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蓝色涤卡布
在我的衣柜角落里,一直珍藏着一段略带哑光的深蓝色涤卡布,它静静地躺在那里已有27个年头了!每年夏天,我都会把它拿出来晾晒一番,悉心地掸掉些岁月留积的尘灰,然后再整齐折叠好放进衣柜最里层的角落。虽然这几十年来我搬过数十次家,无论怎么改变环境,那段深蓝色涤卡布依然存放在那个衣柜里层角落,也存进我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里了……
1969年元月9号上午,我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号召,要到浏阳东乡大山里去。
父亲在学校劳动改造一直没回来,妹妹上小学去了,家里冷冰冰的。8点左右,我收拾好行李,提起母亲用过的旧皮箱,箱内装有几件换洗衣服,背上一床8斤的旧棉絮,一个人孤独地走出家门,要赶往集合地点。然而心里却涌动着一股强烈的愿望:要再去看看父亲!于是我背着行李急忙往关押父亲的浏阳一中后山走去,不远处,我看见父亲和几个老教师正弯着腰在担土,后面有两个戴着红袖章拿梭镖的人监视着,我跑过去哽咽着:“爸爸,我走了……”
父亲抬起头放下担子,紧紧地凝视着我,“嗯,嗯”,他噙着泪水点了点头回答,又颤颤巍巍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五元钱塞给我,(那时,在我家是个很大数目了)这时听到拿梭镖的人大声嚷道:“干活去!”父亲再没多说话就离开了……
县城的大操坪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那些亲人们抹着眼泪送着自己的儿女,千叮咛万嘱咐地,只有我独自一人孤零零的没人送别。我看见许多陌生的和熟悉的面孔。操坪里停着十几辆敞篷大货车,每辆车前面都挂着一朵红纸扎的大红花和指路牌,我径直走到挂有“小河”牌子的车旁,把行李放到车上,爬上了货车。就这样,我踏上了一条陌生渺茫的人生之路…….
我当时还不满16岁,就被下放到一个陌生的、浏阳最偏远的大山里去。
装载着二十多个“知青”的大货车终于缓缓开动了,我抬头望了一眼坐在车里的人,没有一个认识的,他们的年龄看起来都比我大了好几岁,有的也许在社会上混了多年,听说话的口气像是社会青年。车厢内横七竖八地堆着行李,有的人斜靠栏杆;有的人坐在行李上,他们相互打招呼。我低着头,找了个偏僻点的角落,在棉絮上坐下了。这时,我感觉到有一个青年移到了我的身边,一个声音飘入耳边:
“你叫什么名字?”
他声音轻柔,也很温和,我赶紧抬起头来,看到那个小伙子穿着米黄色夹克上衣,站在我身旁友好地望着我,他英俊、高挑、白皙、年龄大约18岁。 。
“我叫黄新明,住在东街口,你呢?”他又轻柔地说。我不认识他,也就只勉强地朝他微微笑了笑。
“你是哪个学校的,家住在哪?”他接着问。
我索性装作没听见,把眼睛转向了另一方。
车内乱哄哄的,货车开足马力颠簸着往前冲,大约坐了两个多小时,只觉得在旋转着上坡转急弯,车上的人东倒西歪,一股很强的车势把车内的人全部挤压到我坐的这个方向来,这时只见一双坚实的臂膀紧紧地握住铁护栏,把我稳稳地固定在他的胸前,是那穿米黄色夹克的青年。他回过头对后面的人大声嚷道:
“站稳!别挤!这边的人会压坏的!”只听见有人说:“呵!这就是大洞岭,有四十八道弯哩!”大约又颠簸了两个多小时,车子终于到了小河,那个人就这样始终扶着栏杆,站在我的身旁护着我,这令我有些感动。
到公社填表后,我才知道我俩的年龄在二十多个知青中算是最小的,他更是把我当作老熟人,总是没话找话说,劝我愉快点,别整天闷不吭声。到吃饭时,他便帮我占个座位,让我坐到他旁边,整个下午一直主动地陪着我说话。但我根本就不想理他,要知道,我在学校里从不和男同学说话玩耍甚至走在一起的,他这样亲热,我心里反而觉得好厌烦。
“他一个男孩子家凭什么总跟着我呢?”我这样想着,于是便装出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刻意躲避他,吃晚饭的时候到了,我故意拖延时间放慢脚步,等到大家都选好了位置我才进去,谁知他却站在公社食堂门口着急地搜寻我的影子,我低着头径直走进去,他见到了我,如释重负似地松了口气:
“你跑到哪里去了?害得我到处寻找,这里人生地不熟的,我怕你走丢了!”然后他又开始兴奋起来,推着我坐到他的身旁吃饭了,
“我们两个人要是能分到一个知青组就好了!”
晚上,我们被安排住在公社的大礼堂里 。没有床,只在地上铺了些稻草,各自把带来的被子铺开就睡下了,他还特地走过来,帮我把被子摊开,然后默默地去男生那一边躺下,回过头来朝我笑了笑。
自从母亲文革开始不久被人打死,紧接着父亲又被抓去监视劳动后,我们姊妹受尽了周围的白眼,我已经很少与人交流了,再说也害怕和人交流。对这个青年的关切,我有些反感,但心里又存有些许感激。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集合了,负责人把我们分成若干个知青组,我和他各分在一个组,而且两组相隔二十多里山路。我想,这就好了,以后我与他会很少交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