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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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因公事被领导派往外地办事称作出公差。可笔者在当黑七类狗崽子时期，曾出过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私差，而且是令人尴尬的私差，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正值“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期，我和陈家瑞(原南岳电影院美工，“文革”初期随全家被驱逐到衡山县江东公社龙桥大队安家落户的“黑七类”之一的地主子弟)正在与衡山松柏公社晓岚大队第八生产队(晓岚港)—江之隔的湘潭县青山桥区晓岚公社机关画油画毛主席像——毛主席去安源。那天大约十点多钟的时候，该公社一个管政治工作的干部来到了我们的临时画室。他先是仔细地观看我们画油画，随即便例行公事般地盘问我们的来历、身份等基本情况。记得当时双方的谈话内容大意如下。

干部问：“你们是哪里人？”我抢先回答他说：“我们原来都是南岳人。我现在是对河松柏公社晓岚八队的‘新社员’，姓唐；他姓陈，是衡山江东公社龙桥大队的‘新农民’。”当然，我没说也不敢对他说出我们的真实身份。否则，我们很有可能立即会被他赶出去的。因为我们当年都是“黑七类”狗崽子，是红色江山上不该出生的人；是共和国社会多余的人。

“哦，小鬼，你真能说会道。你是什么成份？”那干部见我一张稚气未脱的娃娃脸，接着又直接了当地问我：“是谁批准你们画毛主席像的？”

我马上回答他：“我家庭成份是小土地出租，本人出身学生。从小就自学画画，因为热爱毛主席，才利用自己的特长与陈老师结伴出来画毛主席像。”

那干部又说：“你们知不知道画毛主席像是要经过县级革委会政工组批准才能画的？”我回答：“不知道。”他又问陈家瑞：“你是什么身份？”陈看了看我，然后又不假思索地马上回答：“我家庭成份是‘自由职业’，原是南岳电影院的专职美工。”陈显然早就有防备，只有谎报军情，不得不隐瞒他的‘地主身份’这一事实。生怕那干部继续对我们追根问底。

这时候，那干部又东瞧瞧，西看看，末了，又用手去摸另一幅已经画好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捡阅红卫兵的半身画像。继续对我们说：“你们画还是画得好，是谁叫你们在我们公社来画毛主席像的？”陈指着我告诉他：“是小唐与你们公社负责人联系的。”那干部又问：“那你们有没有《介绍信》？”我回答：“没有。我们是凭画好的油画毛主席像来联系的。”那干部又问：“这样吧，请你们到贵县革委会政工组去补开一封《介绍信》再来画吧，”陈稍一默神，很不情愿地回答他：“好吧！”那干部听后，没再说什么，悠闲自在地走开了。

目送那干部离开之后，我便忧心忡忡地问陈：“陈老师，你看这事怎么办呢？”陈回答说：“我看这样吧，明天辛苦你去南岳出趟差，你就拿着毛主席捡阅红卫兵的画像到县革委政工组去，请他们审查一下，再请他们给我们开具一张《介绍信》，然后赶紧回来。”我说：“好吧。我去试一试。”

说完之后，我们仍旧各司其职地继续画油画——陈专画头部，我负责画身体部位和背景。我们配合默契，非常认真，生怕画砸了，否则，“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一旦扣到我们头上，谁也吃罪不起。因此，我们线毫也不敢怠慢。

次日清晨，洗涮完毕，匆匆吃过早饭之后，我便拿着那张毛主席画像，步行近二十华里小路，大约上午十点半钟的时候，我来到了白果。不一会儿，搭上了一趟新桥到衡阳的公共汽车。当天中午，便来到了我的出生地——南岳镇。

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我走马观花般地浏览了满街满巷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因我的倒霉而又该死的身份，我心乱如麻，思绪了万千。行走在昔日熟悉的山城，往日响当当硬梆梆的红五类身份的孰人和朋友，有的跟我打个招呼便匆匆走开；有的却视而不见，装作不认识，各走各的；有的则像避瘟神似地，见了我之后马上躲开，敬而远之。人啊人，被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丧失了友情，淡漠了亲情。使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我在东街口一家米粉店花二角钱买了一碗“光头面”(没有任何佐料与菜肴的青汤白水面)，狼吞虎咽地吃完之后，马上走开，生怕又见到那些用异样眼光打量我的家乡人。

在街上闲逛了许久，直到下午二点半左右，我才来到了当年座落于东街祝圣寺内的“衡山县革命委员会”。欲径直往里走，不料被门卫——俩个站岗值勤的全副武装的红卫兵拦住了，他们问我：“你找哪个？介绍信呢？”

“我找县革委政工组，是来请他们开介绍信的。”我如实回答。“那你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一个门卫又问。我告诉他：“我从松柏晓岚港来，名叫唐容颐。”另一个门卫又问：“你来打政工组开吗咯介绍信？”我对他们说：“我是画画的，是来请县里批准我们画毛主席像。”我边说边把那张油画打开给他们过目。他们装模作样地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后，年长的一个便说：“你进去吧。”于是，我随即进了大门。

我一边走一边观看各扇房门上方的小招牌。没多久，在最里面正前方的一间房门见到了门上方“政工组”的小招牌，便径直走了进去。

进门之后，见一个中年女干部和另外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在谈论着什么。见我到来，那女干部问我：“请问你找哪个？”我告诉她：“我找你们负责同志。”她又问：“吗咯事？”我便把那油画打开，递到她面前，对她说：“我和陈家瑞在外面画油画，来请你们开张《介绍信》。”那女干部接着说：“那你稍等一会，我们组长正在开会。你先坐吧。”说完之后，她和那几个人继续高谈阔论。许久，那几个人先后离开了。女干部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见我呆呆地坐着，便对我说：“你先在这里再等一等，我把你的画拿去给我们领导看一看，等一会再说好吗？”我迫不急待地回答她：“好吧。”那女干部便拿着那幅油画离开了。

约摸半个小时之后，那女干部回来了，她把画退还了我，神情严肃而又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小唐，对不起，我们领导看了你们的油画，认为你和陈家瑞画得还可以，只是不能批准你们画油画。”我心平气和地问她：“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画毛主席像呢？”她回答说“这就不必要我来多说了，因为你们的政治身份，是千万不允许画毛主席像的。你和陈家瑞只能老老实实地在农村劳动改造，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你回去吧。”我接过画，神情沮丧地像做了一件不可告人又见不得人的坏事一般，扭头就走。然后，三步并做两步地匆忙走出了祝圣寺大门，火急火燎地往汽车站赶。因为怕搭不上当天最后一班到后山的车。不然的话，一到天黑身无证明，又无粮又缺钱的我，谁也不敢收留我，将要露宿街头而被抓到治安指挥部关押。

幸好，那天下午，我搭上了四点半钟南岳开往白果的最后一趟公共班车。买好车票，上了车，我坐在座位上闭目养神。心里想，我们这些“另类家庭”的子弟，怎么这么受歧视呢？欲凭一技之长混口饭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真是只有死路一条啊！我今天高兴而来，却扫兴而归。但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结局。我边想边昏昏欲睡。一个多小时之后，汽车到达终点站——白果。

下车之后，我急急忙忙朝原始往回赶。天完全黑暗下来的时候，我终于心身疲惫地回到了晓岚港对岸。然后，与陈家瑞会了面。见面之后，我将南岳之行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他却无言以对，只是望天长叹了一声：“哎！”便再也无话可说。

第二天，我们就结了帐，各自打道回府。从此再也没画画了，仍旧当另类“新式农民”。

这就是我那次难忘的尴尬出差——伤心的南岳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