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我想重新解释历史
吴思老师写本书，难过翻越一座大山。
人们能看到《潜规则》、《血酬定律》的风靡一时，却不知吴思为此记下400万字以上的史学读书笔记，如果加上史学之外的笔记，他的电脑里已容纳了600万字以上的东西。
出门时，吴思不会忘记带手机，它有录音功能，有什么想法立刻录下来。每读一本四五十万字的书，他要阅读相关的六七本书，留下10万字的笔记以及1万字的书评。
所以，吴思老师写东西特别慢。每年最多写4篇，最少写2篇，每七八年，凑成20多篇后出一本书。按这个节奏，他的新著也该问世了，可要命的是，他突然想起了两个话题，想单独写两篇文章，这一写就是3年，可写完后自己又不满意，只好暂时放在一边，这让他的新书一拖再拖。
于是，只有拿出这本《我想重新解释历史》了，它是吴思老师接受各媒体访谈的合集，至于计划中刚写完一半的那本书，吴思满脸遗憾：“再等两年吧。”
我曾经读不懂历史
北京晨报：您怎么想起出这本书了？
吴思：这本书是我10年来接受各媒体访谈的合集，共29篇，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希望出版，我也没理由反对，这些媒体主要面向那些对学术有兴趣的读者，提问相对学术化，与我以前两本书定位的读者群不完全相同。
北京晨报：本书定名为《我想重新解释历史》，意味着您对历史不同的读法？
吴思：我们这一代人的理论框架一开始就被固定了，可带着那个理论去读史，发现很多地方读不懂。《史记》还好，能当故事看，《资治通鉴》就不行，感觉像流水账，不热闹，看了犯困。那么多宫廷斗争，用生产力、生产关系学说套不进去，军阀相争，农民很少出场，阶级斗争在哪儿呢？感觉都是无用信息。可10多年读下来，渐渐就找到了不同读法。
历史热变成了娱乐历史
北京晨报：您的《潜规则》堪称是当下历史热的开篇之作。
吴思：也不能那么说，历史热始终都存在，上世纪80年代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出版后，历史就热了，黄仁宇也当过记者，记者写史的优点是文笔流畅，没那么多学术名词，十年砍柴、李亚平也都是记者出身。10多年过去了，今天加入的人更多了，比如易中天、当年明月等，大家共同特点是写得比较好看，突破了以往对历史的认识，不过我更倾向于从历史故事中寻找出一个规律来，否则宁可不写。
北京晨报：可能这就是当下历史写作的问题所在，转向了过度娱乐化，您怎么看？
吴思：这只是个感觉，不能称为判断，下判断要进行更严谨的调查，如果仅仅是感觉的话，讨论不太容易进行下去。不过，我也有类似的感受，从读者角度看，一是网络把人们的时间变得更零碎了，长时间的、艰苦的深度阅读受冲击，二是竞争压力大，人们更倾向于消费性阅读。从作者角度看，他们面对更多市场诱惑，此外批判性的东西要承担风险，如果写一本好书生前却出不了，靠写作吃饭的人自然没法坚持。
历史是制度知识
北京晨报：中华民族有漫长的史学传统，为什么古人这么重视读史？
吴思：因为历史为我们提供的是制度知识，这和其他知识完全不同。比如西汉有霍光专权、王莽篡汉，到了东汉末年，何进想剿灭宦党时，人们就说：想想霍光、王莽吧。这说明当时人认识到汉代体制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应总结历史教训，随时警惕这个危险。其实王莽篡汉时，同样谈历史，举出当年周公辅政的例子，以示外戚干政是一个健康模式，但事实上他给升级成篡权模式了。这说明，大家都在以史为鉴，只是方法不同。
北京晨报：方法不同指的是？
吴思：举一个当代的例子，苏联解体，久加诺夫认为是三个垄断造成的，但也有人认为是公开化、政治改革造成的，双方都有史实支持，只是看的角度、深度、客观度不同罢了，大家都在以史为鉴，但他就从那个角度看，你也没什么办法。
历史教训不易吸取
北京晨报：从历史上看，教训历历在目，亡国败家者相望于道，可为什么历史教训经常被忽视呢？
吴思：其实每一代都在总结历史教训，比如秦灭亡后，汉代在所有重大政策上都刻意与秦相反，称秦为“暴秦”，可汉武帝就差点成了“暴秦”，每个王朝刚开始时都会警惕自己不重蹈覆辙，但形势比人强。皇帝要统治，就要垄断权力资源，官僚们很快就明白，向下负责没用，向上负责才能利益最大化，这样官势必然越来越强，民势越来越弱，层层加码之下，一两百年就会崩溃，中国历史上，40%的政权因此而颠覆。
北京晨报：除了因此而颠覆，还有什么原因？
吴思：就是官家内部关系处理不好，因为只对上负责，战斗力必然下降，管得太严，就像清代八旗、绿营一样，不堪一战，管得太松，就像唐代藩镇、宋代岳家军一样，战斗力是强，可对皇权有威胁。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皇家采取了亲属封王的制度，可照样解决不了内部权力失衡的问题，汉有八王之乱，晋也有八王之乱，甚至给一点兵权都不行，明代朱棣不就夺了侄子的江山吗？在中国古代，另40%的政权因此而崩溃。
难以超越的宿命
北京晨报：如此看来，历史中存在着难以超越的宿命？
吴思：每个时代都在努力总结前人的教训，清代曾信誓旦旦地表示“皇朝盛世，永不加赋”，可太平天国爆发后，八旗、绿营占着军饷却打不了仗，只能靠地方团练，可又没钱去支持，只能给政策，任由他们在地方征税，统治者想不过分使用民力，但情势所逼，已不可能做到。后来一边编练新军，一边防范新军，可越防范就越激化矛盾，清不是不想杀袁世凯，但武昌起义爆发，又不能不用他，如此反复，袁世凯又怎么可能忠于清王室呢？到了这个分上，统治者想总结历史教训，也来不及了。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朝代很少死于前朝的病因，但前前朝的病因呢？三代以上的病因呢？
北京晨报：可遗憾的是，许多人却不肯面对历史。
吴思：晋明帝让大臣给他讲史，说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说到如何谋杀高贵乡公曹髦，晋明帝头抵在案上，遮住了脸，为什么？因为权力来源不正当，他感到惭愧。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事，它与时代相关，自身不合法，别人也可以这么来对待他。所以清入关后，读书人写明史往往引来杀身之祸，而刘邦登基后，便四处宣扬斩白蛇、吞鸟蛋等传奇，总之，神话自己，丑化对手，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读史关键在兴趣
北京晨报：今天年轻人更偏于娱乐化读史，对严肃阅读不够重视，您对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吴思：今天年轻人读史的条件更好了，不像我们年轻时，只准一种声音，所有历史现象都有固定的解释规范，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解释方法。条件好了，更容易得出正确判断，关键看有没有兴趣，如果就是喜欢随波逐流、浅尝辄止，非相信拿步枪一枪就能打下两架飞机来，那也没什么办法，不过我相信有书找，总比找不到书要好，今天年轻人还是关注严肃阅读的，我那几本书都印了几十万，能说他们不在阅读吗？
北京晨报：历史书籍这么多，该怎么选择？
吴思：最重要是兴趣，先看好看的，故事性强的，从中生出问题后，再去解决问题，比如读明史，就可以从《万历十五年》开始，上瘾了再看看张居正、海瑞、万历的传记，关键看你兴趣发生在哪儿。
我们从来是好好说话
北京晨报：在历史写作之外，您在从事《炎黄春秋》的工作，但一些网民对这本杂志有争议，为什么？
吴思：是有一些压力，但我们自认为是实事求是的，我们杂志谈的都是事实，对于批评意见，如果能有扎实的调查、准确的数据、严格的论证，那么我们也会刊登。如果觉得写出事实本身就是冒犯了他，给我们扣上“××派”的帽子，这就是偏见了。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寻找批评方的意见，希望看到他们严谨的文章，可一直也没找到，想刊登也刊登不出来。
北京晨报：在批评者中，不少人的学问很好，可为什么在表达上特别偏激，甚至污言秽语呢？
吴思：我不上微博，不太了解，也许在那上面容易搂不住火吧，但我们在杂志上从来是好好说话的，不管文章与我们自身观点相距多远，我们都坚持依据事实来说话，希望批评者也能心平气和，用讲道理的方式来沟通。
——摘自《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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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11 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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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12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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