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视角] 唐山大地震废墟上的抢劫风潮（外四篇）

艾木地

 

唐山大地震废墟上的抢劫风潮

 

 

从1976年7月29日到8月3日的一周内，在那片灾难的废墟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情。中国人民解放军唐山军分区的一份材料披露了如下数字：地震时期，唐山民兵共查获被哄抢的物资计有：粮食670400余斤，衣服67695件，布匹145915尺，手表1149块，干贝5180斤，现金16600元……材料称，被民兵抓捕的“犯罪分子”共计1800余人。

 

人们也许宁愿忘掉这些丑恶的数字，就像唐山在地震后不曾有过这骚动的一周。和那数不胜数的无私的援助、崇高的克己、诚挚的友情相比，这些数字无疑是一种玷污。但人们又无法忘掉它，因为它是真实的赤裸裸的历史事实！这确实是一段人们很难看到的赤裸裸的历史！

 

抢劫风潮

 

7月28日，唐山人首先面对的是死亡，是伤痛。然而，当死亡的危险刚刚过去，当滴血的伤口刚刚包上，他们面对的便是饥渴，便是寒冷。有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正赤身裸体，有人突然感到喉咙在冒烟，肠胃在痉挛。倾塌的商店，在大地震颤时抛出了零星的罐头、衣物，有人拾回了它们，这使人们意识到，在废墟下有着那么多维持生命急需的物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事情似乎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犹疑不决地走向那些废墟：埋着糕点的食品店，压着衣服的百货店，堆着被褥的旅馆……他们起初并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借！”一些人千方百计寻找商店等处的工作人员，他们从废墟中找来破纸断笔，要签字画押，留下借据。而工作人员起初还像震前一样照章办事：不行！这是国家财产！”但这种规范很快被突破了。瓢泼大雨中，被浇得湿透的人们无处藏身，他们发紫的嘴唇在不停的颤抖。同样在雨中颤抖着的商店工作人员喊道：把雨衣雨鞋扒出来用！”寻找雨具的人们拥上了废墟。淌血的脚穿上一双双新鞋，路边的防震棚有了塑料布的棚顶……他们又听到呼喊：可以拿点吃的。”于是，一切就从这演变了。

 

起初只是为了生存，为了救急。可是当人们的手向着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伸去的时候，当废墟上响起一片混乱的“嗡嗡”之声的时候，有一些人心中潜埋着的某种欲望开始释放。他们把一包包的食品、衣物拿下废墟，不一会儿，又开始了第二趟，第三趟。他们的手开始伸向救急物品以外的商品。三五人，数十人，成百人……越来越多的人用越来越快的脚步在瓦砾上奔跑。都在争先，都唯恐错过了什么。每个人手中越来越大的包裹，对另一些人似乎都是极大的刺激。他们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瞪大眼睛四下搜寻，推开试图劝阻的工作人员，把已经扛不动的大包从地上拖过去。“快去！人家都在拿……”“快走！东西都快被拿光了！”“快拿呀……！”唐山出现了一种疯狂的气氛。

 

据目击者说，在药店的废墟上，有人在挖掘人参、鹿茸、天麻。在水产货栈的废墟上，有人捞到了海参、干贝、大虾。有人涌进了一个尚未倒塌的百货商店，争抢着手表、收音机、衣料……他们从那里推出了崭新的自行车，抬出了崭新的缝纫机。大街上匆匆奔行的人中，一个中年男子扛着成捆的毛毯，一个小伙子抱着大包的绒线，还有一个女人甚至扛着一箱电池！喧嚣的声浪中，人们的手已经不只是伸向国家的财产。有人亲眼看见一个老妇人在一具男尸前哭着：“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哭完，摘下男尸手上的表走了。不一会儿，她又出现在另一具男尸前面，又是泪，又是“我的儿啊”，又是摘去手表。就这样换着地方哭着，摘着，换了十几处地方，直到被人扭住。

 

1976年8月3日，是唐山抢劫风潮发展到最高峰的日子。成群的郊区农民，赶着马车，开着手扶拖拉机，带着锄、镐、锤、锯……像淘金狂似地向唐山进发。有人边赶路边喊叫：“陡河水库决堤啦！陡河水下来啦！”当惊恐的人们逃散时，他们便开始洗劫那些还埋藏着财产的废墟。他们撬开箱子、柜子，首先寻找现款，继而寻找值钱的衣物。满载的手扶拖拉机在路上“突突”地冒着肮脏的烟，挤成一堆的骡马在互相尥蹶子；“淘金狂”叼着抢来的纸烟，喝着抢来的名酒，他们在这人欲横流的日子里进入了一种空前未有的罪恶状态。终于，当这一切进行到高潮时，街心传来了枪声。

 

非常时期的自我执法

 

“七·二八”当天，唐山街头就有了警察。他们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只有肩上挎着的手枪才能证明他们的身份。当抢劫风潮开始时，他们挥动着手枪在路口拦截，可是他们防不胜防——他们的队伍在地震中伤亡太大了，而“作案”的竟是成百上千的灾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震后即派出治安专家前往唐山，以图控制社会局势。河北省和唐山市的抗震救灾指挥部，为制止愈演愈烈的抢劫而费尽心思。一次次告急，一次次紧急会议，喧嚣的一周间，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某种能量在释放时的可怕。

 

能够组织起来的最大的执法力量只有民兵。在中国人民银行唐山市支行的废墟上，出现了路北区和开滦唐山矿的民兵。他们赤脚光身，有的提着被砸断了枪托的步枪，有的抓着棍子，几乎围成一个圈，日夜守护着这片埋着金钱和储蓄账目的瓦砾。有人试图靠近那片诱惑人的废墟，他们转转悠悠，探头探脑，可是终究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有关部门宣布，全唐山所有银行、储蓄所的账单无一散失。存有三百多万斤成品粮的西北井粮库，空气也到了极为紧张的地步。

 

民兵实枪荷弹，在倒塌的围墙边日夜巡逻。库党支部决定：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之前，一粒粮食也不许分发！在此期间，库内人员拣空投的干粮吃，不得生火做饭，以免引起群众的怨愤和混乱。民兵将围绕着粮库建起的防震棚当作自己的哨棚，对那里的灾民们说：“你们帮我们守住，有人来抢粮，你们都劝他们回去！你们自己先坚持着，等一发粮，我们首先保证你们！”和在银行废墟边转悠的人一样，围住了粮库的饥民也不敢冲过警戒线。粮库支部书记王守森听见有人在窃窃议论：“国库冲不得呀！这可不像商店。冲粮库就像冲大狱，那是死罪……”

 

可是毕竟有胆大的闯进来“评理”了。一个开滦矿工抓住王守森质问：“地震没震死，难道还要让我们饿死么！我家还有80岁老母，断粮了！你说怎么办吧！”王守森解释说：“粮库的粮，得等救灾指挥部下命令后，按计划分配。就这么些粮，一发生混乱，势必有人囤积、有人饿死。你家有老太太，可我们也得为全唐山的老太太着想……”工人勃然大怒：走！跟我走！咱们到指挥部去！”在抗震救灾指挥部那辆破公共汽车里，唐山市人民武装部副政委韩敏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粮库做得对！……”临了，他指着车厢里的一筒饼干，对工人说：你拿这个走。”

 

此时，各个商店的废墟上仍是一片混乱。人们不敢冲击金库，却有人在撬保险柜；人们不敢冲击粮库，却在哄抢小粮店的粮食。甚至军队的卡车也被抢走，去装运赃物。没有人能说清第一声枪响是从哪里传出的。但是，在越来越多的枪声里，传出了“已经不是鸣枪警告”、“看见抢东西的人被打死了”的消息。在小山，在新市区商场，都有人亲眼看见被民兵打死的抢劫者的尸体。

 

——摘自《文史博览》作者 钱 钢

 

雨后斜阳

  天灾乎？人祸乎？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708351.shtml

狄德罗二世

回复 5# 艾木地

           "这个宪法学的真髓告诉我们，人民在转让权利组成权力时，保留（不转让）了五项最重要的权利，这就是生命、自由、财产、平等和批评政府。 “保留权利”，是人民永不让渡的权力。这就是说，“契约”状态下，人民只让渡了一部分权利组成国家，最重要的权力仍然“保留”在自己手中而丝毫没有转让——我们说“责任政府”，是指权力来自人民，说“有限权力”，更是说人民并未转让全部权利。"我理解:这就是普世价值观的核心思想.

狄德罗二世

回复 3# 艾木地

"且让他们再欢乐一夜，

看谁人占有明日清朝！"多么可怕的后果,社会将进入动乱的符号.

 

狄德罗二世

回复 1# 艾木地

       饥寒起盗贼,在那种环境下百姓能如何自保?

艾木地

 

走出一个误区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群众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给的”，这个道理，讲了几十年，向无争论，也无疑义，我们的万千官员，对这个定则也耳熟能详，甚至众口一词。但为什么，仍然会发生权力的腐败，仍然会出现将人民“给”的权力变为一己私权的蜕变异化？

 

　　因为不少官员以为，既然人民将权力“给”了我，那么就应由我来代行全权，于是“作主论”就出来了，当官不为民作主，还不如回家卖红薯呢！于是也有一些官员是好的，他在行使“全权”时，“主动”欢迎人民群众监督和批评，这种“民主作风”，其实也只是一种并不可靠的“伟大谦虚”。

 

　　毛病出在哪里？出在人民“给予”权力的时候，是否“给”了“全权”？事实上，“我们的权力”，全部是人民“给”的；但人民并没有“给予”我们全部权力。

 

　　现在人们喜欢重弹契约论的老调。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走进一个深深的误区——据说人们在“自然状态”中，互相争斗，没有秩序，最终一损俱损。于是订立契约，转让权利，组成国家，所以说，权力来自人民，这是不错的，但问题在于，人民让渡权利给国家（政府）的时候，究竟是否转让了“全权”呢？

 

　　其实所谓契约论，是建立在一种假说的前提之上的，便是这种假说，其精髓也不在于人民对于权力的“转让”，而在于人民在订立契约组成国家时，仅仅让渡了一部分权利，而并没有转让“全权”。这就是作为现代契约论核心的 “保留权利”理论。这个宪法学的真髓告诉我们，人民在转让权利组成权力时，保留（不转让）了五项最重要的权利，这就是生命、自由、财产、平等和批评政府。 “保留权利”，是人民永不让渡的权力。这就是说，“契约”状态下，人民只让渡了一部分权利组成国家，最重要的权力仍然“保留”在自己手中而丝毫没有转让——我们说“责任政府”，是指权力来自人民，说“有限权力”，更是说人民并未转让全部权利。

 

　　“保留权利”中，生命权是基础，生命至高无上，不可剥夺，一直发展到“一个人的生命与一万个人的生命同样宝贵”的存在主义理论；自由权的基石是契约自由，人民不但在契约中有表达真实意思的契约自治的自由 （因此政府在原则上不能干预私人经济生活），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有“免除恐惧”的自由；财产权说的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政府除非出于真正的公共利益，不得侵犯更不得剥夺人民的财产；平等权不但是指“一人一票，一人只有一票，每人都有一票”，更是指在市场契约中的当事人平等。至于批评政府的权力，这就是监督权，直至“废止契约”的权利。这是人民始终保留在手中的宪法权利。

 

　　宪法学上确有一个命题，叫做“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于是人们就呼吁“分权”，把注意力集中在各项公权力之间的互相分立上。这其实还是从权力系统内部来寻找制约的杠杆。这是完全不够，甚至是往往无效的。 “保留权利”理论指出的是公权与私权的分立，是说真正制约公权力不让它腐败的是“外在的权力”，这就是仍然掌握在人民手中的“保留权利”。 “保留权利”的存在、不可剥夺的正常运行，是“转让权力”不异化、不腐化的真正的最终杠杆和可靠保证。因此我们说，权力不是“绝对”的，不只是指权力内部要分解，更是指权力以外要有有效的制约。其实毛泽东同志在他著名的“窑洞对”中说的“这条新路，就是民主”，靠它才能走出那个“周期律”，就包含这个大意思。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全面理解契约论，尤其要把握它的精髓。只有走出人民“给”了（“转让”或“委托”了） “全权”这个误区，政府才不会腐败，权力才不会异化。谁也不要以为，人民“给”了你权力之后，他手里就“空空如也”，一切听凭“作主”了——这可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哦！

 

 ——摘自《解放日报》 作者 凌河

 

艾木地

 

照照“民国慈善账本”这面镜子
　
　

      近日，北京杂项收藏家孙文雄整理文献资料时，发现3本民国时慈善组织的赈灾账本。账本上，记录了每笔捐款的详细来源、用途；连“扁担13块9毛5分，笊篱2毛，洋锁3毛”等细微款项，也被明细地记载。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从来都不只是治国方略，更是文明演进的可贵箴言。“民国慈善账本”，或许正是这样一面镜子，能照出中国式慈善的进路与痼疾。

 

　　普通百姓，捐1毛钱也登记在册；善款支出，详实至微……3本民国慈善账本，“立此存照”价值不言而喻。这本慈善账本，究竟是孤例，还是典型情状，难以揣测。无可否认的是，它勾勒出了其时某些慈善组织的运作规范化。而今时过境迁，3个账本或已泛黄，沦为稀缺的收藏品，但它留下的时代印迹、历史记忆，仍值得细咀慢嚼。

 

　　“阳光”贫瘠的土壤，注定涵养不出完好的慈善。民国时的慈善组织，细致入微地公开善款流向，正是着眼于对慈善公信力的呵护。揆诸当下，当前慈善已冷却至“冰点”，陷入了信誉危机。慈善之所以这般虚弱，罪魁祸首，就在于“慈善信息透明度低”等沉疴未解。长期以来，慈善信息不透明，行政主导下的慈善运作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捐赠免税机制的匮乏，慈善下指标摊派，“雁过拔毛”式的利益攫取，都在消减着慈善的公信，让慈善业步履维艰。

 

　　正因“内伤严重”，慈善业每逢风吹草动，便动辄得咎。“慷捐赠人之慨，填一己之欲壑”、“慈善官僚化”、“被慈善”等诟病，让国内慈善进退失据，陷入厄境。当慈善流向仍然在“闭门操作”里成谜，挂上了“谢绝监督”的提示牌；当善款发放总是慢N拍、奉行“拖字诀”，消解了救人于危急的效力……谁还能毅然地慷慨解囊？

 

　　慈善解冻，离不开刮骨疗毒的胆识与勇气。没有制度“消炎”，慈善业的信誉亏空无以填补，公众的行善热情只会日渐消褪。“亡羊”频仍，“补牢”不容慢吞吞——善款的来龙去脉，当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慈善应去官僚化，接受市场裁汰规律的考验。

 

　　托克维尔说：“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人心便在黑暗中徘徊。”照照“民国慈善账本”这面镜子，或许能自我鞭策，清除慈善污斑，驱散现实幽暗，迎来慈善业的“凤凰涅槃”。

 

——摘自《新京报》作者 佘宗明

艾木地

 

奢华之夜

 

在沪上报纸上看到一幅整版广告，容我再为之广告一番：主题是“世界名模Rosemary与您共度西康路989时尚奢华之夜”，地址是“西康路989华侨城鼎级奢装府邸”。

 

王国维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词，“着一闹字，意境全出”，这里着了两个“奢”字，出来的是什么呢？

 

组织这次活动的公司“奢装府邸”，应该是一家时装公司，公司主人独爱一个“奢”字，不难理解。中国已有望成为全世界奢侈品的最大市场，以“奢华”招徕向往以至崇尚奢华的顾客，投其所好，岂不是营销有道？

 

具体操办其事的，首先是文案人员，仰承老板的意图，在设计世界名模出场的晚会时，突出“奢华”二字，企业的需要就是他们职业的需要，更是顺理成章，无可厚非。

那有什么可议的呢？

 

可议的就是一个“奢”字。过去属于贬义，而现在当作褒义词了。

 

市场经济，某种意义上就是广告经济。各家广告，争的是一个出奇制胜。买卖称“鼎（顶）级”，已经透露了急于争夺制高点的雄心壮志，因此标榜“奢华”，就是要压倒流行过一阵子的“豪华”了。

 

我们的店名、商标，二十多年来，已经经历了从“绅士”“贵族”“豪门”到“御苑”“皇家”“帝豪”一类的升级，除了炫耀莫须有的门第外，还有公然称“霸”的，硬性得很。总之都想睥睨群雄，垄断市场。

 

这些店名、商标是一经注册，便难随时改动的，因此即使造成一时的震撼，时过境迁，也会“审美疲劳”，而且，你当皇上你称霸，甚至会使顾客产生排拒心理，就好像一家饭馆叫“东北虎”，谁愿意把自己和朋友往虎口里送？

 

于是以“奢华”吸引人，就成了“软中有硬”的广告策略，最初这样做的，应获老板奖励，总归算是一个新创意。

 

企业与国际接轨不是坏事。像这一家、这一活动，请动了国际名模，也算跟国际接轨了吧。从长计议，是否也还要看看国际上人家是怎样做的嘛？

 

大英联邦是老牌君主国，至今存在着王室、贵族，但绝不见满城的酒店商家抢着叫“皇家”什么什么的。是英国人没有生意眼？他们没有大学毕业生参与设计？不是，是他们的营业主体（企业、店家）和客体（消费者）都有文化。

 

为了避免崇洋媚外之嫌，就说说传统中国。富贵人家，没有把堂号起得穿金戴银、珠光宝气的，也没有显摆官阶、夸称王侯的。或推崇忠信，或附庸风雅，你说虚伪吧，但他们懂得一个社会到了一定的文明阶段，不能以升官发财为教化的最高目标，更不能以取用无度的豪奢败坏自家子弟。

 

这样的店名，这样的广告，用了最高档次大富大贵的名义、称号以至形容词，似乎够高级的了，拆穿了看，其实跟近年民间占压倒多数的俗不可耐的春联同一档次，既暴露了暴发户的财大气粗、踌躇满志，又满足了尚未发迹发家发大财者的艳羡心理、急切祈愿。充斥的是赤裸裸的骄气和小气，缺少的是文化含量。

 

写到这里，看到新华社记者曹国厂、白林关于承德避暑山庄内建“豪华私人会所”的消息，其中也引用了当地媒体上一则广告。“除‘皇家御宴’‘饕餮奢华’‘至尊’‘独享’这样的字眼外，这则广告还宣称……首推‘贴身管家’服务模式，推出一套针对尊贵会员的贴心专属服务”等等，我想，包括广大读者在内的我辈不尊贵的人们，面对这些十分陌生的现象，会发现刚才我们议论的话题，什么有文化、没文化，好像离题太远了，从广告到实体的运作，远不只是文化问题。如此种种，如果用一套雅文化来包装就好了吗？

 

忽然想起八十年前左翼诗人、革命烈士殷夫的诗里，曾对当时社会两极分化、贫富对立的情形深表不满，他对大饭店、夜总会的“奢华之夜”抒写了革命者的愤懑和信心：

 

且让他们再欢乐一夜，

看谁人占有明日清朝！

 

这是接近不共戴天的决绝之情，我们今天读来，依然为之惊悚。

 

在看待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各种新现象特别是负面现象时，要警惕民粹思想的干扰。过去的左翼文学，无疑也曾受到民粹思想的影响。然而，从殷夫的诗里，我们透过历史，能感到社会不公会引发什么样的反响，值得深长思之。

 

——摘自《新民晚报》作者 邵燕祥

 

艾木地

 

我们提供不了一个中国人描述现代中国人的书

 

我们每年有超过1000万中国人到外国去，我们接触就可能上亿人，所以每个人到外国都是外国人认识中国的一个课本。但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却不佳。

 

我想起一个故事，克林顿访华的时候，他通过他的亲属和对中国非常熟的美国通带话来，他想知道中国人的生活，想读一读有关中国人素养的书。居然我们提供不了一个中国人描述现代中国人的书，我们有的是杨树蒙写的《中国人》，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书籍，说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太合适了。外国的书我们出版社不断带来，就是美国传教士写的《支那人的气质》，鲁迅读了以后愤然觉得中国民族应该不行了，这是1900年前后出版的，这本书中有很多章节说得很直率，比如中国人爱说谎。我们现在拿不出一本现代人写的中国人或中国人的素养，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书籍。但我也知道，我们有的部门请了一些人去写，到后来写不下去了，因为他们觉得写缺点很难，写优点很容易，这样的书是给外国人看还是给中国人看呢？

 

所以在今天开始公共外交基本研究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要做的题目很多，有些题目很巨大，很艰巨，做好了光辉灿烂。

　

克林顿访华的时候，他通过他的亲属和对中国非常熟的美国通带话来，他想知道中国人的生活，想读一读有关中国人素养的书。居然我们提供不了一个中国人描述现代中国人的书……我们有的部门请了一些人去写，到后来写不下去了，因为他们觉得写缺点很难，写优点很容易，这样的书是给外国人看还是给中国人看呢？

 

我们的花木兰成了美国好莱坞的专利品，金庸笔下那么多武侠小说人物形象已经被日本动漫所买断，我们现在应该说在一个形象的塑造和文化传播方面，仍然属于弱势族群。

 

——摘自《广州日报》作者 赵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