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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视角] 生死之课(外两篇)

   生死之课

   
       母亲去世时,和二十几年前父亲去世给我的感觉完全不同。我那样冷静地料理着她的后事,完全没有慌乱。
   
      同样的长夜难眠,那时是痛不欲生的思念,第一次饱尝了人想人的锥心之痛。我完全不能自控,不能维持正常的工作生活,居然一年有余。父亲留给我的背影是温暖绵延的,自幼至长的丝丝缕缕,自他走后,我一点一滴地回味了二十几年,仍有着一种痛中的甜。无论何时,梦中还是朗晴的日常生活工作中,他笑盈盈地来了又走……那时我太年轻,不止是年龄,主要是阅历中没有“死别”的体验,总觉得那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永远不会砸着自己的石头。突如其来的当头一击不堪忍受,目瞪口呆,方寸大乱。降临的不过是千年万古没有人能逃得脱躲得过的一种常识一个规律,只是因为发生在自己的亲人身上而全线崩溃。
   
      母亲的离开我们是有准备的,我们目睹了她一天天所忍受的非人能承受的痛苦,目睹了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急促而又缓慢难挨的一步步,一步一回头。那是怎样折磨人的痛苦和矛盾。她说:“我和你们还没有过够。”她说:“你也那么残忍吗,为什么不让我走?”谁能够承受呢?明知回天无力,挽留不了她一步步远去的生命,但还想多留她一天一时;可生不如死的痛苦袭来,我们实在看不下去,流着眼泪拥抱着她,大声说:不忍受了,不受了,妈——不受了!
   
      母亲离开了,先生尚在病中,我必须节制自己。像笃信上帝和教义的信徒去教堂祈祷或手抚圣经能使自己安静,我拿起了龙应台的《目送》,相信在这样的时候只有这本书能使我得到排解安抚镇定——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人生本来就是旅程,夫妻、父子、父女一场,情再深,意再重,也是电光石火,青草叶上一点露水,只是,在我们心中,有万分不舍……我们只好相信:蜡烛烧完了,烛光,在我们心中,陪着我们,继续旅程。
   
      是的,目送!几十年是母亲目送我们,年幼时,年轻时,我们几乎没有理会到,少年时我们蹦跳着、中年后我们匆忙着——离开,顾不上回头看看目送我们的人。一大把年纪了,每次离开母亲的家回头张望挥挥手成了重要的仪式,她永远会在二楼她卧室的窗前俯看目送着我们,直到行动已经很困难了,还要这样。为了不耽误目送和挥手,每次我们一起身穿外衣,她就一定要挣扎着站起来,急急地向卧室挪去,大家赶紧要上前扶她站稳。这一两年我们习惯了先把她搀扶到卧室的窗前站稳,再离开家。在楼下不用回头,能感觉到有一种重重的东西压在我们的背上,是目光。
   
      还是目送,最后是我们目送母亲离开了人生的旅程,最是那告别后最后的一个转角,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推着她的灵柩,阻止了家人的跟随。我们望着,目送着,最后一次,其实能看到的只是工作人员的背影,那躺在平车上的人,再也看不到了。
   
      目送一个离去的生命,目送自己生命的一段旅程。
   
      对于死亡,开始我真的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困惑和挣扎,羞于说出对生死这个最简单的人生至理的懵懂。看到犀利达观睿智如龙应台在父亲逝去时惊呼:“老天,你为什么没教过我这生死的一课?你什么都教了我,却竟然略过这最基本、最重大的第一课?”我有些释然。父母的离去使我能静心正视死亡,真正理解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生命链中的一环。至亲的生命离去,才能给我们补上最基本最重大的生死的一课。
   
      百岁老人周有光对我说起的一段话,近几天又记起来了。2002年8月14日,有光老人93岁的伴侣张允和先生仙逝。周老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工作,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他又完全恢复了以往的工作生活状态。他对我说:“我忽然想起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想想豁达平静温和如周老尚且如此,我应该更加释然了。最普通的自然规律,最科普的进化论,事先却不能领悟,由亲人的亡故,才能真正学懂。刚好又看到电视中对周国平的采访,主持人最后问对死亡的看法,痛失爱女妞妞又得到爱女啾啾的周国平说:对于死亡,我一直没有想明白。是啊,学哲学的也有这样的困惑,我不必再为自己的恐惧痛苦羞愧,不要太苛责自己。
   
      我从此会倍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次目送,无论是朝霞还是夕阳,都是生命的过程,值得赞美;无论是相聚还是离别,都是生命的馈赠,值得感恩。而在无数次的目送之间,更有数不清的快乐时光,正是这些快乐时光,使目送格外情深。愿这快乐的烛光温暖我们的心,陪伴生命的旅程。

——摘自《文汇报》作者:叶稚珊



     傅斯年是有名的“傅大炮”,在国大会上,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腐败无能,毫无惧色。看来人品也不错。如此说来,海峡两岸都有耿直、正派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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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最后一笔稿费




      1950年12月,一代国学大师傅斯年逝世后的第三天,一群好友和学生依旧围坐在奠堂,久久不愿离去。俞大彩被这份真情所感动,哽咽地讲起丈夫的往事。

      那是四天前的冬夜,很冷,傅斯年穿着厚棉袍在伏案写作。因为次日有会要开,她催他早点休息。他搁下笔说,我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文章,急于要拿到稿费。他继续写,又说,等钱到手后,你尽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了,不足以御寒。

      傅老一贯桀骜不驯,张扬洒脱,临死前夕竟要为一条棉裤而赶稿,着实令人吁嘘。 众人感叹起来,一旁的董作宾再也坐不住,含泪掏出一个装满钱的信封,塞进俞大彩手中,说,其实先生答应我写稿,本是让先给稿费。他盘算着一半留作家用,一半做棉裤,后来测算出棉花和料子太贵,再舍不得做,让我把钱存着,日后留给你们母子。先生说你嫁了他,从没过过舒心的日子,这笔钱一定要留给你。

      俞大彩手捧信封,泣不成声。有个学生走近来,搁下一叠钱说,它们才是先生最后的稿费。先生视我们为自己的孩子,领到稿费后本想用来做棉裤,听到学校最穷学生的境况后,就捐出了大部分,只留下这二十块,打算请我们吃锅贴。如今先生走了,我们哪里还吃得下呢?

      都说是傅老的最后一笔稿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众人错愕不已,董作宾却缓缓地说,因先生在爱人前要表现出爱自己,在朋友前要表现出爱家人,在学生前又要表现出爱弱者,为了教育和温暖不同的人,他才把稿费给“用”了三次呀。

      终于明白,傅斯年在最后时刻念念难忘的,是应尽的男人、家长和校长之爱。

——摘自《环球人物》作者 张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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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第一反应




         当旅游大巴进入山区一个拐弯处,车上一对情侣被窗外的美景所吸引,便招呼司机停车。他们下车后,巴士继续前行。就在这对情侣驻足欣赏山景时,只听前方轰隆一声巨响,那辆大巴被山体滑坡滚下来的巨石砸中,落入了万丈深谷。事后得知,车上乘客无一生还。惊魂甫定之后,这对情侣不无感慨地说了一句话。

      在前往一座名山的旅游车上,导游小姐讲到这里,神秘地卖了一个关子,让大家猜猜看,那对情侣会怎样表达自己劫后余生的心情。

      在许多有关交通事故的报道中,我们经常会读到因临时变故错过班车而幸免于难的新闻。按常理,一般人都会说,幸好我不在车上!大家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

      不料,这个故事的答案却是:假如我们不中途下车,那辆大巴就能赶在山石滑坡之前驶过,车上的人也许就不会遭遇这场劫难。

      传播这个故事的人,都把这件事看作是对人生智慧的测试,而其实这更是对人的心灵的拷问,我们应该为这对情侣面对灾难首先想到他人的心态由衷地敬佩。慈悲之心,虽然人皆有之,但善恶之分,往往系于一念。  

——摘自《哲理》作者  王兆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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