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浏阳的回忆
(二)
1970年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时,“读书无用论”已成风气,那些孩子不是家里有要求就根本不想读书。本来俗话就讲“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他们一帮子当地的细伢子,看到我们这两个讲话“怪腔怪调”的老师,打心里就没有畏惧感。所以有时为了镇住他们,我们也不得不拿出那个凶神恶煞的样子对付他们,可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丫仔,不服我们那一套。有一次不记得是什么事一个男孩把我们惹毛了,我们俩不管不顾的把那孩子狠狠的打了一顿,打算就此还是回队上下田去干农活。但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风波,不去教书倒是小事,而是整个大队的堂客们都讲:“莫看以(这)俩扎(个)漂亮妹崽,打起人来蛮赛(厉害)哩,害己(哪个)找了她哩(他们)做婆娘(堂客),以扎(这个)男子(男人)也不土松(易得)啊!
就这样我们霸蛮教完了一期,第二期怎么也不肯去学校了,“主动”强烈要求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直到第二年也就是71年下学期。我们大队和生产队看到我们每天和男劳力(浏阳南乡没有女人干农活,都是做鞭炮)一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心里总有些感到不安和愧疚,所以把我们的情况反映到公社,要求公社安排我们到金刚镇上去。公社先还是想要我们去公社的学校教书,但我们那个女伴是坚决不去,所以她被安排在鞭炮厂当出纳,而我呢就还是先到公社金刚学校当待编教师。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规矩,我本来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他们要我当任初中的班主任不说,还要我教初中的语文和化学。这班主任嘛可以霸蛮,语文课嘛也不算很为难,反正课本都是中国字,我就慢慢到这些字里行间去找些灵感,把一些我自己能理解的东西讲述给同学们听,也不算太误人子吧?!可这化学就有些为难了,我们自己都只初三时学了一年,当时又什么化学仪器和药品都没有,我就是讲得天花乱坠那些乡里的丫妹子,也不知所以然啊。但为了能够站稳脚跟,改变自己从拿工分到拿人民币;从打赤脚到穿布鞋的命运,我豁出去了。
每天从早自习开始到放学,时时刻刻都和那些丫妹子混在一起,他们走了我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备课,找上化学课做实验的一些替代品。有时没有办法还得往返一二十多公里,到大瑶镇上的浏阳二中去借仪器和药品,一天下来倒觉得比在队上出工还辛苦。记得有一次放了学急急忙忙赶去大瑶二中借仪器设备,回来的路上硬是走不动了,靠在路边的一棵树旁想休息一下,可一倒下去就睡过去了。直到学校的刘校长发现我很晚还没有回学校,就和镇上的一群学生打着手电一路找过来,才发现我抱着那一堆仪器和药品在马路旁睡得正香。
在这期间有不少工厂来公社招工,这里本来就不多的知识青年陆续都被各个招工单位招走了,而我们两个都是高度近视,每次推荐上去一体检就给刷下来。我们两个又不想独行要一起被招出去,就更增加了推荐和招收单位的难度,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忍痛分开,这样不久亚汉村就被株洲化工厂破格录取,我留下来继续教我的书。这段时间里在那里举目无亲,每天放学之后偌大的一个学校就这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晚上一有风吹草动我就心里发慌。每天我睡下后就听到阁楼上不知什么东西像跑马一样,咚、咚、咚的吓得我不敢睡觉。白天我问其他同事他们讲是“孝哩”,而我不知所以然心里就更加没有底,晚上只好把衣服盖在头上,为了呼吸的畅通就把衣袖子对着自己的嘴巴。可这样长此以往我怎么办,就决心一定把这个“孝哩”到底是什么东西要搞清楚,所以我要求他们把这个“孝哩”用文字写表示出来。可他们写出来后我却真有些哭笑不得,原来是他们讲得是猴子。(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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