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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刚成立，40岁的母亲就被人称为“隔满娭毑”。当时我刚满5岁。
母亲14岁出嫁，先后生育4胎，也陆续夭折4胎。我这“老五”成了她的“独生子”。（我曽经的大姐与“马畔”的母亲同龄）她便开始“溺爱”起来，不论干什么总带着，连挑水都让跟着或“守吊桶”。“负面”结果是：属于她的“隐私”我都基本知情。
巷子里的男人都在外“赚饭”，剩下的除两个真正的小脚娭毑外，都是家庭主妇再加一群我这样的小孩，属妇儿世界。母亲在这一群中，“人到中年”，较爱说笑，又喜“辣利”，便渐渐有了“威信”。她喜欢扫街，从东头扫到西头，说是怕小孩摔得一身邋遢；谁家孩子拉了屎尿，她帮着擦屁股，并且马上用煤灰扫掉，说是怕其他孩子踩到脚上；谁摔到水沟或麻石上搞得一身泥巴或流了血，她会跑去扶起，帮着抹眼泪，擤鼻涕，收拾残局。她从不担心别人嫁祸以至经济索赔，不像如今传媒报道的那样“冷眼”。孩子的家长也绝对不疑心“隔满娭毑”的真诚。
“彭户籍”（户籍民警，大家都这样叫她。）常在巷子里转悠，走东家串西家的，大家有什么事都找她解决。一天晚上，她召集居民开会，地点就在坡上的祠堂里，是选举居民小组的“干部”。没有预定候选人，自由提名，随便议论，这是我见过的最民主的选举。选到“妇女代表”时，贺婶提议“隔满娭毑”，居然全体响应。母亲始料不及，哆嗦着说，不行，不行，我没文化。随之牵着我退出了会场。
此后几天，彭户籍来我家几次，后来就见母亲会议多了。办事处，区妇联，市妇联，总在晚上。我总是以她膝盖为枕，中途便睡着，会议内容不与我相干。看电影“难忘的一九一九”，倒是有印象，是在学院街的文化影院。母亲的“妇女代表”看来是上任了的。
当了“干部”的母亲进了扫盲班，读“妇女三字经”。她为我也弄了一本，让我跟着她们朗读。教课的是呈老年状态的罗老师，大约属“前朝遗老”。不多久，我就背诵如流。现在仍记得前面几句：“旧社会，不公平。重男子，轻女人。婚姻事，不自主。被买卖，受欺侮。姨太太，小老婆。童养媳，苦难多......”母亲则让堂兄用毛笔写成大字，再用一张皮纸铺在上面，一笔笔去“蒙”。
当了“干部”的母亲经常由上级组织去搞义务劳动。忽而去清除垃圾山，忽而去疏通臭沟渠。她总是腰围巾一繋，说走就走。从来不惜力气。打老鼠，灭苍蝇，防火防盗，调解居民小纠纷，都随叫随到。
当了“干部”的母亲居然没有正经名字。彭户籍问她，她答：隔庚氏。这怎么行？彭户籍帮她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翠兰。母亲喜滋滋雕了个图章：隔翠兰。彭户籍又说要按娘家姓嘛，母亲再去雕了个：庚翠兰。从此才“名”归“正传”。这两枚图章保留了30多年，上世纪80年代老屋拆迁才莫名其妙丢失。
母亲得过许多奖状，较“重”的怕是市妇联颁发的“长沙市勤俭持家积极分子”了。那年月不勤不俭行吗？
1954年初，老妹出生，母亲已是45岁高龄。尽管此前吃过不少草药郎中开的“打”药，（家中生活困苦，不堪养育新生命）无奈老妹命大，那就只好“随缘”。母亲辞去了“妇女代表”一职。“干部”生涯终止。
作为居民小组的“干部”，她没有拿过一分津贴，没有谋过任何私利。体力精力都搭进去了，总算名声不错。老一辈说起她，没有不说“好人”的。50岁后也没有一分养老或低保金。好在她善于体力活，帮人挑水，推板车，挑土，倒马桶，千方百计赚点小菜钱，以帮补父亲工薪的不足。她更“聊别”，61岁就“知趣”地“走”了，没有连累十分困顿的儿女。她“走”之日，正是老妹初中毕业等待“着落”之时。办事处曹主任曾是母亲后任居民小组“干部”，一步步提拔上去的。她对母亲一贯尊敬，不少街坊也帮忙呼吁，17岁的老妹终于得以与70岁的老父相依为命（其时我仍在广东乡下当五七战士），不动员上山下乡。曹主任还当机力断，接收老妹在辖区的街道工厂（华国锋一手托起的大名鼎鼎的“向东五金电器厂”）做学徒。善良的母亲总算得到了一点回报。她也真“走”得及时！现在，当我每月拿着也算丰厚的养老金，便感觉十分沉重。这里面分明有母亲的血汗！想及此，总有些唏嘘。
母亲生于宣统年间，缠过足，但不到位。父亲曾对我说她其实从未干过体力活，是在“霸蛮”！这完全颠覆了她在我心中的形象。人能长年累月“霸蛮”如此，怕也算奇迹吧。
在“三八”节来临之际，写点忆念母亲的文字，献给现在享有“半边天”的幸福的女士们，献给现在虽下岗失业不甚如意，但仍享有一点低保或养老金的妇女同胞们，祝大家节日快乐！祝你们的明天更美好！ | 
发表于 2011-3-6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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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7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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