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源斌美文

李政协

五七干部老姚

• 发布日期： 2011-01-16 00:00
• 作者：陈源斌

五七干部是上山下乡运动时期一个专用名词。因为一个特殊原因，我当知青时住在公社，隔壁是五七干部老姚。老姚是刚从北方一个大城市来的下放干部，分管知青。这个人面目严厉，平时一张脸板得铁紧，很少看见他的笑容。他来得恰逢其时，全国上下正在抓前几年屡见不鲜的女知青受迫害问题，逮了一批，判了一批，杀了一批，其中难免矫枉过正。老姚对蹂躏女知青者尤为深恶痛绝，他手中的分寸掌握得比其它地方严格。当地人跟女知青谈恋爱，只要在未正式领结婚证之前两人上了床，男方均视做破坏上山下乡分子，逮捕的逮捕，判刑的判刑。有个生产队长儿子，跟队里一个女知青确定了关系，挨不过青春热血，提前住在了一起。这件事女知青家里人不同意，从城里赶过来告发，生产队长儿子立即被逮捕。有人出面说情，说这两个人是谈恋爱。老姚不松口，说，这是谈恋爱吗，绝对是破坏上山下乡，必须严惩不贷。老姚领着专案人员先审了生产队长儿子，弄清了若干细节，又找女知青作证。那个女孩子性格柔弱，问什么答什么，没有问的地方也讲……这一下捅出了天大娄子，那个生产队长儿子不但属于破坏上山下乡，而且定为情节极其恶劣，案子报到上面，又恰好撞在了运动的“浪头”上，需要杀一个人以儆效尤，这个生产队长儿子竟然被判了死刑，开过公判大会，立即拉去执行枪决了。这件事在当地起到了从未有过的震慑作用，老姚在整个知青队伍，尤其是知青家长那里，赢得了极大口碑。

老姚每天起床很早，公社广播站机器刚刚发动，他便出门呼吸新鲜空气。公社广播员是从下面抽调上来的一个男知青，来自南方城市，吹一口好笛子，代表作是《扬鞭催马送粮忙》。每天清晨喇叭一响，就是一阵悠悠扬扬的挥动鞭子驾驭马儿的笛声。有一段时间，广播喇叭里笛声不再像以前那般悦耳嘹亮，变得有些低哑嘲哳。原来这个男知青跟同队一个仰慕自己笛声的女知青好上了，每星期六连夜赶回去，星期一天没亮回公社，精力有些不济。这对男女每周相聚，日子一长弄出了麻烦，女的肚子大了。那个女知青请假回城做了堕胎手术，事情再也瞒不住，一下子捅到了老姚这里。在老姚来此地之前，男女知青之间出事时有发生，干部们一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既不处罚也不提倡。但是老姚是个非常较真的人，他翻阅了一大堆文件，结合个人的理解和体会，认定这也属于破坏上山下乡行为。他就这样对这件事定了性。那个男知青随即被停了职，关在一间空屋里，只等一应罪证材料齐备，立刻上报判刑。

就在男知青押送上县城的头一天，女知青到公社来了。她敲开了老姚的宿舍门，老姚以为她是来揭发控诉对方的，然而不是。女知青请求老姚放了男知青，她的理由很充分，说跟男知青来自同一座城市，自小同学，属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而且还是她主动跟他好上的。老姚不同意这种观点，他的理由也很充分，说不管是谁，不管什么情况，只要在正式领取结婚证书之前跟女知青发生关系，就属于破坏上山下乡。女知青再三恳求，老姚坚决不同意。两个人争论起来，女知青见无论如何也说不通老姚，火了。她的语气倏地一变，告诉老姚说，跟自己发生关系的不止是男知青，另外还有一个人。老姚问是谁，女知青说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她的意思是指老姚本人。老姚大吃一惊，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一遍，女知青一口咬定是他。女知青掼门而去，临末搁下一句话，说，放在你面前两条路，一条是立即放人，另一条嘛，就是你跟他背着同样的罪名一道坐牢。

老姚一宿未眠，在床上翻来覆去，天亮时他拿主意，将男知青放了。从那天以后，他似乎换了一个人，那张板得铁紧的脸变得苍白，后来又有些发黄。他整个人开始瘦下去，越来越瘦，看上去简直不成人样了。在我离开那儿不久，传来了老姚溘然辞世的消息。

 

荣辱“一把手”

• 发布日期： 2010-12-17 00:00
• 作者：陈源斌

一把手不是这个人的职务，也不是绰号，而是他的形体特征。这个人是我家乡小镇镇郊的菜农户口，吃商品粮。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上山下乡一浪高过一浪，先是知青，再是小镇街道青年，往下是菜农。于是他到附近农村插队落户。队里买了一台半敞式脱粒机，农民没有见过这种东西，望着遍布齿牙的轮轴飞速旋转，心里害怕，站在远处拿眼悄悄看着。这个人胆大，抓了一把割下来的稻禾，试着塞进去，稻粒飞扬，众人欢呼着围拢过去。他很能吃苦，干农活起早贪黑。正是抢收季节，夜间脱粒三班倒，这个人值头班，干了几个小时，第二班的人连日辛苦，睡过头没来接班，这个人继续干。到了第三班，也没有来，他又继续干。他确实有些犯困了，打起了瞌睡，迷迷糊糊，手臂连同稻草一起塞进了脱粒机内，一声凄厉惨叫，撕裂夜空，人们抬他进医院抢救，做了截肢手术，命保住了，只剩下左胳膊，从此，成了“一把手”。

一把手成了英雄。正是沸腾的年代，人们簇拥着他，在小镇上走来走去，作报告，谈体会，说动机。街上墙报栏内红纸金字，写着他的名字。镇上一所完全中学和两所五年制小学，宣誓词，决心书，命题作文，说的都是学习这个人。

谁知一把手忽然成了罪犯。当地有个新婚不久的年轻媳妇，丈夫在部队，她独自在家。一天半夜，有人无意中看见一个黑影，翻过她家墙头而去。第二天晚上，这个黑影再度出现，越墙而入。但是人们已是有备而来，将院子团团围住，张网捕捉。屏神定息等了好久，不见黑影出来。众人一声呐喊，撞开院门，冲进里屋，正要搜寻，从年轻媳妇的热被窝里，蹿出一个赤条条的男人。人们一拥而上，横拖竖拽，将这该死的家伙揪住，先拧翻一只手臂，吩咐拿绳索来，要捆绑他。可另一只手臂怎么也找不到，仔细看时，明白了：肇事人原来是只剩了一条胳膊的一把手。

一把手的罪名是“破坏军婚，毁我长城”，全镇上下大会小会，揭发批判这个人的罪恶行径。这种罪犯照例要押在小镇上游行示众，一把手跌跌撞撞走在最前头，后面是几根红白棍子，无数张愤怒的脸庞，此起彼伏的口号。他戴上了手铐，不过只能是象征性的，这个人只有一条胳膊，手铐的一头铐在左手腕，另一头晃晃悠悠，悬在半空。

我正读初中，放学回家，迎面街巷阵阵噪声鼎沸，人群漫拥而来，于是看见了最前面的那张依稀熟悉的脸。这个人的动人事迹，曾经令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无限仰慕，他茁壮成长的生命历程，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他竟然成了罪犯！他怎么一下子堕落到这种地步？站在狭窄的小巷子里，怅然抬头望天，空中彤云弥乱，不可测度。

 

爱情故事

作者：陈源斌

这个人是我初中同学。我们上初中正逢“文革”流行主席像章阶段，大的小的圆的方的铜的铝的塑料的木刻的，应有尽有，层出不穷。有一天，有个学生弄来一枚，说能发夜光。将教室窗户封堵上，门关严实，无数双眼睛盯过去，果然在一片黑暗中熠熠生辉。全校轰动起来，同班级看过了，其他班级看过了，连老师员工都看过了，只有我这同学没有看。那个学生与他座位前后排，两人积有夙怨，平时碰面不讲话，就像不认识似的。但是能发夜光的像章诱惑力太大了，他忍不住，站在近前转来转去。也有两边都要好的同学愿意从中搭桥，推拥着他过去，劝说了几句，他本人也说了无数软话。但是，那个学生不肯，就是不肯，坚决不肯。他断了指望，恼了，甩头就走，临走往地下啐了一口，撂下一句话，说：什么鸟玩意儿，送我还不看呢！

这句话惹下了天大灾祸。他成了现行犯，每天押在台上，胸挂木牌，低头认罪。念他年纪还小，又是脱口而出，从轻发落，就是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很快初中毕业，两个去向，大部分上山下乡，小部分升高中，他都没有资格，只能留在家里游荡。时间长了，父母心里焦急。他父亲是供销社主任，场面上的人，有心让儿子先做临时工。可近处太招眼了，就把他派到在当地被称作“西伯利亚”的一个非常偏僻的供销点。

偏僻供销点是由一座大通道仓房改成的，他站的是日杂柜台，从这边一眼望到头，是棉布柜台。站棉布柜台的是个女的，姓戚，人们当面叫小戚，背后叫戚姑娘，其中有些意味。戚姑娘是老三届，下放在邻近公社。她长得细皮白肉，一笑两个酒涡。朝别人笑笑倒也罢了，有一天跟公社书记笑，把对方魂笑掉了，丢在了她的身上。公社书记把持不住，有一天硬上了戚姑娘的床。有一次就有二次三次四次五次，次数多了露出马脚。书记犯了两桩罪，一桩是破坏上山下乡，戚姑娘是下放知青，通称触高压线，依例判处七年；一桩是破坏军婚，戚姑娘正跟一个当兵的亲密通信，当时属军婚范畴，通称触低压线，依例判处三年。公社书记合计判了十年。戚姑娘是受害者，当地呆不住了，便让她招工到供销系统，分到偏僻地点来卖棉布。偏僻供销点生意不多，常有闲暇时光，两个站柜台的这头望到那头，那头望到这头，两道目光偶尔会碰到一起。这座仓房两端各搭有一间偏厦，是值夜班用的，我这同学睡这头偏厦，戚姑娘睡那头偏厦，天黑夜静，大门一关，偌大仓房里只有这对孤男寡女。终于有一天，两个人睡到了一起。

他父母慌成一团。倒不是担心儿子触高低压线，戚姑娘已经招工，不算知青了；她跟当兵的也早断了联系，不算军婚了。父母慌的是，他提出要跟戚姑娘正式结婚。一家人坐在一起谈判，谈来谈去谈不拢：

——她一档子丑事百里千里万里皆知哟！

——我不管，就认她了。

——她堕胎不能生育，咱家断了香火哟！

——我不管，就认她了。

——长你七岁，女的先老，夫妻过不到白头的呀！

——我就认她了！

他威胁说，不让结婚他就死。父母不愿意儿子结婚，更不愿意儿子死。两难之中百般无奈让了步，他如愿以偿，跟戚姑娘结成了夫妻。

很多年过去了，我回故乡探亲，初中同学聚会，能来的都来了，只等这位同学。他在偏僻供销点当临时工直到“文革”结束，后来商品买卖放开，供销系统不景气，他自己做生意，从一间小店慢慢做大，几条街的门面都是他的了。这种聚会绝对是不能缺了他的。有电话来，说已经推掉一切应酬，夫妻俩一道，正往这边赶。

他来了，依稀旧时模样，身边偎着一个细皮嫩肉娇小女子，双方至少要悬殊一二十岁年纪，握手，介绍，他说，这是他的爱人小伍。

当年的戚姑娘呢？

 

李政协

“粪坑县长” 

陈源斌

 

乔连成17岁高中毕业下乡插队，有次生产队派他和几个青年清理粪坑，粪坑很大，很深，必须有一个人跳到下面粪水里。大家商量好轮流来做。乔连成跳下粪坑时，从远处走来了一群人，到跟前停住。其中一个老者，问站在地面上的这几个是什么人，回答是农村青年。老者以为站在粪坑里的这个人也是农村青年，回答说不是，是从城里下来的知青。老者记下名字，没有多说话，走了。

当天晚上，乔连成听到有线广播喇叭里叫他的名字，通知去大队。到了那里，是填一张表格。回去一觉睡到天亮，又听到有线喇叭喊叫乔连成。这次是通知去公社。到了公社，乔连成吓了一跳，原来他已被批准担任了公社头头，连办公室都准备好了。乔连成走进办公室，一张椅子还没有坐热，又接到通知，这次是县里来的电话通知，叫他立即赶往县城。乔连成紧赶慢赶过去，这次吓了一大跳：原来他被结合进县领导班子，担任副县长了。

乔连成当了一个月副县长，社会急剧变动，一个时期结束，另一个时期开始。新时期伊始，着手清理“坐直升机上来的干部”，一律免官免职，发回原地。乔连成离开县城，重当知青。过了没多久，有个老干部提起了他的名字，就是那次在粪坑前停步询问的老者，当时刚恢复工作，新时期后升任了更高职务。老干部得知乔连成近况，表态说，这个人是我当年在粪坑前发现，亲自推荐后提干的，这是个实干家，应该区别对待。

乔连成回到县城，官复原职。他的背景故事也流传开去，从此多了一个绰号：“粪坑县长”。时常有人在远处朝他指指点点，到了近前，便把嘴闭住，不说话。乔连成心里有数，这些人刚才在议论他的绰号。有那么几次，下基层，老百姓说漏了嘴，当面喊道：“粪坑县长来喽！”

乔连成当副县长有些吃力。他觉得自己水平不够，不是个当官的料。有了这个自知之明，他对升职的事情，倒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他在副县长位置上耽搁了很长时间，跟他同级别的，比他低一级的，比他低几个级别的，都升到他上面去了。再后来，有一次，那位老干部想起了这个人，乔连成终于得到提升，由副挪正，当了县长。又后来，那位老干部再度想起这个人，乔连成职务随之升迁，到省城当了副职。再后来，他的年龄也到了，就在这个位置上退休。

过了十几年，乔连成检查身体，发现了不太好的东西。他把心静了一静，决定办两件事情。一件是看望当年提携自己的伯乐。那位老干部多年前逝世，乔连成去了墓地，趁四下无人，点燃三炷香火，趴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回到家里，他做第二件事：把子女召集到身边。乔连成三儿两女，分布在不同城市不同岗位，都很成功。有人戏谑他五个子女是“五子登科”，钱、权、名、房、车，一应俱全。乔连成心里有数，除了儿女自身努力，他这个当爹的官位，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乔连成带着五个儿女，重返他插队落户当知青的故地。他在一个乱草蓬松的地方停住，举手指了一指，说这堆乱草底下，是一个很大的粪坑。

乔连成站着，开始向子女交代后事。他嘱咐，自己死后，骨灰海葬，但要留下一小部分，撒在眼前这堆乱草底下，就是当年的那个偌大粪坑里。

（选自2011年9月23日《今晚报》）

 

李政协

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刚完成的《万家诉讼》寄给了赵虹。《中国作家》随即在第3期头条位置予以刊发。稍后，《小说月报》8期头条和《新华文摘》8期转载了这部小说。《中国文学》则将其翻译成了英、法两种文字。《人民日报》和《作家报》分别发表了对这部作品予以肯定的评论。  
　　1991年5月，我参加了在北京21世纪饭店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会议。会上赠送的文学刊物中恰好有《中国作家》第3期，来组稿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王晓莲以及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北影厂等三位女编辑无意中看到《万家诉讼》，颇感兴趣，便问是否愿意改编电影。我表示同意，但提出须由我自己选导演。随后，我提到了张艺谋的名字。但是对方告诉我，张艺谋目前正受到猛烈抨击，他所执导的两部电影《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均未能公映，在这种情况下，找张艺谋当导演根本没有可能。结果，这次合作没有成功，我也把此事丢在了脑后。  
过了3个多月，我突然意外地接到了张艺谋的加急电报，说准备将《万家诉讼》改拍电影。不久后我到北京与张艺谋见面，才知道这件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戏剧性。当时，张艺谋正在重庆筹拍著名作家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开机前夕他上街办事，路过邮局时按惯例进去买文学刊物，他先买了一本《中国作家》第3期，头条是《万家诉讼》，二条、三条分别是著名作家从维熙和邓友梅的中篇。随后，他又买了一本《小说月报》第8期，也在头条位置转载了《万家诉讼》，后面是另一位著名作家王蒙的中篇。他觉得有些奇怪，信手翻阅起来，没想到被小说开头的"太阳好起来了"和"讨个说法"吸引了，便在邮局里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不足3万字的小中篇，接着，他买了20本《小说月报》杂志，回去分发给剧组成员，同时传真给远在香港拍摄《梦醒时分》的巩俐。经与剧组成员及巩俐磋商取得了一致意见，于是临时作出决定，改拍《万家诉讼》。
　　在北京与张艺谋签约后，我俩曾口头约定，将在《万家诉讼》、《碧秋嫂告状》和《碧秋打官司》（小说主人公农妇名叫"何碧秋"）中选择一个做电影的名字。后来，在剧中扮演李公安的戈治均（参加人民大会堂首映式时我俩住一个房间）转告我，由于电影人物对话采用方言，"碧""秋"两字的读音在陕西话中属于不能并用的"脏话"，这部电影因此由《碧秋打官司》而最后定名为《秋菊打官司》。
　　张艺谋对这部小说的改编是相当成功的，电影公映不久，即获得中国长春首届国际电影节金杯奖、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和政府奖，此外，还获得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主演巩俐也第一次在世界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女主角称号。张艺谋在《当代电视》1992年10期上，这样评价了小说《万家诉讼》与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关系："中国电影的繁荣与文学繁荣有直接关系。我们几代导演成功的范例，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近几年文学的变化和小说的追求，刺激着我们这些人怎么从过去的风格里演变出来，怎么采取一种新的创作方法。《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首先是小说原作《万家诉讼》写得好，我们确定用故事片与纪录片相结合的方法拍摄《秋菊打官司》，便是原小说《万家诉讼》的风格，为我们提供了思路。"
　　由于电影在国内外影坛上的轰动效应和强大社会穿透力，使这部小说走向了包括不同语言在内的更多的读者：《万家诉讼》被威尼斯大学教授L·费龙佐翻译成意大利文、被德国学者旷斯特凡翻译成德文分别在罗马、柏林等地出版单行本。这部作品还与我的另几部小说《安乐四陈》、《九州一溺》、《天河》、《天行》、《天惊维扬》一道被翻译成英、法文字，作为我的个人专集出版。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也出版了我的中篇小说集《秋菊打官司》繁体字版本--也许还应该值得一提的是，借助于电影的演绎，这部小说中的"讨个说法"，已经成了当代社会的流行词汇。
　　1993年，我个人工作发生了较大变化：当选为第8届全国人大代表，被破格评定为一级作家（正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专家特殊津贴，担任省文学院副院长，并经省委组织部下派担任天长市委副书记。1994年担任省文学院院长，同年当选为省第6次党代会代表，结束挂职前夕的1995年底出任省文联党组成员，还曾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意大利并出席蒙德罗国际文学奖颁奖仪式。至1996年，我已在北京、台湾、罗马、柏林等地出版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计22部，约500万字，并分别获得《青年文学》、《萌芽》、《中国作家》、《上海文学》、《莽原》、《小说月报》等刊物奖，另获得安徽省政府颁发的首届安徽文学奖和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中国庄重文文学奖，此外，还跟苏童、池莉、方方、铁凝、李锐等人一道经《女友》杂志读者投票被评为"中国当代十佳作家"--这一年我届满40正当不惑，如果用古语祸福相倚作譬喻的话，创作空前丰收和仕途意外坦荡既带来了无比喜悦，也派生而出无尽烦恼，其中酸甜甘苦，简直难以言尽。  


2006-7-21 18:22 回复  
222.64.54.* 96楼

　　1998年起，我对文学创作有了新的领悟。或许是前几年甚至不亚于那场毁灭性天灾的极其特殊的人生遭际，我对生活对人性的体验以及精神境界骤然得到非同寻常的提升，并就此影响到我的创作。我为自己作品定的标准为：一是要好看好读，有阅读兴奋点；二是有利于改编影视；三是具有较高的文学含量和艺术品位；四是发表在国内一流的纯文学刊物的头条位置。依此标准我先后创作了《重现江湖》、《披着狼皮的羊》、《杀人有罪》、《你听我说》、《到处都是谎言》、《走过从前》等中篇小说，它们在《人民文学》、《十月》、《青年文学》等国内最有影响的刊物头条发表后（《人民文学》即发了三个头条），先后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作家文摘》转载，有些小说还被多家地方报纸连载。其中《杀人有罪》被天津津源影视公司以40万元高价购买改拍20集电视连续剧，此作曾被中国新闻社和互联网誉称为"中国版《沉默的羔羊》"，这部作品后来还被扩写成33万字的长篇小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初版和再版均已告售罄。我的另3部小说《到处都是谎言》、《你听我说》、《走过从前》亦被北京数家影视单位看中，相关改编事宜正在洽谈之中。
　　岁月倏忽，我发表第一篇小说时不足25岁，迄今整整21年过去，依照文坛惯例，已经悄然步入"中年作家"行列。人的生命历程由青春而壮岁，更多的是俗世磨砺红尘煎洗，所经所历所阅所感，其中遭逢毁誉褒诟，无限滋味，对创作者尤为弥足珍贵--前人常言"文穷而后工"、"文章憎命达"，或许，当骤遇天灾人祸时，你反而能稳住心境积聚精神借助笔墨，衍化胸中块垒为精诚之作--借此机会，谨向曾经对我的生活和创作给予关心和帮助的前辈、老师、朋友（本文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列举）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李政协

走过恐怖
  
文/陈源斌  
文章网址：http://shang.cnfamily.com/199401/ca21005.htm

那年“文革”，父母“靠边站”，学校停课，12岁的我只能用自己的劳动帮助维持家庭生活。其中有一段时间是钓鳖，3寸长的竹管，拴一根尼龙线，系两只钩，以小田鸡作饵。钓鳖要避着人，天黑下钩，天不亮收钩，有时要连夜走好远的路。我每次出外钓鳖，都和邻居家一位年岁相仿、长得粗壮有力的王姓少年结伴同行。鳖是有灵性的东西，在一口水塘里钓过一次，此后半年以至一年内，再也不会有鳖上钩。为此，我家乡附近的水塘，很快被我们钓遍了。在我们家东南方向大约10华里外的地方，有一片濒河低洼地带，水网相连，塘坝成串，那里的鳖三五年也钓不尽的。我们一次又一次把目光转向那儿，只是心里犹豫，迟迟没有动身。  


我们迟迟未去的原因是害怕。从我们住的村子到那片水网地，中间要经过一座石桥，叫侉子桥。桥约有3丈来长，桥身很窄，是用两块细条石拼在一起的，最中间的条石还掉了一块。桥下是一道急涧，岸陡流湍，常常有人掉下桥淹死。传说最早淹死的是一个北方侉子，此人阴魂不散，一次次出来报复，把过路人拉下水。侉子桥方圆5华里没有人家。桥的这头是一片野坟，桥的那头也是一片野坟，荒草萧瑟，散乱着满地的枯骨和被野狗撕碎的随葬衣物——在农村中长大的孩子，自小就浸泡在鬼文化的氛围中，有句俗语：“远怕水，近怕鬼”——远处怕水是因不知深浅，近处怕鬼是因熟知那些极尽渲染的鬼故事——无论如何，我和同伴是不敢晚上从那座桥和坟地里走过的。  


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有天早晨，邻近庄户种植的向日葵花带着露水面朝太阳开放时，每一只花盘上竟都赫然出现“毛主席万岁”字样!消息传开，前来观看的人如潮涌来，上上下下都被惊动了，不得不派出手握红棍的队伍维持秩序。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对正在成长中的我们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冲击。  


当然，这个谜数年以后才由这家人的孩子自己捅破：他是乘向日葵刚刚蓄苞时，掰开花瓣用竹片在花盘上划上字的。不过，从蓄苞到开放的这段时间里，竹片的划痕逐渐长得愈合了。况且，当时又处在那样一种社会气氛中。因此，当我和同伴随着肃然起敬的人流前往瞻仰“圣迹”时，尽管最初我确实心怀疑惑，看得特别仔细，但出现在眼前的每一只葵花盘，上面的字迹纯属道道地地天然生成，色彩的深浅相吻也是天衣无缝，绝对找不出丝毫破绽。  


这天晚上，我和同伴决意去东南方向水网地带钓鳖。往昔我们熟知鬼神凶恶，世间无人能奈何它们，睡梦里也不敢逆拂。但现在不同了，葵花现字只能说明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铁的事实：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最最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老人家曾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至今谁也没见过鬼和神敢对他老人家下手!暮色降临，我们照例收拾好钓鳖竿钩，上好食饵，背上渔篓，径直去东南方向。桥越走越近，天越来越黑。夜气如水，夜色凄凉，一种冷意向身体袭来，逐次深入，入肉入骨入髓——就在踏上石桥这头乱坟群的瞬间，我和同伴不约而同地放声高歌：“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们走过坟地，过桥，再走过坟地，安然无羔。  


父 亲  
  
  
  
   
　　■陈源斌  
　　路彬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由师范学院分配到我家乡小镇中学的。他当了十年语文教师，跟一个农村妇女成了家。他文字很好，区委宣传报道组缺少人手，将他从学校调过去。宣传报道组的人是很容易被提拔的，过了几年，轮到他了，被派到附近一个乡当了副乡长。他时常回到小镇上来，这里的各行各业都有他的学生，都认他这个老师，都很客气，愿意为他办事。他有个学生在镇医院当医生，负责操作ＣＴ机。路彬到镇上开会，碰到了这个学生。学生热情地拉他到自己的科室，免费做了一次ＣＴ。

　　诊断结果出来，学生的脸色有点不自然。学生说，这台机器是刚换的，很先进，自己还没有熟悉性能，难免会有失误。学生建议他不妨到大城市再做一次看看。路彬先到附近的扬州，医生看看诊断结论，重复做了一次，脸色也不好看，说原先的诊断是对的。再到南京，也是这种结论。路彬心里有些不踏实了，他去了上海，这次他没说已经在三个地方检查过，以普通病人的身份做ＣＴ，诊断结果出来，不但病情属实，而且说已到了晚期，即使及时采取必要的救治措施，患者最多也只能活半年左右。

　　路彬也知道结果了，心里很着急。他对前来看望的乡领导说：“我要是死了，儿子考大学的事怎么办呢？”路彬的儿子正读高三，人并不笨，但是开窍很迟，不懂得学习，非得大人盯在后面反复催逼，成绩才能稳住。路彬被确诊是九月的事，离高考足足有十个月左右呢。他先想办法将儿子转到县城中学就读，然后预先写好几十封信，让妻子每隔一段时间寄给儿子，督促抓紧用功。接着，才放心去南京住院。

　　到了春节，路彬儿子回家，没有看到父亲，桌上有一封信。路彬在信中说，他负责的乡计划生育工作没有抓好，被集中到地区办学习班，所以春节不能回家。他要求儿子只能除夕、大年初一歇两天，年初三开始补习。路彬儿子按父亲嘱咐，提前回到县城中学，一心扑在功课上。到了６月，离高考越来越近，学生压力很大。路彬儿子夜里睡不着，忽然发现自己半年没有见到父亲，心里总觉得有点儿不踏实，往家里写了一封信，要父亲无论如何来一趟。

　　路彬在南京接受化疗，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了。他请乡里派辆小车，买套好衣服穿在身上，赶回县城中学见了儿子。儿子问他这么长时间到哪儿去了，路彬回答说，上半年南方山区发水灾，他正好去开会，就被困在大山里面出不来了。儿子问：“爸，你怎么这么瘦呀？”路彬说：“路被水冲断了，粮食运不进去，人饱一顿饥一顿的，怎么不瘦呢？”儿子又问：“爸，你怎么剃成个光头了？”路彬说：“洪水围上来，人跟猪呀羊的这些畜牲挤在一起，染上了虱子，只好把头发剃光了。”

　　到了７月份，离确诊病情整整十个月了，路彬咬着牙仍然活着。他捱过上旬几天高考，又捱了一些日子，估计分数下来了，他硬撑着身子，亲自拨通声讯电话查询，儿子竟然考上了，成绩超出重点院校分数线。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握着话筒，身子一点一点软下去，倒在了地上。周围的人赶紧过来，这个人已经死了。　　

　　陈源斌，1955年生于安徽天长，毕业于北京大学。做过知青、邮局职员、兼职律师、文学编辑、专业作家等。1980年发表小说，迄今已出版专著26部，约600万字。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意等国文字，在罗马等地出版单行本。曾获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和安徽省政府文学奖。代表作《万家诉讼》改拍成电影《秋菊打官司》后，获第6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我的创作生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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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源斌

　　每一个作家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其父母的影响。我父亲自小只读过一个冬学，全凭着一本《四角号码词典》自学文化，后来相继担任了家乡的镇长书记和周边乡镇公社负责人。父亲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铭深：文革期间他"靠边站"时，有次带我去一个杂草丛生的水塘用拖网捕鱼，每一网上岸都挂满了青苔，按照常识这种水塘是绝对不应该下网的，可我父亲就是不愿离开，从早晨到傍晚，一个空网接着一个空网，最后终于在眩目的晚霞里捕住了一条大鱼；我母亲是家里的主心骨，每逢大事总是处乱不惊、镇定自若--父亲的过人耐力和母亲的冷静决断这两个特点，既影响了我的性格和生活道路，也贯穿在我的文学创作之中。
　　如果往上追溯，我从事文学创作还与幼年酷爱读书有关。我好读书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从童年上学懵懂初开时起，我见书就读，每次开学发下新课本，我总是立即从高年级同学那里借来《语文》、《常识》等文字性书籍一口气读完。小学三年级时，我从邻居家借来一本《水浒》，里面布满了生字，我仍然囫囵吞枣般读了一遍。文革焚书期间，学校也随之停课，我利用这段空隙，大量阅读了流失在民间的各种各样的书籍。我青少年期间阅读的绝大多数为中国古典书籍，这种不间断大批量而且纯属下意识的读书，在某种程度上锻炼了我的文字叙述能力，与此同时，也深深埋下了一座可供成年以后从容开掘的极其珍贵的思想和文化上的"金矿"。
　　大约80年代初，有人曾问过我当作家的初始动机，我的回答一是为了改变个人工作处境，二是有感而发，三是人生在世有所作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些话显然不合时宜，对方吓了一跳。可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认为一个有出息有作为的作家应该说真话。就第一点来说，事情的演变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此。1975年底我招工进县邮局当乡邮员，除了每天骑自行车在乡村土路上颠簸120余华里路外，在单位这是最受歧视的工种。我很想摆脱这种工作另换环境。可是，若从乡邮员这类"外勤"工人转换成"内勤"职员，简直比登天还难。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邮局封发室有一封某文学杂志寄给我的信，当时报纸杂志寥寥无几，能收到杂志社信件的人全县也极其罕见，同事出于好奇拆开信一看，里面是一张稿件录用通知，这件事立即传开了，稍后不久，我被调进县局局长室任文书兼打字员。这次工作环境的变化，对我后来离开家乡县城成为职业作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我的第一篇小说《桑扁担》被合肥《希望》文学杂志编辑黎邦农看中，发表在该刊1980年5期上。我拿到印成白纸黑字的刊物兴奋得一夜未眠。两天以后，我沸腾的心冷静下来。我的小说在该期杂志的中间位置，我觉得应该写得更好一点，上杂志的头条。时隔不久，我的另一篇小说《归宿》果然列为《希望》头条。随后，我不再给《希望》投稿，而把目标锁定更高级别的刊物上。
　　1982年，我创作道路上一个得以崭露头角的机遇降临。滁县地区文联举办文学创作班，6县一市甚至包括写通讯报道的业余作者麋集滁州，除每人各带7-8篇稿件外，还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写作。为确保出成果，滁县地区文联还将特邀本省《安徽文学》和南京《青春》两家杂志的编辑亲临滁州遴选作品。
　　我最初没有参加这个创作班。原因一是我对这种大规模集中写作的实际效果心存怀疑，二是手头只有两篇小说，三是单位有事走不开。创作班即将期满时，地区文联创作负责人将差不多堆积如山的稿件予以初步筛选，觉得成功的作品不多，便于创作班结束前两天请县委宣传部领导出面督促我到会。当时社会上正流行文学热，创作班住在地区水利局招待所，被邀请来选稿的编辑住在地委招待所东小楼，如果不经充许，任何学员均不准擅自前往打搅。为示公正，所有上交编辑的作品一律不署名。我仅带了两篇小说，第一次便留了个心眼，只上交了其中的一个短篇。首先来选稿的是《安徽文学》主编江流和责编温文松。很快有了消息，唯一被选中的是我的短篇，江流主编要约作者面谈一次。


2006-7-21 18:22 回复  
222.64.54.* 93楼

　　我跟地区文联的同志一道去了地委招待所东小楼，见面后，江流先生并没有提及被选中的稿件，而是问我读过什么书。我决定实话实说。我把自己读过的书大致分了一下类。一类是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元曲等等，一类是文言式叙述的小说如《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等等，一类是评话式作品如三言二拍等等，一类是既通俗好读又具有很高艺术品位的如《红楼梦》、《水浒传》等等，此外，我还提到了《西厢记》、《桃花扇》等戏剧，我还承认自己读过用当时标准衡量夹杂着低级淫秽内容的如《三戏白牡丹》、《九美图》、《何典》等等。很显然，江流先生十分意外，或许为了验证，江流先生问我读没读过欧阳修当年写于滁州的《醉翁亭记》，我说读过，并当场一字不拉地背诵了一遍。江流先生沉默许久，送了我一句话：取法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紧随《安徽文学》其后来选稿的是南京《青春》杂志孙景生和另一位青年编辑，颇为侥幸的是，我剩下的另一个短篇小说也被唯一选中。两部作品很快变成了铅字。稍后，我的另一个短篇小说《巴根草》作为自然来稿在北京大型文学双月刊《十月》第5期发表。就在这一年，我参加了在马鞍山和黄山两地召开的省第二次青年作者会议，并加入了省作家协会。
　　1983年春天，我突然接到省作协寄来的报考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通知。中国作协文讲所是中国文坛最高学府，当代文坛诸多显赫人物如王安忆、蒋子龙、古华等均出身于此，以前的学员都是从全国成就突出的优秀作家中推荐选拔去的，这一次系建国以来首次采用正式考试的办法招生，报考者必须是省级以上作协会员，具体程序是先由个人报名，经省作协进行筛选确定报名资格。在此之前，我与省作协没有联系，对这件事也一无所知，当然没有报过名。事隔多年以后我才听说，省作协常务理事会研究本省报名考生时，曾强调一定要保证本省不要"剃光头"，会议即将结束时，江流先生突然发言说，如果要确保录取，只有一个人有绝对把握。江流先生提到了我的名字，尽管其他与会者对我十分陌生，但江流先生除担任《安徽文学》主编外，还是省作协的资深副主席，威望颇高，因此，我虽然自己没有报名，但仍然侥幸被破格列入了考生名单。
　　文讲所招生的华东考区设在南京。我觉得自己希望甚微，但决心尽力一试。我对自己的家人都没敢说，找人开了病假单悄悄前去赴考。我到南京找到地方天色已晚，在招生组房间门前，我偶然听见有人说"安徽的XXX怎么还没来呀"，我走进门说自己是安徽考生时，有人立即问我是不是XXX，我说不是，对方立刻变得非常失望。当晚我还得知，此次考试卷面成绩只占总分的50%，另50%系作品分，此次考生中有20多人得过全国文学奖，他们的作品无疑将打满分，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卷面考试即使得100分，也只能抵算全国获奖作家作品的10分。这两件事让我十分沮丧。可是，事情的结局殊出意料，我的5门卷面考试得了高分，而发表在《十月》上的短篇小说《巴根草》也被主考看作"生活气息浓郁文字功力深厚作者极具潜力"而打了高分，就这样，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江流先生当初在省作协常务理事会上的话竟奇迹般地得到了应验，我成了安徽唯一被录取的考生。  
　　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后来改名为北京鲁迅文学院，我们这一届是第8期（跟后来的许多短期培训班不一样），于1984年3月入学，至1986年9月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7月毕业，既获得由鲁迅文学院颁发的创作本科毕业证书，同时还获得北京大学本科文凭和文学士学位。北京数年就读对我的创作受益终生。第8期40名学员中有22人得过全国文学奖，其他也是各省市文坛皎皎者，同学之间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学习和创作气氛。当代著名作家如丁玲、王蒙、叶君健等，当代著名专家学者如唐 、李泽厚、刘再复等，都分别应邀来讲学。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接踵而至组稿。在北京学习期间，我除了系统地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外，还创作并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全国有影响刊物上发表了一定数量的中短篇小说，并于1986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考上北京的第二年，即1985年初，经《清明》杂志常务编委曹度先生的推荐，并经主持刊物工作的编辑部主任谢伦泰同意，我先被借调当了该刊的编辑，稍后我工作关系由家乡县城正式调进省邮电管理局政治部。在此期间，曾有动议要我出任《安徽邮电报》总编，但我自己属意于文学创作，一门心思想进《清明》当一名普通编辑，便予以婉言辞谢了。当时，《清明》杂志主编由著名作家鲁彦周兼任，鲁彦周先生还是省文联副主席和党组负责人，经过他的全力斡旋和数次争取，我的工作关系很快从省邮电管理局政治部正式调进了省文联，从而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涯。
　　进省文联伊始，我觉察到一些奇怪的现象，比如说，就全国文坛而言，有人由业余作者调任专业作家后创作能力反而日趋萎缩；比如说，有人从基层上调为刊物编辑后，马上利用所在岗位急于发表以前的退稿。为此，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不在供职的《清明》和同属省文联的《安徽文学》上发表作品，而是拿到国内有影响的刊物上参予公平竞争。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做法确实颇见成效。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我先后在《青年文学》、《萌芽》、《上海文学》、《中国作家》、《人民文学》等杂志发表了《安乐世界》、《一案九罪》、《仇杀·杀仇》、《阳光照进西窗口》、《天河》、《天行》、《天惊维扬》等中短篇小说，部分作品被转载并获得刊物文学奖。
　　1990年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沈培新兼任省文联党组书记，省文联党组随即发出"作家要下去，作品要上去"的倡议，或许见我年龄最轻，便动员我下基层挂职深入生活，当时说好下去将挂职副县长，党组负责人亦曾带我面见过地委负责人通报挂职情况并得到对方支持和肯定，可是，省文联内部有了不同意见，事情结果是，我仍然按原计划下去挂职，但改为担任一名副村长。就在当年年底，我从基层得到消息，我家所在的省文联简易宿舍楼深夜失火，一栋楼全部烧毁，当我从数百里外赶回省城时，面对的已是一片残烟未尽的废墟，我家包括7个书橱在内的藏书手稿以及全部财产均片纸不存，当晚全家人挤在小旅馆简陋房间里，连吃饭的碗筷和洗漱的毛巾牙刷都没有。当此天灾骤然降临之际，我母亲处乱不惊冷静决断的性格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我的内心突然进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详宁静。我的真实想法是，与其沉浸于自我悲痛和他人怜悯，不如自己救自己。于是，我决定收敛心性，集中神思写一部小说。  
　　失火的第二天，我在小旅馆房间里摊开纸笔开始写作，恰好一位分管宣传文化的省级官员来慰问受灾人员，看到我一声不吭地憋在房间里埋头写小说，她吓了一跳，以为我头脑受刺激出了毛病。而事实上我当时非常冷静，很想写一部能够超越自己以前作品的中篇小说。为此，我决定选用自己比较倾心的法制题材写成纯文学作品，并构思了一个一句话就能说完的故事：农妇因丈夫被打而状告村长，告到乡、县、市公安部门，又诉诸法院再上诉二审获胜。我试图逼迫自己在这种简单事件和有限天地里，追寻最佳结构方式和独特叙述视角，从而激荡波澜，充分地收融生活容量，展示原汤原汁的社会风貌，将人物写得既鲜活独异又普通真实。与此同时，除了追求叙述语言的感觉和质量之外，还注意使用生活用语例如"讨个说法"之类--10天以后，这部小说顺利完成，取名《万家诉讼》。
　　事有凑巧，就在写作此稿期间，我收到了《中国作家》编辑赵虹寄来的一封在我看来有点不可思议的约稿信，她并不知道我遭遇火灾的事，却在信中让我写一部"既高瞻远瞩，又是通俗易懂的，又是洞察人心的，并且新鲜、独特、与众不同"、"最好是当代、现实生活题材，读来令人惊心动魄"的中篇小说。没过两天，赵虹又来信要求"即使不惊心动魄，总得震撼人一些，至少让头儿读了坐不住；或者长叹、感慨一番，或喝茶深思一番也好"--在短短时间内，她一共来了整整10封催稿信（后来，我把这10封信连同信封邮戳一起复印寄给了中青社的《小说》杂志，信的全文发表于该刊1995年5期"小说书简"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