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慎言“启蒙”二字
每回,我见人高谈“启蒙”二字,总要狐疑地看着他。
如果,此人是幼儿园老师,或是小学教员,那么,挺好,挺对!用此二字,应当应分。本来嘛,启蒙、启蒙,启发童蒙!但是,如果他是所谓文化名流,或是自诩知识精英,面对着庶民百姓,犹高唱“启蒙”,将之视为“蒙昧”,必欲“开蒙”、“启发”之时,我不禁迟疑,也难免好奇:此人究竟何德何能?又到底为何方神圣?
我的狐疑,缘于自己的出身。我出身民间,生于台南附近的小渔村;父亲没上过学,祖父不识字,往上溯至渡台始祖,三百多年来,代代文盲。我的狐疑,也缘于现今。现今我长住乡下,居台东僻远之处,禾稻之乡;上回,台湾美术馆前馆长倪再沁老师来此待了两宿,笑着道我,“往来无鸿儒,谈笑皆白丁。”
这虽玩笑,却近乎实情。然而,我毕竟仍读过大学,念过研究所,这两年还出版了几本书。因此,所谓“鸿儒”,确实也曾见过;至于文化名流、知识精英,也略闻一二。问题是,如果真要将我见过的这些知识名流,想象成“启蒙者”;再将我素来熟稔的故乡父老及村妇老妪,想象成“受启蒙者”,如此这般,合演一出“启蒙”大戏;我怎么看,都觉得别扭。
别扭的关键是,我非常明白,此等民间之人,常常活得比知识精英好。尤其台湾民间,因未受政治力戕害,一向完好。于是,若论精神旺盛,论心境平和,再论生命安稳,每每不逊于知识精英;甚至,犹有过之。如此一来,我着实纳闷,到底,是谁该“启蒙”谁?
从五四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如此好言“启蒙”二字,当然是受了西方影响。“启蒙”,本来就是个翻译词儿;其实,那是读书人全盘西化之后,用中文讲着法兰西话罢了!说穿了,那不过是知识分子憧憬着西方,于是鼓吹着资本主义的一些游戏规则,譬如权利,譬如自我。
结果,这些词讲久了,有些人不仅信以为真,还不知不觉沾染上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的姿态:明明只是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却又要标榜成普世价值;个个嘴巴高喊自由平等,骨子里却多有傲慢,优越感更是极深极强。结果,正因这种骨子里的倨傲与伪善,引来了反感,招来了反弹,更带来了反扑,于是,日后大陆,遂有一段颇长的时间,知识分子饱受无情之压迫。
从此,“启蒙”噤声,取而代之,便是所谓“向工农兵学习”。结果,“向工农兵学习”,这词更是别扭;怎么听,都完全异腔怪调。众所皆知,那话充满了俄罗斯色彩,矫揉、阴郁,还带着些血腥。
虽然怪异别扭,但这话毕竟喊了几十年,也早已自成一说;就好比“启蒙”二字,明明看了刺眼,但知识分子总仍说得头头是道,甚至还以此自任。然而,自成一说也好,头头是道也罢,读书人与庶民这样的关系,终究不自然,依然是造作。而不管是俄罗斯腔调,抑或是法兰西话语,两者看似相悖相反,实则相生相成;总之,那都是同一个文化背景却与我们迥然异质的词儿。偶尔说说,其实无妨;但若认真以待,执意为之,就只会让自己纠结不已,踉跄不堪。
百年来,忽而“启蒙”,忽而“向工农兵学习”,于是,整个民族一片仓皇暴戾,岂偶然哉?
说到底,此等腔调之所以扞格,正因为,那都不是中国人该有的音声韵律。
事实上,在中国文明里,士民关系一向简单;读书人与庶民百姓,本只该互有敬重,更互为知己。因此,读书人如若当官,便有欧阳修治理滁州,“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与民同游琅琊山,“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如果贬官,亦有苏东坡,“幅巾芒屩,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假若辞官,则有陶渊明,“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若是落魄,还有杜子美,“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相互闻问,多有爱悦罢了!
中国历史上,士民虽有分工,却总和而不同,素来无隔。中国民间元气饱满,多蓄鱼龙;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或有经纶满腹的沉潜之士,更有质朴厚实的寻常百姓。这些百姓,尽管没读书,不识字,却多有通透之辈,豁达之人;于是,中国民间出得了六祖慧能。那慧能暧暧浑成,但震烁古今;他不识一字,却通体透明。
传统的士民关系,若借用《大学》的词句,则是民有“明德”,士来“明明德”;百姓行焉而不察,读书人则将之理论化,说出个所以然。换言之,士乃民之自觉。孔子曾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立身行事,百姓未必逊于读书之人;谈忠厚信实,他们甚至连孔子也比得上。但是,他们少了些自觉,不像孔子这般好学,这般了了分明,这般与世人相知相悦。
孔子如此好学,如此清楚明白,又如此多有爱悦,正是今日读书人最欠缺的。自居“启蒙”者之百年悲剧,就在于他们始终无法与世人相知相悦。从当年的“启蒙”,到后来的“新启蒙”,再至今日的“再启蒙”,他们总是知识愈多,便与庶民扞格愈深;学问越繁,便对世人越显疏离。到头来,人我不欢,徒劳一场,还弄得自己一身烦忧。
噫!往者已矣,来者可追!世间事,本只一念之间。学问,原是要打开生命,原是要与人无隔,更是要人我皆好。好学深思的“启蒙”诸君,盍兴乎来?!
——摘自《东方早报》薛仁明 (作者系台湾作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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