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至善村（三十三）

新至善村（三十三）

      前面说过，大肚皮的父亲黄世知先生与我父亲金先杰同是北大物理系的同学，黄先生是湘潭人，比我父亲年长好几岁，个子也比我父亲高大，爱好体育运动。黄伯伯北大毕业后回到湖南，在长沙中学里教物理，因课讲的好在长沙中学里颇有些名气，他结交甚广。解放前夕，黄伯伯在长郡中学教书，因湖南时局动乱，长郡中学的校长一职竟出现空缺，无人敢应聘，长郡老师便一致推荐黄伯伯当校长，众望所归，他临危受命，当上了长郡的校长。
      我曾在新至善村（五）里说过，黄伯伯在以长郡校长的身份为湖南和平解放做了不少工作，这里我就不重复说了。
      长沙解放后，黄伯伯在长郡校长位置上又坐了几个月，当时校长上下班有黄包车（人力车）接送的，他不愿出这个风头，认为自己只是个教书匠，不会搞管理工作，竟辞去了校长一职，专心教他书去了。不当校长了，明德中学向他发出邀请，许予高薪酬，请他去明德讲课。他以家住南门去北门上班甚远为由婉拒了。明德中学聘请他心切，专门为他在学校附近的小池塘边建了所房子，黄伯伯为之感动，这才携全家去了明德。黄伯伯因物理课讲的好，长沙市不少中学都邀请他去当客座老师，都薪酬不菲，他便在课余时又去外校兼了些课。刚解放时，钞票不值钱，老师的薪酬都是用大米支付，他领取的大米之多，盛满家里的七个米缸，虽他家有六口人，但敞开肚子吃，也吃不了这多，以至大部分米都生虫了。
      1953年湖南师院刚成立时，教师缺少，为补充师资力量，师院在湖南省高级中学里抽调了一批教师来充实师资力量，黄世知老师就是从明德中学来到湖南师范学院物理系的。黄伯伯先是只身一人来师院上班，独自住在岳麓书院南边的静一斎教师单身宿舍里，那时河西的交通极不方便，过河还要坐两趟轮渡，黄伯伯只星期六下午才能回明德家中，很不方便。1954年新至善村建成后，师院给他们家留了四号这户，就在我家前面一栋，相隔不到十米，他们全家是较晚才搬过来住的。
      黄家搬过来后，黄伯妈给安排在师院财务科上班，大肚皮有个哥哥叫黄寿一，我们都叫他寿哥，妹妹黄慕兰，还有弟弟黄济民，他们四兄妹之间都只相差两岁左右。他家刚搬来时，只寿哥和大肚皮在读中学，黄幕兰和黄济民都在师院子弟小学读书，我哥那时也在那里读小学，我则刚进六山门的书院幼儿园。因我们两家熟，他家孩子多，所以我哥哥常带我去他们家玩。他家与我们家一样，大部分都是公家的家具，只有个五屉柜是自家带来的，他家五屉柜上有一个书本大小的玻璃盒子，盒里立有一块笔记本大小的银牌，说是黄伯伯早年在运动会上获的奖牌，很是显眼。
       大肚皮来到新至善村后，很快就成了我们村的孩子首领，在新至善村第五集里我讲过，他带来很多新游戏，如五步抓人、打苦粒子仗和第几舰队进等。他还别出心裁的告诉我们自制钓鱼丝，一种叫霍丝的透明细丝，这丝是从一种叫“霍弄子”大虫肚里取出，所以叫霍丝。“霍弄子”是浑身长满刺毛和红点点的黄绿色的大虫，有食指粗两寸来长，它的毛刺有毒能螯人，长沙话说它霍人，所以叫这虫为“霍弄子”。这虫喜欢吃冬青树（腊树）叶子，师院给新至善村每家门前都种有一排排的冬青树，树只一米来高，所以这虫很容易捉，为怕它霍人，将有虫子的那片树叶摘下来，用小树棍枝将虫子拨到地上，再把虫子翻过边，肚皮朝上，头尾都用小棍枝压住。这时用大人剃胡子的刀片竖着划开虫子的肚皮，顿时一股深绿色的稠液体冒出来，然后用牙签在虫子肚子里拨，拨出一小团细白丝来，挑出这团白丝放在一瓷调羹里，再淋上半调羹醋，浸泡一会儿，找出线头，拈起来慢慢的拉扯，可拉到近一米长，晾干后就是一根细细的透明丝，像玻璃丝似的，那时还不知道尼龙这个词，我还真以为玻璃丝是这样生成的，大肚皮知道“霍弄子”肚子里有玻璃丝，这我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霍丝我们“生产”了不少，但是不是用它做了钓鱼丝，就不得而知了。
      肚皮哥喜欢钓鱼，有次他在桃子湖钓鱼时，被社员发现了，将他拉扯到荣湾镇派出所里给教育了一番，因为湖里的鱼是生产队养的。虽有过这番经历，大肚皮还是常去那里钓鱼，还带我哥哥等几个村子里的伙伴去，也带我去过。那次给我做了根钓竿，我们先在桃子湖边上转了转，见有人看守，无从下钓，我们就往南走，横过牌楼口路，在天马山脚下的一口塘里下钓。那口塘不太大，我们四五个人拉开距离站着，塘对面有个社员在喊，学生们呢，咯里不准钓鱼呢！大肚皮好像没听见似的，无动于衷盯着浮标。那时我还小，刚进小学，没见过这场面，生怕农民来抓人，心里打哆嗦，手就发抖，那浮标也在抖，水面一圈圈的涟漪，突然浮标猛的往下一沉，也带着钓竿朝水里拖去，我大吃一惊死死的握住钓竿，大声呼喊哥哥。哥哥很快跑过来，接过我的钓竿，就使劲往上提，鱼露出了一个头，拼命的用尾巴拍打着水，哇！是条大鱼，大肚皮也朝我这里跑，嘴里喊到：“金胖子放一下，放一下，莫提，让它甩”。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大肚皮跑来，那条大鱼挣断了线，带走了鱼钩消失在水底了。大肚皮连声叫可惜可惜，对着我哥哥说，你这样心急十有八九那鱼会挣断新线的，你要让它在水里折腾，等它游累后再起钓，它就乖乖的上来了，我哥哥也不会钓鱼的，听这么一说懊丧不已。这时，塘对面那个农民也跑过来撵我们了，说这条鱼受了伤晚上就会死去的，再钓的话就会把钓竿没收，我们不得不离开了。一路上都说我手气好，将来准会钓鱼，这是我是生平第一次钓鱼，也是唯一的一次钓鱼。
      大肚皮还喜欢打气枪，那时湖大自卑亭边上有个气枪摊子，那子弹是用钉子做的，可重复使用，打红球一分钱两枪，打那洋炮子响的是分钱一枪（好像是这个价，记不清了）。大肚皮经常去那里过枪瘾，有几分钱就带我们去自卑亭打气枪，一人一枪。摆气枪摊子的是位留有胡子的老头，大肚皮去打多了就跟这位老人熟了，知道他住在岳麓山上，只要不下雨就下山来摆这个摊子，也蛮幸苦的。大肚皮枪法算好的，但在这里打却常脱靶，笑着说这气枪做了手脚。那摊主一口否认，说大肚皮眼法不好，说着单臂举起气枪，瞄都不瞄扣动扳机，一个红球应声而落，看得我们目瞪口呆。
      肚皮哥后来不知从哪里借来的一枝气枪玩，才没去自卑亭气枪摊子上过枪瘾了，有次气枪走火，不慎将他左手的食指打伤了，鲜血只流。大肚皮面不改色，捏了捏食指，没发现有硬物，就说子弹没在肉里，问题不大，便去了卫生科包扎。
      大肚皮喜欢用这支气枪打鸟，他打鸟时，我们都跟在他身后看，所以是一群人，打着鸟了，我们欢呼着跑去拾起来。他每次都可打到几只小鸟，以麻雀居多，但区区几只小鸟还不够塞牙齿缝，丢掉又可惜，他出了个主意，将打下的鸟风干制成腊干鸟，集多了就可吃上一餐，我们都赞成。于是每次打完鸟后，就将死鸟脱毛去头去内脏，抹上盐，串起来风干，积少成多，也盛满一饼干筒子。
      有回打伤了一只鸟，好像是只白头翁鸟，那鸟伤在翅膀不能飞，被我们活捉了，要将这只活鸟的斩首，我们都不敢下手，大肚皮硬下心来，将鸟按在砧板上抡刀一剁，鸟头就滚落下来了，但那鸟的眼睛却还圆睁着，黑眼珠子在飞转，吓得我都惊叫起来了。
      自从大肚皮来新至善村后，我们村的孩子玩的花样百出，全是他的点子，后来他虽上大学去了，但我这一年龄档的小孩还是玩他教的游戏，乐此不疲。
      大肚皮1962年考上了武汉水利学院，那年他考得还可以，本还可以上更好一点学校的，但他档案里注明只能考一般学校，他说是班主任给他小鞋穿。大肚皮毕业前正值过苦日子，有次他在食堂里打饭时，见食堂的大师傅在训班主任，说班主任的饭碗底部抹有浆糊，碗朝那案板上一放就可粘走一两张饭票。大肚皮将此事告诉了班上的同学，被班主任知道了，将他定性为一般。毕业生的档案有绝密、机密、一般和不予录取四个档次，而他的妹妹黄慕兰却考上了华中工学院。
      黄家隔壁是三号顾家，顾少庸老师是湖大马列主义教研室的，韩维德是师院历史系的讲师，他们有两个女儿顾颖乐、顾穗乐，一个儿子顾山乐，文革那年顾颖乐在附中读高二、顾穗乐上初三，顾山乐读小学。顾少庸老师因在抗日时期参加过三青团，被湖大学生关在牛棚里，时值秋天，而牛棚里却潮湿阴浸，却还是盖毯子，韓老师要顾颖乐给送床棉被去。顾颖乐怕那些造反派学生为难，就请大肚皮陪她去，之所以请他帮忙，是大肚皮一手教会她游泳的，她信得过他，找他果然没错。
      大肚皮提着棉被和顾颖乐到了湖大牛棚门口，那些个看守不许他们进去，大肚皮好话说尽也没用，突然，大肚皮看到里面出来一熟人，连忙上前打招呼，那人是他在附中时的同学，是看管这牛棚的，那老同学一眼也认出了大肚皮，分外热情。大肚皮趁机将送被子的事提出来，老同学二话没说就带他们到了顾老师那里，正当顾颖乐准备将棉被交给父亲时，那位老同学却对顾老师说你可以回家去了，顾老师怔住了，脑袋还没反应过来，大肚皮赶忙帮顾老师收拾好东西，带着顾来离开牛棚。韓老师正着急棉被送到没有？没想到顾老师竟回家来了，喜出望外，全家上下都很感谢大肚皮。
      顾家是浙江人，顾颖乐和顾穗乐下放去了浙江老家，后在杭州工作。文革后，顾老师和韓老师也调到杭州工作，一家人在杭州相聚了。
     在新至善村里，我父亲很少去过别人家里，除非是去谈工作，唯一去聊天的就只黄伯伯一家，父亲同他早年是北大同班同学，现在又同在师院物理系教书（父亲虽然已是副教务长了，但仍在物理系兼课），还是紧邻，所以，两家来往甚密。
      父亲和黄伯伯聊天，从不涉及别人，大都是谈他们北大的同学，一道回忆在北大读书的时光。有次，父亲提到他们在北大发生的一件趣事：有个礼拜天，黄伯伯捧了一盒麻将同父亲他们几个同学去前门，打算找一家茶馆去打麻将。他们在马路上边走边聊，聊到兴致上，没注意后面的有轨电车开过来了，电车司机猛的摇铃，大家都吓了一跳，黄伯伯手捧的那盒麻将也掉到地上了，撒满一马路，有轨电车的轨道缝里也落下不少，电车压上麻将牌会出轨的，电车司机立刻刹车。他们几个知道闯了大祸，赶忙去捡麻将，那司机在电车上不停的摇着铃大声的斥责他们，要他们先将轨道里的麻将拣出来，以便先让电车开走。那轨道缝正好只比麻将宽点，他们慌里慌张手忙脚乱的，反而不易将缝里的麻将牌抠出来，电车上的乘客也在骂他们，回忆到这里父亲和黄伯伯都哈哈大笑起了。
      反右前，师院党委号召全院教职员工大鸣大放，黄世知老师也响应党的号召，奋笔疾书，写了好几页对师院方方面面的意见稿子，黄老师人缘好，与师院一新来的总务长聊得来，这位总务长姓氏少有，姓邸名祥，曾是四野南下的团级干部，早年还参加过东北抗联，脸上留有一道打日本鬼子的刀疤，是位老革命了。邸祥总务长有着东北人的豪爽，一天晚上，邸祥总务长来黄家聊天，坐下寒暄几句后，黄伯伯就将他已写好准备向院党委提意见的稿子递给邸总务长，想征求他一下意见，谁知老革命看都不看，只是摆手，要黄伯伯不要提这摊乌意见。黄伯伯也是个明白人，他虽不知底细，不明就里，但他还是听从老革命的劝告，没将意见书上交。过了几天，反右开始了，凡向院党委提了意见的都被打成了右派，这时，黄老师暗暗庆幸自己躲过一劫，打心底里感谢这位老革命，还将此事告诉儿女们，要他们莫忘这位好人。
     “文化大革命”时，虽然黄老师没被挂牌游街，但也给触动了，那些头脑发狂的师院学生在“破四旧”的鼓动下，无法无天，也闯进黄家抄家。学生们在他家没找到多少东西，只抄走了一枚毛泽东像章和两幅画。那枚毛泽东像章是24K金的，头像是毛的侧面像，这枚像章是黄伯伯在五十年代中参加一次海军科研会议上的纪念品，黄伯伯一直珍藏着。可笑那些生却因这是金质像章，也把它当成“四旧”给抄走了，这学生的水平也太低了。虽然过后这枚金质像章被学生用双手捧着送回黄家，但被抄走的两幅画却失踪了，一幅是齐白石的画，一幅是古画。
      黄伯伯虽然没被关进牛棚，但在家日子也不好过，见村子里的左邻右舍都被挂牌挨斗，带高帽游街，他也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哪天厄运会降到身上来。他每天注意听师院的广播，那时的广播不是勒令XXX去“接受”批斗，就是打倒XXX。只要听到师院的那高音喇叭播放东方红的乐曲声，他的心就紧张了，仔细听完广播的勒令，那一长串的名字没有自己时，才松了一口气，第二天，又同样焦虑的等待广播的播放，又怕听，又不敢不听，天天胆战心惊，也不敢出门找人说话，也没人说话，坐在家里度日如年。黄伯伯有哮喘病，经过这一折腾，病情加重了，于1975年病逝，去世时还只六十三岁。虽然那还是在文革期间，但师院还是给他举行了一个追悼会，因那正是邓小平第二次的复出大抓整顿时期，知识分子稍微受到点重视了。而不少在文革中死去的师院教师，包括我父亲，死后连个追悼会都没有，相对来说黄伯伯还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