脚下的拼命呼救，掉到沟内的挣扎着向上爬，挤在后边的发疯似地向前涌呻吟声、咒骂声、呼救声、叫喊声交织在一起，乱成一团衣服被撕破了，裙子被扯散了，鞋子被踩掉了，帽子被扔来抛去，几乎每个人都是蓬头垢面，杂乱不堪，脸上流淌着脏乎乎的汗水，手臂上布满被抓、被撞的血渍和伤痕无论是绅士还是淑女，一个个都变得面目狰狞，瞪着一双野兽般的眼睛，寻找着逃命的生路成堆的伤者、死人，在人们脚下踢来滚去，成千上万的无知和受难的生灵“宛如祭祀专制制度的莫洛赫（古代腓尼基等国宗教中的太阳神）的香烟，袅袅升向蔚蓝的天空” 。

 

　　据官方统计，霍登广场上共死去1389人，这个数字显然被缩小了，据当时的报载，比较接近的事实是死亡4000到4800人，重伤3000人，从人堆中挣扎爬出来受伤和致残的有几万人。

 

　　这次加冕庆典，尼古拉二世赏赐给自己的臣民到底是什么“丰厚礼物”呢？那一个个纸袋中装的不过是一个小圆面包，一节香肠，一块蜜糖饼干、十块水果糖和五个核桃（Ｍ．Ｋ．卡斯维诺夫：《拾级而下的二十三级台阶》商务出版社第99，100页）。

 

　　“霍登惨案”发生的当晚，尼古拉二世仍旧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法国大使蒙特贝洛举办的庆祝加冕舞会数万只从普罗旺斯订购来的新鲜玫瑰花香气袭人，特意从凡尔赛宫运来的银制餐具熠熠生辉在数千名宾客的掌声中，尼古拉二世与皇后跳起了伦卡德里尔舞而就在这些王公贵族们寻欢作乐的同时，霍登广场上的士兵正举着昏暗的油灯，不停地搬运着死尸，打扫和洗刷着被血污浸透的地面……

 

　　这就是20世纪初尼古拉二世统治下的俄罗斯高尔基曾经这样描写道：“我们就像被锁着的狗，一辈子被幽禁在无知和恐怖之中，没有一点点出路！━━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对什么都害怕！我们的生活就是黑夜，每一天都是黑夜！是漆黑的黑夜！”史学家曾这样比喻当时的俄国：它就像一大堆烂土豆。

 

　　虽说是烂土豆，可烂土豆堆放久了也要发芽！

 

　　1905年1月22日，星期天彼得堡风雪交加从清晨开始，15万工人和家属就扶老携幼，陆续前往冬宫向“沙皇大人”和平请愿，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举着请愿书、教堂的旗幡、圣像、以及沙皇的画像，怀着虔诚的意愿和善良的感情，颂唱着东正教的祷告歌，要求实行代议制议会、免费教育、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于是，抚慰民众的不再是笑脸与承诺，而是枪弹和铁蹄宪兵马队用军刀砍杀妇女和儿童，用马蹄踩踏倒在血泊中的死伤者，军警向四周的人群射击，甚至连那些爬到树上看热闹的孩子也不放过。

 

　　涅瓦河大街、喀山大教堂、戈罗霍瓦亚街……血流成河据当天医院救护登记表中统计的伤亡人数已达数千人这就是震惊俄罗斯的“流血的星期日”，尼古拉从此落下了“血腥沙皇”的绰号。

 

　　狄德罗曾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越远，则后者的血和泪对前者产生的作用越小”既然如此，尼古拉二世召开“彼得戈夫宫会议”究竟要干什么呢？

 

狄德罗二世

 

 

    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愚民政策两大法宝真是妙不言，可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变得越来越愚蠢，世界就安稳了?

艾木地

 

四

　　在解决完沙皇的身份和专制地位不可动摇之后，就要进行另一个实质性问题的讨论了 ━━ 具备什么样条件的人才能被选入国家杜马，成为国家杜马成员？

 

　　这时,有人提醒：草拟中的《杜马法》第54条第4款有一个规定：“不识俄文者不得进入国家杜马”，也就是说没有文化的人不得参政与议政 对此，内务大臣布雷金解释说：这就是讲，那些不识字，在国家杜马中无法起到应有作用的人，不能被选进杜马。

 

　　然而此观点一提出就占了下风大臣们吵成了一锅粥。

 

　　斯季申斯基说：文化的概念有很大相对性，而且可以做出各种互相矛盾的解释实际上，在农村的一些老年人中，他们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们却是年高德劭，阅历很深，而且很会处理事务，如果在文化上加以限制，他们这一阶层的代表就将不可能进入杜马。

 

　　纳雷什金、帕夫洛夫斯基、布德贝格都支持斯季申斯基的意见。

 

　　布雷金则不同意：不能允许那些无法阅读需要杜马审议的文件的人进入杜马，他们是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的。

 

　　韦尔霍夫斯基也赞成布雷金的说法：杜马成员在就职时必须在誓词上签字，这就是说，他们至少必须会写自己的姓名不然，这个程序怎么进行？

 

　　纳雷什金反驳道：这没有关系没有文化对农民的生活从来没有妨碍，不会写名字他们可以画三个“十”，或者让其他成员代签没有文化的乡长比有文化的乡长更善于处理自己复杂的事务，也更容易引导和管理。

 

　　布德贝格补充说：不能阅读文件，可以让别的人读给他们听，他们能发表自己的看法就行没有文化，或者文化越少，越少乌七八糟的想法。

 

　　帕夫洛夫咬牙切齿地骂道：应该把那些有文化的，或者稍有文化的人看作是道德败坏、不良分子这些有文化的人，最会把别的人引入歧途……这种人对于他们周围的人常常是一些害群之马（Ｍ．Ｋ．卡斯维诺夫：《拾级而下的二十三级台阶》商务印书馆 123页）。

 

　　尼古拉一听，正对自己的心思知识分子确实可恶、混账！

 

　　他还记得，在十二月党人起义遭到镇压之后，一次，沙皇尼古拉一世召见普希金，问道：“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彼得堡，你会怎么办？”沙皇的本意是让普希金屈服自己的淫威，让俄国的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理想与信念没料到，普希金回答说：“我肯定会参加起义”。

 

　　想至此，尼古拉二世阴沉地说道：我同意这种看法没有文化而具有良好世界观的农民往往更朴素，更纯洁，往往能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更多的理智和生活经验要将第54条第4款“不识俄文者不得进入国家杜马”删去，至少在成立初期应该删去。

 

　　当年，如果不是那位名叫布雷金的内务大臣坚决反对不作会议记录，也许外人根本就无法详细了解那个“彼得戈夫宫秘密国务会议”；如果不是那位名叫冯·希尔登布兰特的御前大臣的认真负责，极为准确、全面地记录下这白纸黑字，也许人们很难相信这些赤裸裸以愚民为目的，透着邪恶与阴谋的字眼儿，会是从那些口口声声表示要为俄罗斯百姓谋利益，被人民顶礼膜拜、要人民无限忠于的“救世主”的嘴里吐出来的。

 

　　按照“彼得戈夫宫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将俄罗斯帝国居民分为三个不同等级：地主、市民和农民作为沙皇的一种恩赐，农民在杜马中的412个议席中占51个席位，工人、手工业者、雇农没有选举权、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压力，这个选举法又做了修改不过，在选票的计算上，地主的1张票相当于有产者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

 

　　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眼中，民主不过是他手中的一块橡皮泥，可以任意捏成各种形状的玩具，然后恩赐给手下的臣民，并要让他们感恩戴德，觉得能得到这样的民主实在是一种荣幸对于当政者而言，愚民并非难事，关键是要在适当的时机，找到适当的借口和方法，提出适当的蛊惑民众的口号，以迎合民众的需要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辛辣地讽刺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的有两大法宝：消极的办法和积极的办法消极的办法就是堵、查、禁，其发挥的极致就是焚书坑儒积极的办法则是统治者操刀钦定一套学说思想，并将此奉为唯一合法的、至尊的理论，一切以此为标准，做楷模，并诱之以现实的利益而当思想定于一尊时，必然造成大家都没有思想的结果，这，同样也可以达到愚民的效果，而且显得更高明。

 

　　民众不是喜欢民主吗？那好，我就给你“具有沙俄专制特色的民主”；民众不是喜欢自由吗？也不难，我就给你“独裁统治下的自由”总之，话语权掌握的我的手中，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统统都需要我来解释，来定义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让统治下的臣民永远保持愚昧无知，一辈子不明白什么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真正含义，以及如何才能实现“民主权利”和“自由权利”只要让臣民们永远愚钝不化，就会使他们一直浑浑噩噩，将把对民主的渴望当成对统治者的迷信，把个人自由误解为专制者对自己的恩赐，把对个人权利的争取认为是份外之事，不清楚自己遭受灾难的根源，即使在摧残和压迫面前，也会忠诚地拜倒在专制者面前。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一句话也说得极有见地，“愚民之术亦可使愚民者并自愚耳”统治者用来愚民的话，到头来可能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了，结果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愚蠢了。

 

　　纵观中外历史，就是在这样的怪圈下，不断地演绎着悲剧和闹剧。

 

 

——摘自《随笔》

艾木地

 

三

 

      尼古拉二世主持会议，自任会议主席。

 

　　首先讨论的是会议主席最感兴趣的问题，拟议中的国家杜马是否可能侵犯沙皇的独裁统治？就尼古拉而言，他打心眼儿里对实施国家杜马这类的民主制度充满了敌意那些体现自由和人性思想的举措，在他看来就是对他个人安全和家族福祉的威胁。

 

　　就此问题，他曾与科尔夫男爵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

 

　　他问科尔夫：“我们的不幸就在于，您认为不触动整体而触及部分是不可能的而您之所以不触动整体，据说是因为触及千百万民众是危险的那么，您能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科尔夫男爵深思了一会儿，答道：“那就是既不触动部分，也不触动整体……这样，我们也许能苟延时日”。

 

　　男爵的这番话，更加坚定了尼古拉的信念，这就是，说一千道一万，在其他方面可以让步，但在坚持君主专制方面绝不能动摇自己既然是俄罗斯权力与财富的主宰，是全体俄罗斯人民命运之神，那么，任何人的意志都不能与自己相悖即使成立国家杜马，不管是谁提出的意见，都必须经过他的最后裁定不过，面对民主的趋势与改革压力，也必须做一些姿态，表面上，还得让大臣们就成立国家杜马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吵吵几句，让外界知晓自己也很开明，跟得上潮流，与时俱进否则，还能算得上是英明、伟大吗？

 

　　参加会议的这些御前大臣们，也摸准了皇上的心思，心里明镜儿似的，什么“民主”、“国家杜马”、无非是用来装装样子，关键是如何把这件事做成“对上哄皇上高兴，对下糊弄百姓接受”，两头讨好的双赢。

 

　　甭管是“民主”，还是“国家杜马”，不过是个“东西”而已既然皇上要施行，自然要把它说成是个“好东西”不过，要剥皮抽筋，改头换面，把它弄成对统治者有利，让被压迫者迷糊的东西才行。

 

　　大臣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什瓦涅巴赫抢先发言，“陛下，上帝自己也要服从他用绝顶智慧制定的管理宇宙的法令 ━━ 同样，陛下的法令，也由陛下您自己来解释，您放心，您批准成立的国家杜马肯定也得听您的，我们不会让杜马对您有任何束缚” 其他几位力主成立国家杜马的大臣也连连称是。

 

　　尼古拉闻听此言，正中下怀，感觉就是一个字：爽！

 

　　罗曼诺夫王朝几百年的传统，沙皇本人的权力一直是与上帝相联系的，是无限的、不受任何制约的，沙皇的话就是法律，每一句话都是绝对真理一旦成立了国家杜马，法律可就要由它讨论、制订尼古拉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心里犯嘀咕因此，当尼古拉听到法律的解释权在沙皇手里，心里就踏实多了既然如此，也就不在乎谁制定了法律。

 

　　曾有哲人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不在乎谁发现了真理，关键在于谁能解释真理！其实，不止真理如此，法律也如此当制定法律者，不能解释法律，而要由其他人代为解释，这本身就意味着，解释者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律根本无法对此人形成约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不过，尼古拉还是有点不放心，万一这帮小子跟我玩儿点猫腻，嘴上说听我的，可实际上用“民主”这个东西限制我怎么办？

 

　　为此，尼古拉二世又提出要求，尽管赞成成立国家杜马，但要有一个前提，“保留沙皇的专制不变”，并且要形成文字，写进杜马法，昭告全国这一点，经过大臣们的研究讨论，一致通过。

 

　　尽管如此，尼古拉还是担心，成立国家杜马之后，杜马代表各类人等形形色色，万一他们对自己言虚行伪，阳奉阴违，甚至离心离德，那可怎么办？

 

　　于是，他耍了个手腕儿，要求拟定一份杜马代表誓词，并强调，所有代表在进入国家杜马之前必须宣读誓词誓词要写上：“我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宣誓，我是我们伟大君主的忠实臣仆，我任何时候都永远忠于我们伟大的君主，保证履行和完成伟大君主托付给我的任何职责和任务”这样一来，就算你是国家杜马的代表，可你还得拜倒在我的脚下，一辈子还得做我的奴仆为了打消大家的疑惑，尼古拉让人将拟定的杜马代表誓词与现行的国务会议成员的誓词对照，叫大臣们各抒己见自然，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尼古拉不愿意鸡一嘴，鸭一嘴地争论个没完，他拍板定音，“我比较喜欢这个誓词（指前者）文字简练、明了”然后宣布：“杜马代表誓词通过！”大臣们赶紧附和，纷纷称颂皇上英明。

 

　　其实，尼古拉这是在自欺欺人民主的本意就是不允许独裁累积权力，让民众不受独裁专制统治真正的民主就是由人民来决定“谁是领导者”，并且有权决定“什么时候让领导者下台”。

 

　　民主或许在人类政治历史上是最为吊诡之物它为人们所追捧和信任，但它却是建立在对人的不信任基础上，它不会把被推选出来的领导者看成是救民于倒悬的“解放者”、“大救星”，而是把他看成执行自已意愿的公仆；它作为人们所热衷的公平正义的化身，但它却是社会“道德正义”这一理念失效后，作为维系社会公正的防线，因此，在民主体制下，民众不会推崇领导者的道德水准和个人品质，相反却要对他们执掌公器的行为做出种种限制与监督不然，就会像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所讥讽的：小鸡看见经常喂它的主人时，就会期待饲料，不料，喂了它一辈子的主人，临了却可能绞断它的脖子。

 

　　所谓民主，既不是多数人的意志，也不是尊重少数人的意见，而是赋予每一个人平等的权利每一个公民的自由权利，都是构成民主大厦的基石“身贵在自由,国贵在民主”，就意味着，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只是公民享有衣食住行的“家园”，而并非是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暴力加锁。

 

　　在人性的弱点和悲剧面前，民主作为“程序正义”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它恰恰扼住了人类所标榜的“道德正义”的咽喉它告诫世人：人性和人心是脆弱的，是难以经受金钱、权力、美色、名誉的诱惑，必须要靠法治来约束，要维护法律的公正，需要有制度来保障。

 

 

艾木地

 

二

　　奴役人民是不够的，还应当让他们相信，这种奴役是天经地义的，因而也是永恒不变的；剥夺人民的权利是不够的，还应当让他们明白，要安于和接受这种无权者的地位，因此任何反抗都是徒劳无效的简单地说，要用一种貌似平等的方式，一种看似合理和正当的制度，要人民心安理得地做奴才要通过一种手段和组织，恫吓一部分人，安抚一部分人，并让所有人都感到恐惧，不仅要他们俯首听命，而且要他们臣服于万能的皇权，在专制者面前永远颤抖这或许就是尼古拉二世召开御前会议的初衷，不过，要贯彻这一方针，采取何种办法，倒是颇费脑筋的问题对俄国专制制度马克思曾做出这样的评价：“俄国沙皇把北方征服者的军事统治同拜占庭皇帝的后裔的神权专制制度和为一体，从而成为他的臣民在地上的主人和天上的庇护者”尼古拉二世笃信东方正教，自诩为是“受上帝神佑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皇位，老子是一辈子做下去了。

 

　　但是，20世纪西风渐进，民主浪潮已经开始冲击和荡涤一切专制制度，“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当时的俄国诚如学者所言，“如果说莫斯科总在觊觎东方这个‘女郎’，彼得堡索性将它的西方‘情妇’带到家里”面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尼古拉二世的母亲也不无挖苦地对他说“尼基，你和上帝的关系很奇怪，上帝凭什么保佑你？好像上帝是少将，你是上帝手下的上校一样”。

 

　　既然“少将”庇护不了“上校”，上校就要找辙，自谋出路因此，如何利用“人民代表机关”这样的阀门，使君主专制制度避开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的袭击，就成了问题的关键。

 

　　召开“彼得戈夫宫会议”其实就一个主题：是否成立国家杜马。

 

　　当时的俄国，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仍占据统治地位欧俄部分的1000多万农户，拥有土地7500万俄亩，户均仅为7俄亩而30万地主却占有7000万俄亩土地，每户平均占有233俄亩，是普通农户的30多倍（樊亢：《外国经济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 第184页）俄国产业工人所受的政治及经济压迫更为深重，劳动时间每天长达12个小时以上，根本没有劳动保护和人身保险，每年伤亡的劳工达工人总数的25%至30%俄国工人的工资在当时的欧洲是最低的，每月是收入仅有13-20卢布，并且还被资本家以各种理由扣掉大部分（张建华：《俄国史》人民出版社第126页）加之连年的灾荒，全国普遍处于饥饿状态，百姓颠沛流离，饿殍遍地由于饥荒，伤寒和坏血病肆虐横行西方的报纸曾这样形容当时的沙俄：尽管沙俄帝国是一个大国，“有力量却很软弱；有巨大的财富却很贫穷；有头脑却无思想；有灵气却很蠢笨；无论在习俗和生活条件方面还是在诉讼和判刑方面，都在贬低和侮辱人的尊严，而且是在基督教存在的情况下贬低人的尊严”。

 

　　当时，曾有一家杂志发表过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所写的讽刺诗：

 

　　到伏尔加河走走，听谁在呻吟？

 

　　它像是灾难临头的先声，

 

　　这哀号在我国叫造反，

 

　　其实这是饥民在要饭。

 

　　一方面百姓饱受饥饿之苦，一方面政府官员腐败成风粮食投机、抢劫、贪污、受贿异常猖獗沙皇尼古拉有一个亲信，A •冯 •文德里希上校，是当时交通部的视察员和灾区的全权特派员为了个人私利，他竟然把装有粮食的一万多节车皮指挥到死岔线，结果造成650万普特的黑麦和小麦受潮发霉事后，文德里希将霉烂的粮食塞给饥民，自己却到国库报账，凭借账单领取大宗巨款攫为己有当有人将此事报告给尼古拉二世时，他竟然大发雷霆，将告发者大骂一顿，并把文德里希提升为副大臣。

 

　　官场如此黑暗腐败，百姓民怨沸腾，加之政治上的专制高压，沙皇政权与民众对立情绪十分严重工人罢工、农民暴乱、部队哗变时有所闻，沙皇政权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形势表明，腐朽专制的沙皇制度已经走投无路。

 

　　1902年托尔斯泰曾给沙皇尼古拉写信，对残暴的专制独裁的腐朽与不公正，对那些拥护沙皇制度的寄生阶级，表示了反感与厌恶托翁直言相告：“君主专制是一种腐朽的形式”，“这种制度建立在企图阻止人类不断前进的痴心妄想之上”而沙皇制度的卫道士们满嘴谎言，硬要人们相信，在这样荒唐而不公正的专制制度下，“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幸福”，但是“人民一年比一年贫困”，已经到了“饥饿成为正常现象”托尔斯泰告诫沙皇：不要等到“滚滚向前的车轮碾碎自己的脚”，不要陷入自我欺骗的幻想，似乎自己仍旧受到大批忠诚的臣民的爱戴这些被当作人民的表达者的家伙，其实是“警察当局召集和组织的奉命而为的人”比如“当您的祖父在哈尔科夫时，大教堂里人山人海，但所有这些人都是化了装的警士” （Ｍ．Ｋ．卡斯维诺夫：《拾级而下的二十三级台阶》 商务出版社 第117页）。

 

　　尼古拉身边的重臣，总理大臣维特也曾进言：“整个俄国都对现状，即对政府和现存制度不满大家都不同程度上自觉地，甚至是不自觉地要求变革”。

 

　　或许，托尔斯泰的来信和维特的进言刺到了尼古拉的痛处，尤其是当1904年，号称拥有世界领土六分之一的沙俄帝国的军队，竟然败在弹丸岛国日本军队的手中，而且是溃不成军，更使得尼古拉二世颜面扫地一时间，国内舆论愕然，议论纷纷，偌大的一个帝国，再不改革，必然成为烂死在“中世纪的中国”的后继者迫于形势压力，因此当权力高层中的开明人士提出成立国家杜马，借以释放一下社会不满情绪，最起码能表明一下朝廷体察民意的姿态和民主立场，以达扬汤止沸的目的时，沙皇尼古拉也就不得不同意了。

 

　　尼古拉原以为，成立杜马无非就是多设个机构、多几笔开支，这对于朝廷来说，并不算个太大的事但听说这牵涉到放松思想禁锢、言论钳制，因此上，他认为绝不能等闲视之沙皇尼古拉并不害怕成立国家杜马，他担心的是，这闸门一旦松动，言路一旦放开，百姓们一旦用民主说事，自己是否还能控制得住局面，国家是否还管得住？这个让“人民代表”参与的叫“国家杜马”的东西，是否会影响和侵害自己的专制与独裁？

 

　　为了把这次朝臣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议、胜利的会议，他煞费苦心，亲自选定了一批被认为是忠心耿耿、在维护沙皇利益上绝对与自己保持一致的心腹大臣按照尼古拉钦定的名单，共有49名贵族大臣以及宫廷的智囊出席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