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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新至善村(三十一)

                                                          新至善村(三十一)

 

          至善村里曾住过不少知名人士,如李达、罗章龙、杨树达等,这都是全国闻名的。我家搬到至善村来时,李达校长还住在至善村,罗章龙先生已离开湖大了。
       我那时因年龄小,对这些大人没多印象,母亲却还记得,李达校长住在村子的南头,靠麓山门那栋,门前有口小水塘。那栋房子前面用竹篱笆围了好大一块地,满园鲜花,争奇斗艳,有一校警给他家当门卫。
       母亲刚到湖大时,湖大还没给她安排工作,她只能算作家属。李达的夫人施曼华也是家属,她是至善村居委会的小组长,她把村里的家属都组织起来开会学习,地点就是在他们家。他们无小孩,房间相对宽敞,有时晚上李达校长兴致来时,也对家属们讲点哲学类的知识,当然这家属听众也是要有点文化的,如我母亲和彭肇藩教授夫人等。我母亲是把我绑在背上带我去他家开会学习的,那些家属都觉得母亲这样带孩子新鲜,殊不知广东那边带小孩都是这样背着的。
      我母亲是广东人,与父亲在一起生活也有七八年了,长沙话她还是听得懂一些,但不会说,所以在学习小组中交流较困难。刚来长沙时,我和我哥哥都是一口广东话,我也只会唱“落大雨,水涨街……”那首广州童谣,村子里的小孩都喊我们哥俩做广仔,以致多年后,许多熟人还误认为我家是广东人。
       1953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李达校长去了武汉大学,他的房子就给了杨树达教授住,杨教授就从麓山馆搬过来住在5号,我们上麓山门幼儿园都得从他家门口经过,但很少见到过他本人,在我的记忆中有那么两次印象较深。
       一次是毛主席巡游到长沙,派车来接杨老先生一道游岳麓山,那小车就停在湖大澡堂边上,那时的轿车很稀奇,特别是至善村这半乡下的地方更罕见了,村里一群小孩跑去看,我哥哥也拖带着我,我哥就把我抱起放在车门的踏板上,我们扒在车窗上朝车里望。这车是高级防弹车,有电击功能,可能司机怕我们这小孩弄脏车,扳动通电开关,车壳就带电了,将一群小孩都电得后退几步。我站在踏板上,全身发麻,竟被粘在车壳上,吓得大哭起来,司机关掉开关,我哥才把我抱下来。我哥他们更好奇了,想看这车是谁坐的?等了一会儿,才看到有人搀扶一位耄耋老者上车,有人认识,说是住5号的杨伯伯,不免有些失望。
      另一次是杨老先生从北京回来(1955年10月),送了一盒彩色小泥塑给师院幼儿园,园长带领我们五六个小朋友去他家致谢,说杨伯伯去北京过的国庆节,还受到到了毛主席的接见。进了至善村5号家门,一看竟是那位坐轿车的老伯伯,原来就是是他。园长依次向杨伯伯介绍我们是谁家的孩子,杨伯伯慈祥可亲,笑容满面,拍着我们的头连声说好、好、好。我们在园长的带领下,齐声喊谢谢杨伯伯。遗憾的是,几个月后他竟然病逝(1956年2月)。
       说起杨树达教授,网友楚风说:他在师院得旧院报中看到过杨老先生逝世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发来的唁电。
      楚风还提到他父亲说过杨树达的一件事: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时候,学院党组织给杨老的总结评语有这样一句:“不关心政治”。评语送到杨手中的时候,杨取下眼镜,将这份评语几乎是贴在眼睛前端详了很久,频频点头,然后喃喃地说,:“这条好,这条好。真做学问的人都去关心政治就不得了哒。”
    楚风的父亲尹旦侯教授,文革前是刘寿琪院长的秘书,文笔在师范学院颇有名气,是湖南师范学院的一根笔杆子,楚风也继承了他父亲的文采。楚风家他们也在至善村住过,他们是1960年搬到至善村1号的,那时杨家早就搬到长沙市里了。楚风的母亲周自来在师院幼儿园工作,她在园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进过幼儿园的师大子弟都认识她,她去年还在湖知网上发过帖,《我妈也想讲几句》一文出就自她老人家手里。
       在这里也提一下杨树达教授的二女婿周铁铮老师,周老师当时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语言教研室主任,这教研室包括现代汉语、古汉语、语言学概论、语言教学法四个课程,还有方言调查等。他为教研室的创建和发展操心费力,功劳是不能抹杀的。他还出版过一本《长沙人学普通话手册》的书,1957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
      周铁铮老师是杨树达教授的得意门生和爱婿,为方便帮助杨树达先生整理资料和照顾杨先生的生活,学院将周老师一家也从麓山馆搬到至善村11号来,就在杨老先生家后面,杨家开后门就可上11号,甚是近便。
      周老师的夫人杨德纯,也是杨树达教授的二女,曾在师院卫生科上班,与我母亲同过事,他有一儿一女,儿子周硕朋,1945年出生,同我哥哥一个年级的,女儿周冬麓比我高一年。杨老先生去世后,周家搬到湖南师范学院南院的新棠村去了,我的同学杨迪一家搬过来住在11号了。
       周铁铮老师在1958被捕判刑,是什么罪名很少有人知道?最近读到师大李蟠教授写的《一根绳子,两条人命》一文,文中写了周铁铮被铺的原因,才知道个大概:“周铁铮老师被捕一案,迄今令人不解。据说此人是一个书呆子,只知读书、教书、写书,是杨树达最得意的门生,最佳的学术接班人。杨先生想将他的大女儿嫁给他,大女儿不肯,嫌他是书呆子,但最后还是把自己的二女儿嫁给了他。周铁铮是个不问政治的学究,解放前,有人代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学会性质的“健新学会”,这本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政治问题。杨树达先生1956年去世时,就在追悼会后,省委宣传部某部长对杨的三个儿子说:‘周铁铮隐瞒反动历史,本应严肃处理,看在你们父亲杨老先生的面上就不处理了’。但不到一年,周就被划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判刑三年,发配到西湖农场劳动改造。他的妻子为了子女的前途,同他离了婚。”
      说不处理还是处理了,周铁铮离婚后,儿子周硕朋改名杨立,女儿周冬麓改名杨欢,杨欢也是湖知网的常客,网名四十客,不少人都知道和认识她的。
       像这种离奇的案子在至善村还不是第一例,之前也发生过一桩“胡风案”。就在我家住的那一栋最南头那一家,至善村17号,住过一位颇有名气的年轻诗人彭燕郊,他家两间房,全部是书架,不知收藏了多少书。
       他是于1955年6月被关押的,罪名是“胡风集团”的成员,被捕前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在彭燕郊教授的回忆录中,他提到了在至善村被捕的经过,现摘录如下,
       彭燕郊:“当时李达是湖大的校长,他和杨荣国、谭丕模联名写信要我来,他们说湖大的中文系要办成鲁艺那样,你来可以带学生下乡下厂,可以写作。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我还是想创作,在北京玩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就来(湖大)了。
      湖大的教师宿舍区在至善村,我住的那排房住了五六家人,杨老(杨树达)是独门独院的。他每天下午散步,有时到我那里坐一下,大概他看我还比较喜欢书,跟我讲话比较放心,我也经常向他请教。他就问我,你跟胡风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说学校里(的人)都晓得的,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胡风给过我帮助,后来胡风搞那个三十万言书,我没有参加,他办的《希望》杂志我也没发表作品,后来的情况我不太熟悉。解放后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他的一首长诗《安魂曲》,到湖南我还选了他的一首歌颂毛泽东的诗做写作教材。杨老讲,没有事就好,如果有事的话,他们怎么说,你千万不要跟他们争。老人非常好的,他自己吃过亏。其实他们怎么讲,我也不会去争,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彭燕郊还说:“我被捕的时候很好玩。1955年6月25日晚上12点半,隔壁邻居来敲门,叫‘老彭老彭’,我就晓得,来了。进来三个公安,我第一个反应是四个字:你们错了。他们出示逮捕证搜查证,将凡是纸上有字的东西抄走了两大麻袋。第二天早上我起床,他们问我:怎么样,睡得还可以吗?我说,我睡得很好。”
       就这样彭燕郊被当做胡风分子给抓走了,那户房子贴上封条长达半年没人动。彭燕郊总算等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1979年10月他得获平反,还被聘请到湘潭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从1980年起,任第一、二届湖南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文科组组长、湖南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湖南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
      而周铁铮老师却没有彭燕郊教授幸运,他于1978年元旦第二天,在穷困和病魔的折磨中含冤去世,死时六十四岁,他没能捱到三中全会召开那一天,如他能再活一年多,或许将是另一个样子。
       至善村里还有一位杨教授也是全国闻名的,他是住至善村七号的杨少岩教授。杨教授的个子不高,消瘦、秃顶,脑袋呈亮呈亮,绝对是聪明绝顶的那种人。他原是长郡中学的名教师,在省城甚有名气,有“杨代数”之称。湖南师院从1953年成立起,为补充师资力量,在湖南省高级中学中抽调了一批教师充实到师院的教师队伍,杨少岩教授由长郡调到湖南师范学院数学系的。
      杨少岩教授在全国出名并不是他的教学,而是在1968年的中共中央文件中有他的大名,这个文件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当时都学过的,所以说他全国皆知。此文件是中发[68]155号,内容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
      文件中有一段是杨少岩揭发刘少奇叛变自首的证词,证词这样写的“1927年刘少奇在汉口总工会工作,我当时在汉口二中教课。27年三月间我的堂弟杨剑雄系官僚恶霸地主,其时乡中农民运动正进入高潮,成立了乡农会,乡农会要捉捕杨剑雄,杨剑雄便逃至汉口。想去会刘少奇,又怕去会,要我先去见刘一下。我便到友益街总工会去会刘少奇,会着了他。我把来意说明后,刘少奇对我说:‘杨剑雄以前帮过我的忙,现在他有事,我也要帮他的忙。’我说:‘那他就会感谢不尽,他本想亲来会你,恐有不便之处,所以没有来。是不是要他来亲自和你谈谈。’刘说好。次日杨剑雄亲自到总工会会晤了刘少奇。
    1967年6月22日杨少岩
      注:杨少岩是反革命分子杨剑雄的堂兄,右派分子,原为我某省师范学院教员,现被革命群众监管。”
      这是我从中发【68】155号文件中摘录下来的,我们学这文件是在1968年10月,那时我们还在附中,文件是由当时校革委的何华富在台上宣读的,再过两个月我们就全下农村去了。当时,我看到杨少岩这名字只觉得很熟悉,还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但看到注解介绍是某省师范学院教员,就确定是我们至善村的杨少岩没错,想不到一夜之间他就成为天下知的人了。这分揭发刘少奇叛变自首的证词是杨少岩被关在湖南师院牛棚里写的,写完这证词后不多几日,他就病死在家里,真有些匪夷所思。在杨教授去世后一年多,1968年10月,这个中央文件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公布的,他的证词才得以与世人见面,他自己却没能看到,他死在刘少奇之前。    
      住在老至善村17——22号那栋房子的老住户,先后都搬走了,有四家搬到新至善村去了,后来住进那排房子的有历史系的陶懋柄教授(被划右派),他女儿陶卓,小学与我同过班,在一中读的初中,1965年初中毕业下放去了郴州。还有外语系的周定芝教授,她的三个儿女,大女陈采、小女陈欣,儿子陈石都先后下放在靖县铺口公社。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至善村住过的,现仍健在的有原11号杨迪的母亲汪季昆,杨迪也是同他姐姐杨康敏、妹妹杨晓敏一道下放在靖县甘棠公社。还有原13号的政教系胡浩正教授夫妇,后来他去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当领导,儿子胡晓明去了新疆建设兵团,好不容易才回长沙。原14号生物系的邹教授,个子很高,都称他邹长子,他儿子邹永新也下放在靖县,与8012、姜大少爷、谢老师他们一道下在飞山的毛气屯。要请这几位老人来讲至善村的故事将更精彩!

枫叶又红了——感谢秦旭卿教授、金忠林等朋友周铁铮之女——杨欢 | 2008-12-2 含泪读完秦老《忆周铁铮老 ... 四十客 发表于 2011-10-9 19:37

 

 

 

   时过三十年,读到秦老的文章,听到秦老的叙说,看到《枫林七八》上金忠林老师的诗文,了解到蒋冀骋校长在百忙中对此事的关心、安排,其他网友的评述,我再也无法沉默了。麓山枫叶又红了,今年的红叶可告慰父亲:片片红叶诉说着他的同事王石波、李蟠教授对他的难忘之情;诉说着秦旭卿、李维琦、王大年等学生对他的思念之情;诉说着他学生的弟子金忠林、蒋冀骋对他的不公正遭遇的义愤之情;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之情。湖湘派修辞学的成就,不仅完成了他未完成的遗愿,更比他有了超越。他的学生还在为他鸣不平,为他在师大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父亲若有灵,他可以瞑目了。
爸爸在万物复苏之前终止了他63年的人生,用血泪生命写下了那年代知识分子的遭遇。三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人民开始有了公民意识,有了良知,有了思考,有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科学发展观是建立在历史发展观上的,只有不忘历史,以史为鉴,才不会重蹈覆辙 ,才能真正进入民主、文明的和谐社会。不知这是不是重提父亲问题的历史意义,也是众多朋友关心的原因。若如此,父亲可以含笑九泉了。

 

 

  看完你的文章,我已泪流满面,我坚信你父亲的事情不会再重演了!他老人家可以含笑九泉!

 

  祝你们全家人晚年幸福!

 

 

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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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呵呵版主和向北的支持,我会继续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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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着去西奇的书早日问世。
嘻嘻、哈哈、呵呵!笑对人生,心情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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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至善村所发生的故事,反映了那个特殊时期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它是社会的一个缩影。

 

谢谢去西奇兄的好文!它将是一本非常有史学价值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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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版主将四十客帖子的字调大加粗一点,让ddij看得更清楚些。    谢谢! 行者无疆 发表于 2011-10-20 08:13

 

 

谢谢行者无疆的跟帖。四十客的两篇文章已都将字放大另外贴出来了,可看《枫叶又红了》和《父亲周鉄铮蒙难记》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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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顾月影 (发表于 2011-10-10 01:14): 事实得记着,历史总会算清它!我相信世界总在进步,前景一定 ... 龙励志 发表于 2011-10-20 06:04

 

    谢谢龙励志兄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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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四十客将《枫叶又红了》和《父亲周鉄铮蒙难记》两篇文章发上来,你们兄妹对父亲的那种怀念之情深深的 ... 去西奇 发表于 2011-10-14 11:36

   请版主将四十客帖子的字调大加粗一点,让ddij看得更清楚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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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顾月影(发表于 2011-10-7 17:37)一个小小的至善村,充满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斑斑血泪。那种年月,他们因至善而至悲,进而致命。后人知道这段历史,一定如看清朝的文字狱般,唏嘘不已!叹我中华,地大物博,历史悠悠,上下达五千年之久,却总不能饶过这些书生们,何哉!事实得记着,历史总会算清它!我相信世界总在进步,前景一定昌明。

    引用顾月影 (发表于 2011-10-10 01:14): 民众已不再是以无文化的农民为主体,不会愚钝厚道到长期认独夫作英雄,视屠戮为事业、赞自残倾轧为策略,奉标榜宣传为圣经,或再把穷苦当革命。重复那些指鹿为马的悲剧。

     敬佩去西奇!

    谢谢顾月影!

    问好四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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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顾月影 (发表于 2011-10-10 01:14): 事实得记着,历史总会算清它!我相信世界总在进步,前景一定昌明。 民众已不再是以无文化的农民为主体,不会愚钝厚道到长期认独夫作英雄,视屠戮为事业、赞自残倾轧为策略,奉标榜宣传为圣经,或再把穷苦当革命。重复那些指鹿为马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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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得记着,历史总会算清它!我相信世界总在进步,前景一定昌明。民众已不再是以无文化的农民为主体,不 ... 顾月影 发表于 2011-10-10 01:14

 

“我相信世界总在进步,前景一定昌明。”顾兄说得对,谢谢你的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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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小波写了我永远思念的父亲—周铁铮。1978年以来,父亲的生前好友周秉钧、王石波等老教授多次为父亲鸣不 ... 四十客 发表于 2011-10-9 19:35

谢谢四十客将《枫叶又红了》和《父亲周鉄铮蒙难记》两篇文章发上来,你们兄妹对父亲的那种怀念之情深深的感动着我,让我初步了解到你父亲的不幸遭遇,谢谢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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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 去西奇         一幕又一幕,恍若一场又一场的梦。谢谢小波兄! 子耿子 发表于 2011-10-9 17:32

 

      谢谢耿兄,运动触及到每个人,你我都是受害者,真是恍若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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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 去西奇        感谢去西奇兄发人深思的好文章!       ... 寒乡 发表于 2011-10-9 08:28

 

      感谢寒乡君的支持,知道你也是师大子弟,很想与你会面。你说得对,在历次运动中,湖南师范学院都是湖南省的重灾区,揪出的和挨整的在湖南省高校里算是第一,运动后是有些老师不愿呆在师院了,太寒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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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善村的变迁,分明是一部知识分子血泪史,让历史记住他们。 雨后斜阳 发表于 2011-10-8 20:01

 

     谢谢斜阳版主,我写这些东西就是让现在的人知道一些过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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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得记着,历史总会算清它!我相信世界总在进步,前景一定昌明。

民众已不再是以无文化的农民为主体,不会愚钝厚道到长期认独夫作英雄,视屠戮为事业、赞自残倾轧为策略,奉标榜宣传为圣经,或再把穷苦当革命。重复那些指鹿为马的悲剧。

比健康更重要的是人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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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叶又红了——感谢秦旭卿教授、金忠林等朋友
周铁铮之女——杨欢 | 2008-12-2
含泪读完秦老《忆周铁铮老师》一文,彻夜难眠,不堪回首的往事重现眼前,滚滚泪水浸湿了枕头。二十年前,秦老在师大校报写了纪念父亲的文章,我在师大化学系函授本科学习时拜访了他,我敬佩他的求实精神并衷心的感谢他。三十年了,秦老还念念不忘我父亲,我更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师恩难忘象股清泉,让世人知道了父亲的真实情况;让我更深认识了父亲在学术上的成就,对现代汉语的贡献;对父亲永远的思念。
第二天,我和哥哥去找秦老,七十九岁高龄的秦老在大门口等了很久,含着热泪接待了我们。他说他为了了却一辈子的心愿,找了不少资料,花了三个月的心血写成此文,以大无畏的精神发到《枫林七八》网,没想到会有如此大的反响。特别是金忠林老师为此写了感赋三十韵发表在《湖南师大报》上。
对往事的回忆是痛苦的,父亲入狱时我才十岁,糊涂的被赶出了师院新堂村,幸好外婆用外公的稿费买了房子,我们才有了栖身之处。父亲一去无消息,哥哥却因父亲的原因进了民办文建中学,一天到晚搞劳动建校,又吃不饱,正是长身体的哥哥得了严重的胃病,饿得无法才到西湖农场去找爸爸,没想到又染上伤寒,几乎丧命,回长后骨瘦如柴,在床上躺了几年,哥哥能活到今天也算是奇迹。
当年三十一岁的母亲经济、精神上都背负着沉重的包袱,晚上开始失眠,大小病不断,1961年得了水肿病。68年我和哥哥同时下放到常德县,母亲白天要上课,晚上要备课,夜里思念我们,常泪流满面,74年得了多发性神经炎,先后眼睛失明、手颤抖、偏瘫、下肢瘫痪。不到五十八岁就离我们而去。
哥哥回长后,由于凌户籍作梗,以后的招工、招师、招生都没我的份,直到73年我才以可教育好的子弟的名义参加了试行高考,被湖医录取,可张铁生一封信,又将我遣返常德。幸得桃师刘志宇校长惜才,将我录取。75年九月才参加工作。76年寒假我拿了工资见了爸爸,他非常高兴,他说他是冤枉的,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为他平反。只是风湿病日趋严重,行动不便,他坚信会等到平反昭雪的那一天。77年恢复高考,我忙着编讲义,给学生上课,又参加了当年高考阅卷,寒假高高兴兴赶回家。没想到晴天霹雳当头一棒,哥哥说:“爸爸被火烧死了,送到火葬场,我拿骨灰的勇气都没有了。”“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为什么?”我撕心裂肺的痛哭,看到身心几乎崩溃的哥哥和病在床的妈妈,我还能说什么,只有止不住的泪水和无尽的思念和愧悔。我原名周冬麓,是爸爸取的,因我冬天出生在岳麓山麓山馆,小时候,爸爸带我到爱晚亭前看红叶,曾教我读杜牧的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此后我再也不敢看麓山红枫,漫山红透的片片红叶象滴滴鲜雪滴在我心上,诉说着爸爸的冤情,诉说着他对现代汉语的热爱,诉说着他要发挥才能、要工作、求生存的哀鸣。我知他受苦、受难,却束手无策,只有眼泪和痛苦。
大约79年10月,师院将妈妈、哥哥和我叫到了红楼旁的办公楼,交给我们一张纸条,上有几行字,大意一是右派摘帽,二是撤消原判。我木然的站在那里,心中疑想;“政府终于承认我爸爸是好人了?我终于可以讲我爸爸了?”妈妈指着我手中抱着的一岁女儿问:“凭这个(指纸条)她以后政治上再不受歧视了?”一女同志和蔼的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妈妈小心翼翼地说:“女儿还在常德,我身体不好,你们能否帮忙调她回长?”“不可能!”另一女同志不耐烦的说,看了她的眼神,我们离开了这伤心之地。
时过三十年,读到秦老的文章,听到秦老的叙说,看到《枫林七八》上金忠林老师的诗文,了解到蒋冀骋校长在百忙中对此事的关心、安排,其他网友的评述,我再也无法沉默了。麓山枫叶又红了,今年的红叶可告慰父亲:片片红叶诉说着他的同事王石波、李蟠教授对他的难忘之情;诉说着秦旭卿、李维琦、王大年等学生对他的思念之情;诉说着他学生的弟子金忠林、蒋冀骋对他的不公正遭遇的义愤之情;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之情。湖湘派修辞学的成就,不仅完成了他未完成的遗愿,更比他有了超越。他的学生还在为他鸣不平,为他在师大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父亲若有灵,他可以瞑目了。
爸爸在万物复苏之前终止了他63年的人生,用血泪生命写下了那年代知识分子的遭遇。三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人民开始有了公民意识,有了良知,有了思考,有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科学发展观是建立在历史发展观上的,只有不忘历史,以史为鉴,才不会重蹈覆辙 ,才能真正进入民主、文明的和谐社会。不知这是不是重提父亲问题的历史意义,也是众多朋友关心的原因。若如此,父亲可以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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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小波写了我永远思念的父亲—周铁铮。1978年以来,父亲的生前好友周秉钧、王石波等老教授多次为父亲鸣不平;更有父亲的学生秦旭卿教授先后在湖师大校报、校刊、湖南文史报、《随笔》杂志上撰文纪念父亲。2008年八十高龄的秦老在《枫林七八》网上写文纪念父亲逝世30周年,李维奇、胡渐逵、王大年教授纷纷投稿纪念。2009年元月他们的学生—中文系78级的金忠林、汪时健、柯天希、蒋明等几十位学生在网上用挽联、诗歌、评论、散文悼念父亲逝世31周年,开了网上集体悼念之先河。哥哥和我为了感谢父亲的好友、学生及学生的学生,各写一文,现转载如下:父亲周铁铮蒙难记杨立 | 2008-11-24 我的父亲周铁铮,原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1958年因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蒙难,其具体过程大致如下:1958年5月31日,一部吉普车将我父亲从批斗他的会场带走,到达长沙某地后,公安人员见他的第一句话是;你没什么事,交代清楚了就让你回去。然后将其对号子里一丢,空身一人,晚上睡觉的枕被垫单、早上洗脸漱口的牙刷毛巾、日常换洗的内衣内裤等等,什么都没有,直到审判结案以后(结案之时,要我父亲在审讯记录上签字,我父亲认为不是事实不肯签,审讯人员打了他几个耳光,几个人抓住他的手签字按印。)才准其给写了一张明信片,嘱我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送去,这时离他被捕关的时间已过去了几个月,我父亲晚年遍体风寒,半身不遂,显然与这段时间有关。父亲出事后,师大组织上派人找母亲谈话,要求她站稳立场,跟父亲划清界限,周边同事不了解实情也另眼相看,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下,为了子女不受牵连,母亲只好与父亲离婚,并将子女也改为杨姓。但即使离了婚,牵连还是不可避免,母亲很快被调离长沙发电厂(当时认为发电厂是国家很重要的部门),而安排到长沙市北区麻园岭小学工作。我父亲当时被判刑3年,服刑地点是湖南汉寿西湖劳改农场,提前3个多月释放。释放后可以和家属通讯(原来渺无音讯),在得知他的情况后,我于1962年9月去看望他,父亲才给我说了上述的他被捕进监狱后的情况。我问他为什么事坐牢,他一直讲他没有事。当时我年幼无知,看他坐牢,总认为他有事瞒着我,他和我讲不清,被问急了只好这样和我辩解:你想你外公杨树达是什么人,学问做得好深,《积微居甲文说》、《积微居金文说》,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精髓。一般知识分子连那是什么字都不认识,你外公将那些字读什么音、什么意思都要原原本本讲出来,那要读好多书,好深的学问。他看人是什么眼光,杨大姐、杨二姐年青貌美,在湖大也小有名气(我姨妈在湖大读书时,是湖大的校花,40年代的时候原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商震曾托人向我外公为其儿子求婚,被我外公一口回绝)。我比你妈妈大11岁(我父亲1914年生,妈妈1925年阴历11月初三生,我1945年阴历八月初十出生,当时我妈妈还不到20岁),我不是真有学问,书读得好,你外公会将自己年青美貌的女儿许配给我?真正有心钻研学问的人,根本就不会有心思去搞那些空头路。听他这么一说,我想起他在家时一天到晚就呆在书房里,连我们子女都理落得少,出去就是到新华书店买书,经常买书买得和娭毑争吵,因家中的生活费都没有了着落。学生一来,他总是兴致勃勃和学生滔滔不绝,学生坐好久,他谈好久,学生坐到晚上十一二点,他就谈到十一二点。这样的人只象书呆子,确实不象反革命。平心而论,父亲在劳改农场那段日子实际是他蒙难以后最好的一段日子,外面过苦日子饿肚皮的时候,我父亲并没有饿肚子,当时农场大多数管理人员还有些老公安的好作风。1962年“十一”国庆节,农场出墙报,我父亲写了三首七绝,其中一句:鱼虾自是湖乡美,说明当时父亲生活环境还可以。当时全国的政治环境,对知识分子待遇也有些松动,我妈妈也写信给父亲,如能出来工作,愿意与其复婚。我父亲当时曾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周阳、郭沫若等人,同时寄去说明他学术水平的“盘庚迁殷”等论文,希望能发挥他的一技之长,故诗中有一句:东风若与周郎便。我亲眼看到农场管理人员在看墙报的时候,笑说老周的诗写得好。后来我因感染伤寒,差点死在农场,于1963年1月离开农场。 1965年,因农场需移作别用,将父亲遣送回长,从此开始了他人生一段极其苦难的岁月。师大误传他进了街办工厂是错误的。当时街办工厂靠自己自负盈亏,需要的是劳动力和技能,所以任何街办工厂都不会要他这50多岁、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当时街办工厂只是给他一些计件的业务,如磨铲子(我曾帮磨过)、卖刷把的业务,一个月都弄不到几元钱,这样,我父亲和娭毑的日常生活都没了着落。文革中他还曾有一段时间被罚扫街,那时不但分文未有,还经常被挂牌挨斗挨打,那段经历,地球人都晓得,就不多说了。挨的整不上算,最起码的饥饱都不能维持,好在我外婆心地好,有时偷偷溜到我娭毑那儿,给她点钱,当时住在我们院中的凌姓户籍搞了些所谓的揭发材料到我妈妈和我的单位(我1969年因为表现好从农村招进了长沙化工机械厂),单位组织专人调查我、整我,逼得我也不能去和娭毑、父亲接触,我娭毑是1973年活活饿死的,其后我父亲在街道上扫街,祘是他找到了一个好工作,至少每个月有了几元钱固定收入,不会饿死了。但长年贫病交加,他也实在有点熬不住了,风湿已经导致他近乎半身不遂,每天睡觉他不能象平常人一样睡下去,那样他第二天一个人就没法起来,所以平常他只能半坐斜倚在被子上睡(实际上是些烂棉絮,还好当时的床有架子),每个星期他只能星期二睡一个正常的觉,星期三我休息,早上去将他扶起。因我父亲很多事不能自理,我在我父亲那里是做不完的事,加上我母亲精神脆弱,经受不住我父亲对她的影响和打击,于1974年染上多发性神经炎,经常瘫痪在床,受尽病痛的折磨,于1984年5月30日离我们而去。所以对于我来说,日子非常紧张,在厂里是沉重劳累的翻砂工作,家里是两个不住在一起的半瘫痪的父母,别人难以忍受的政治高压对于我来说都近乎麻木。每天极其具体的家务都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1978年1月1日,我父亲两手拿火钳夹住一团燃着的藕煤换煤炉,那火钳是街道另一被管制分子新买的,非常紧,一点都不灵活,正常人都难以使用,当时父亲想松开火钳将燃着的藕煤放下时,火钳松不动,燃着的藕煤引发我父亲棉裤上露出的棉花,将我父亲烧伤,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不可能将我父亲送去医院抢救。难友们弄了些狗油搽在我父亲烧伤处,第二天上午8点多,派出所打电话给我单位,通知我赶到父亲处时,父亲已进入弥留状态,喊他已没有一点反映。父亲就这样走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辈子的悲伤与痛苦,而对于我父亲来说,他走了,解脱了,幸福了。 2008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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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 去西奇

 

      一幕又一幕,恍若一场又一场的梦。谢谢小波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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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 去西奇

 

 

   感谢去西奇兄发人深思的好文章!

 

 

       在那些岁月里,师院上空阴云密布,许多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总是遭到所谓“以革命名义”的打击摧残。历史证明,长期以来把别人视为“牛鬼蛇神”的那些人,才是真正的“魔鬼”!

      据寒乡所知,一位老知识分子,宁愿提前卸职,愤然离去,发誓不再踏进师院的大门。平反后,院里重新安排住房,他坚决不要。别人问他为什么?他用一句诗作了最深刻的回答:

       

    “生前羞与鬼为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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