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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 告

                                      讣            告
    黄埔前辈、远征军老兵湛仲英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12月18日与世长辞,享年88岁。


    湛仲英先生1923年出生于长沙市开福区三公里,1938年底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17期通讯兵科,1941年冬毕业,分发到第六军93师补充团,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滇缅会战,在畹町、芒友、惠通桥与日寇英勇作战,历尽艰险,坚守阵地。后来又在云南、湖北战场继续参加抗战。历任少尉附员、中尉排长、上尉电台台长。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加祖国建设事业,从事银行保险工作,是单位业务骨干,从广西财政厅退休。虽历经坎坷,受尽磨难,但始终热爱祖国,怀念远隔海峡的战友,期盼着和平统一,重聚一堂。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知情重义、为祖国和民族做出贡献的老前辈、老战士。


    定于2011年12月20日上午11时在阳明山殡仪馆举行追悼会,请能够参加的黄埔后裔会员尽可能参加追悼会,送这位可敬、可爱、可怜的老前辈、老战士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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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大小 旋转 照片 032.jpg沉痛悼念黄埔老人,远征军老兵湛仲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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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潇洒英俊的黄埔抗日战士,晚景凄凉孤独的黄埔老人湛仲英又回到天堂去了,那里有他的战友,有他深爱的老妻。湛老一路走好!

   明天我们会去参加黄埔前辈湛仲英追悼会,与湛老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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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黄埔老人.远征军老兵湛仲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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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访抗战老兵湛仲英后记

 

    湛仲英是我采访过的抗战老兵中最年轻的一位,今年才88岁。1938年,他不满16岁考入黄埔,1941年参加远征军那年才18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华。我也才知道,“知识青年”这个名词竟然是在七十年前就出现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是蒋先生于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号召,在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中,大部分是湖南和四川两省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保家卫国,血洒疆场,与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相比,他们在史册上的地位一定重要得多。


    湛老是我们土生土长的长沙老乡,他就生长在我们身边的街巷,是我们不少朋友的街坊和校友。他的晚年也在童年的老宅基地边度过,老宅在“文夕大火”中付之一炬,无钱重建,从此便与湛家无缘了。他年幼时见过左宗棠的“如夫人”,曾听说过一副挪揄左大帅的对联:“赐同进士出身,替如夫人洗脚”,指的大约就是这一位。我们的故乡长沙近代史上出现过许多彪炳青史的人物,收复经略新疆的左宗棠是一位,年少从军、血战沙场的湛老也应该算得一位,虽然他籍籍无名、其貌不扬,只是个“贫居闹市无人问”的耄耋老人。在他蜗居的陋室,最显眼的是湛老年轻时的戎装像,容光焕发,衣领上缀着上尉领章。与眼前满脸黧黑、布满老年斑的老人实在很难联系在一起。湛老不无得意地说,他当年是同期黄埔同学中最帅气的,几十年后,去台湾的同学还记得起,在回忆录中特意提到他。另一张是湛老早些年在卢沟桥的留影照片,似乎在说明抗战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内容。


    湛老送给我一份他的回忆录,记叙他在滇缅战场的一段亲历,我在整理时几乎未加改动,因为他的亲历是那样的真切、他的情感是那样的真实,没有半点故作姿态、装腔作势。他记得:“初上战场,腿都紧张得微微颤抖,说话也变声了”,当日军逼近冲锋,“成百的新兵向后逃跑”。如果谁嘲笑青年新兵在死神逼近时的恐惧,那一定是出于无知和狂妄。就是这些“怕死”的新兵,成功地阻击了日寇,扭转了危急战局。他真实记录的芒友阻击战和惠通桥惨烈战况如同一个个电影镜头应该载入史册,湛老和他的战友们是真正的英雄。


    湛老回答提问时有些恍惚,几次说起:“我的历史组织上已经审查清楚了。当然要再审查也可以”,大约是几十年许多次审查带给他的后遗症,把我们错当成“审查人员”了。稍微了解湛老的经历就不难理解。他在抗战胜利后随部队退到广州,一些同学去了台湾,湛老认为旧政权没有希望,退伍回到长沙,1950年被招入银行保险系统,分配在广西河池金城江工作,之后调到南宁西江学院任教。1957年因为历史问题和“反动言论”打成右派,拖家带口到容县劳动改造。巧合的是,湛老参军在国军第6军,军长甘丽初就是广西容县人,据百度查找,甘丽初,黄埔一期毕业,1950年与解放军作战中在大瑶山被击毙。但湛老说,台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在容县投下甘丽初署名的反动传单,当地政府还发出对甘丽初的通缉令,当然他是不相信什么“反攻大陆”的。劳改农场所在地叫“天堂山”,湛老在“天堂”里生活了21年,1979年“改正”回到凡间,几年后办理退休,叶落归根回到长沙度晚年。难怪湛老几次问我们是哪个单位的,他把我们因他耳背大声提问错当作当年审问的重演了。


    湛老是极重情重义的人。在他珍藏的相册里,有祖父和父母的慈颜,有去世的夫人的照片和他的挽联《悼亡妻》:“的是有前缘,战乱偶逢结连理,五十四年,历尽坎坷,何辞忍辱负重,茹苦含辛,艰难岁月情真切;难能无遗憾,升平偏教染沉疴,十有九载,望穿瑶水,那堪别绪离愁,寒衾只影,寂寞黄昏意绸缪”。他生死之交的学友战友臧运谋也还健在,现定居福建南屏,时有通信往来。他最爱不释手的收藏是一册《黄埔17期通信兵科在台同学庆祝毕业50周年纪念专辑》,里面有许多他共赴抗日疆场、暌违几十年的同窗学友。


    联系采访湛老不容易,他住在繁华闹市背后一栋老旧居民楼,没有装电话,装了也没用,他听不到电话铃声。彭秘书长为此上门跑了好几趟才找到他约好采访时间。湛老独居,卧室和改作书房的阳台难见天日,白天也须开着灯,进门狭小的厨房是88岁老人为自己料理一日三餐的场地。早几年,湛老请了位70岁的保姆照顾,两人相处甚好,但儿子担心日后父亲的房产落入保姆之手,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老人只能继续过着“寂寞黄昏、寒衾只影”的生活。或许是因为受老爸牵连影响,在荒凉贫瘠的十万大山中度过青少年,因而对老人尚有余怨,儿女与他的关系不甚亲密。时近中午,我们请湛老一起到街口的小饭馆午餐,老人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他有些迫不及待地拣大块的鱼肉和鸡块往缺牙的口里送。彭秘书长说,他常常做一顿吃几顿,有时饭馊了菜坏了还在吃,只怕又有好久没有改善生活了。不敢让老人多吃,请服务员盛了两盒让老人带回去。老人依旧笑吟吟地与我们挥手告别,转身蹒跚离去,也已80岁的彭秘书长搀扶着他,佝偻的背影渐渐隐没在长长的幽深小巷,小巷的铭牌在高楼大厦的都市里黯淡得难以让人发现。
                                     2011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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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的抗战岁月

 

                        湛仲英

 

    我叫湛仲英,生于1923年,现年88岁。我的老家就是长沙,家住北区,小地名 “三公里”“制造局巷”,父亲是税务局的小职员。我小时在荷花池的长沙师范附小读书,兑泽中学毕业,著名画家周令钊是我同学书画的校友。我的家在“文夕大火”中被付之一炬,我随母亲逃难到九十里外的益阳朋友家,远远看到长沙城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家园被毁激起我满腔愤怒,1938年底我考入黄埔军校17期通讯兵科,在贵州麻江学习,学制三年,也许我是年龄最小的黄埔学生。因日寇攻击独山、都匀,兵临城下,形势危急,抗战处于最困难时期,我于1941年冬毕业,与同班四位同学一起分发到第六军93师补充团担任少尉附员,军长甘丽初后因作战失利被调职,黄杰接任。他们都是黄埔一期生,黄杰也是我们长沙人。当时第93师师部驻守滇南边界的车里(今西双版纳的景洪),补充团驻地在贵州安顺。


    1942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短时间内攻占越南、泰国、马来亚,席卷东南亚,并攻占缅甸首都仰光,继续向北进攻,企图切断中印缅国际公路供应线,断绝盟国对中国的援助。同时从缅甸进犯我国云南,妄图一举攻占战时首都重庆,实现占领全中国的野心。其最终目的是以缅甸为跳板进攻占领印度,实现与德国希特勒法西斯会师伊朗、称霸世界的狂妄计划。在此生死存亡之际,蒋介石提出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抗日。中英两国签订对日并肩作战协议,调集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组建成中国远征军,三月下旬入缅作战。在师主力部队入缅的同时,我们补充团也奉命向中缅边境移动。我们补充团由军校毕业生新兵和当地壮丁组成,由唐团长率领,共一千多人分乘八十多辆临时征集的汽车出发,由于车辆破旧,有的还是以木炭为动力的蒸汽车,加上高山峻岭路面狭窄破烂,一路走走停停,颠簸行驶了二十来天才到达芒市,减员不少。我们在芒市换上美式夏季军服,装备了轻机枪、冲锋枪、比造步枪等美式武器,我领到的是一支冲锋枪,金属部分透出锃亮的蓝色光泽,叫我爱不释手。


    先期到达缅甸的93师主力部队在棠吉、罗衣考一线接手部分英军防务,由于英军不战而退,我军陷入孤军作战困境,加上后方补给不及时,与日军激战中伤亡惨重,只好向北撤退。我补充团匆匆追赶主力,四月中旬抵达畹町。当时团一级没有无线电通信设备,我们与军部、团部都失去联系。团部搞到一台美式V100旧电台,唐团长高兴地把我和同学臧运谋叫去,我俩飞了好大劲才把电台修好,但因为不知道军部和师部电台的呼号和波长,仍然无法联系。四月二十八日,腊戌失守,日军即派一支坦克部队直扑畹町。团指挥官明知补充团这支新兵队伍无法与穷凶极恶的日寇抗衡,但仍指挥部队在仅有几座仓库的芒友小镇构筑工事准备迎战。此时,畹町后方空虚,从腊戌到滇西的保山、大理千里公路线上挤满了逃难的边民、缅侨和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有中国军队、穿着肮脏黄咔叽军服的英军、被称为“加纳人”的黑人雇佣军和扎着布包头蓄着大胡子的印度兵,这些挤在汽车上逃命的外国兵都将武器丢掉了,我团向前线行进时,他们纷纷向我们翘起大拇指叫喊“OK”.我们大约在五月一日下午进入阵地,所谓阵地也就是从附近缅甸农家借来锄头挖了几个机枪掩体并从附近已空无一人的英军仓库搬来装有大米、面粉、奶粉的大小包堆成一个个散兵掩体,再用树枝伪装起来。此时前方不时传来阵阵密集枪声和隆隆炮声这是从腊戌撤退下来的第六十六军新29师官兵临时组成的部队与日军遭遇激战。


    傍晚时分,刚吃罢晚饭,突见公路上难民哭喊着向两旁逃散,汽车也堵塞不走了,我们意识到日军马上就要到了。团长命令做好战斗准备,我们团的营、连、排长和一些军士都是久经战斗的,沉得住气,我们军校毕业生虽然经过严格军事训练但毕竟是初上战场,腿都紧张得微微颤抖,说话也变声了。但我们心中都怀着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怒火,我们也爱惜黄埔军人的荣誉,都静静卧在阵地上等待着团长的命令。日军混在难民中的特务已经侦查到我们隐蔽在山头的守军,数百米外的公路上停下几辆日军坦克突然向我们开炮,阵地上升起团团火光硝烟,随后百来名鬼子发起冲锋。我团成百的新兵向后逃跑,团长对天鸣枪也弹压不住。同时我们的机枪阵地也响起密集枪声,和步枪、冲锋枪一道形成很大威力的交叉火力网,敌人的攻势被击退,山坡上、公路边留下十余具侵略者的尸体,有的还在蠕动。我们相信,这些被击毙的敌人中一定也有我们枪口发射子弹命中的。这晚,又发生了两次战斗,日军死伤不下百余名,我军也死伤百多人。


    坚守到第二天晚上,我们阵地上还留有三百多官兵。军校同学已有十余名战死,他们都是从南洋归国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我们在军校和前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爱听他们用广东口音歌唱粤曲,有时节奏明快、有时婉转缠绵余音袅袅令人心旷神怡。多么可爱的年轻朋友啊!“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中华民族正是有着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前赴后继不怕牺牲,才能够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战友们,安息吧!


    五月三日凌晨三时左右,日军又一次开始炮击,我军阵地被浓烟笼罩,不断有官兵阵亡,阵地上只留下百余人,每个人都疲惫已极。团长分析敌人更大规模的攻势在即,我补充团已无徒劳牺牲的必要,下令由他和副团长、团附各带一部分人员分散撤退。我们和四分校的几位同学在黎团附带领下迅疾沿着一条山涧向国境方向急走,黎明前涉水越过瑞丽江到达畹町。畹町已是空空荡荡,我们运气好,正好一家饭店的老板准备逃走,被我们赶上,买了几个糯米饭团边走边吃,否则哪有力气继续赶路啊。


    走出畹町三四里路,路边停了两台车,车旁站着一些军人,司机正用摇把发动汽车。我和同学臧运谋跟着黎团附毫不客气地挤上了车,都是从前线撤退下来,我们每人背着一支枪,没有人阻拦我们,但其他十多位一起撤下阵地没有挤上车的战友从此生死不知再没见面了!


    我俩紧跟着这位讲广西话的黎团附,一路上时而搭车、时而下车奔走,公路上挤满了各种汽车和逃难的人群,不时有人被汽车撞倒,汽车就从他们身上压过,血肉模糊。路边也不时有人倒地不起。我们在两天里几乎没有吃过东西,渴了就喝路边的沟水,又饿又累只想倒下歇息片刻,但理智告诉我们,倒下可能就永远站不起来了,一定要坚持走到我方防线内。有一次在路边一栋无人的草屋里,我们发现一罐发霉的米饭,我们就像看见美味佳肴一样用手抓起来就往嘴里塞。


    我们后撤时,日军的坦克和运兵车就尾随于后,奇怪的是这些坦克和运兵车似乎并不急于追赶上来大开杀戒,我们急于逃命不及细想,事后才醒悟到在逃跑的人群中混进了很多日军的便衣,他们的任务是赶在中国军队炸毁怒江上的惠通桥之前抢占这个中缅公路上的咽喉要道。


    五月五日午前不久,我们终于来到了怒江西岸的高山上,向下俯瞰,只见公路从我们脚下蜿蜒曲折向南延伸,下到山腰有一座长约300米得铁索桥凌空飞架在怒江之上。怒江并不很宽但落差大水流急,江水在两岸高山的夹持中向南奔腾而下。桥的那端,公路由南向北逶迤而上,约300米远就转向后山,形势十分险要。我和臧运谋已与同行伙伴失散,除了一套肮脏破烂的军装、一支枪和几十发子弹外一无所有,连珍藏在衬衣口袋里的黄埔军校毕业证书也不知何时丢失了。我们毫不停留地从人车间隙里挤向桥头,一部满载货物的卡车横在路中央,车上的人正与维持秩序的宪兵争论,而后面的汽车司机都愤怒地呼喊着,要把抛锚的车推到江里去。我们无心观看,侧身挤过,上了桥面。桥上汽车与人流鱼贯而行,密密匝匝,因负荷太大,桥面上下剧烈颠簸着,双脚像踩在海绵上不踏实。一些宪兵头戴钢盔、手提打开保险的盒子枪和冲锋枪来回奔跑,一些工兵在检查桥上新核敷设的导火线。我们加快脚步不顾一切地冲到了桥的东端,真是千钧一发!大约只跑出二十余米,怒江两岸和惠通桥上枪声大作,这是日军便衣先遣队趁乱抢占惠通桥与我方宪兵队展开了枪战。猛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回头看时,烟雾弥漫里,桥已炸为数段,汽车轮胎、炸散的货物、还有人的肢体纷纷从空中落往江中。日军从对岸向我军开炮,密集的炮弹落在前方公路和山坡上。我们跟着几个胆大的军人,从一个弹坑跃向另一个弹坑。距离山口只剩下十来米,一颗炮弹落在右侧山坡上,巨响之后,燃烧的树枝、溅起的泥土、死人的断臂残肢将我埋进路边的排水沟。臧运谋急忙跑过来,把压在我身上的东西扒开,把我拉出来。我们拼命冲过山口,躲到了敌炮射击死角,再也跑不动了,躺在山坡上喘息。这时才发现,庆幸的是我只是右耳被弹片削去拇指甲大小一片肉,流出的血也被烧焦的泥土止住了。饥饿、疲劳、睡意一起袭来,身体瘫软无法动弹,忽然发现上方有许多中国士兵正在构筑工事、搬运弹药。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激动得眼泪双流,我们得救了!旁边同时得救的军人告诉我们:这是宋希濂率领的71军36师,他们是从西康强行军赶来增援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支部队来到得太及时了!无人把守的怒江天堑是无法阻止日军进攻昆明军事行动的,整个抗战局势就更加危急了。而如果不是我们在芒友的两天阻击延缓了日军的进攻,日军就会在36师赶到惠通桥前强渡怒江,我们93师补充团这场鲜为人知的小战斗关系全局、意义重大。我把这段战场亲历记录下来以告慰死难的战友,你们为国牺牲,功在不朽!


    离开惠通桥后,我们搭上汽车继续向昆明方向撤退,途经保山时,保山县城刚被日本飞机轰炸,断壁残垣,一片瓦砾,烈火熊熊,街上横七竖八躺着死人,这激起我们心中复仇的怒火。到楚雄后找到第六军的收容站,被告知93师已经撤退到车里(景洪),叫我们自己设法去车里归队。我们把随身带的两支枪交给收容站,领到一点微薄的路费,就搭车到了昆明。一打听,去车里要坐火车到石屏,再在人烟稀少的崇山峻岭步行25天以上。我俩身体虚弱极了,旅费也不够,在93师半年只领过很少的生活费,早已一文不名,只得在昆明找到黄埔同学寄居20多天,在同学的热情照顾下,身心很快恢复了。我和臧运谋的家里都寄来旅费望我们回家,但我们对日本鬼子的满腔仇恨不能就此烟消云散,以后臧运谋到昆明防空情报所工作,我到滇南的宁洱(普洱)担任恩普守备区司令部无线电台台长。1943年,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打通滇缅公路,驱逐日寇。1944年9月,我从前线调往重庆新组建的反攻部队,开拔到鄂西前线参加第五战区的抗日战斗,直到1945年迎来抗战胜利。

 

    回顾艰难困苦的一生,能把青春年华献给中华民族抗击侵略、救亡图存的伟大事业,我此生无憾。

 

                                2011年9月22日

 

注:湛仲英,1923年生,现年88岁。黄埔军校17期通信兵科毕业,历任少尉附员、中尉排长、上尉电台台长,参加中国远征军滇缅作战。退休,健在,独居长沙市开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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