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入共产党，领导游击战
父亲曾是共产党员，且担任过赣北红军独立团政委兼团委书记，双枪双击是一名好手，这些早听母亲讲过，这次读自传我便知晓了详情。
“在六军教导总队时奉命开驻九江，有一天遇到原宜昌六师政治部宣传科的谢科长，当时谈到原在宜昌的一些情况和不得己入教导队的经过，他劝我暂留教导队。笫二天他找到我并要我把驻军调动情况随时告知他，从那以后我们经常联系，并常常要我到另一同志处转传信件，这时我知道他是做共产党工作的。二八年二三月间在东大街一间楼房由九江县委接收我为共产党员，当时墙上仅挂马克斯的相，宣誓时还有从潮汕回来的三个女同志，她们均是武汉军校女生队的学生，这时我才知道老谢是县委书记，这处也是县委的接头机关。
不久，机关暴露，趁教导总队开驻赣西时我就辞职下来，老谢安排住在高升客桟，替县委做临时接头机关，做和省及上海的联系工作，任县委交通员。
在接待一位从上海来的杨铭忠同志去医院后，被伪中央党务学校派来的一群着蓝色制服由最反动的段钖朋培养的AB团份子跟踪，看他们老在打量我，我镇静把文件销毁，通知老谢，我便移转他处，而老杨被捕，我找伪第三军长朱培德的两个外甥营救未果，被押解南京牺牲。
九十月间为了发展附近一带秋收暴动工作，老谢派我到九江德安边界地区岷山一带发展农村工作。去该地后我即和当地党团同志计议发动游击工作，由14支步枪发展到40多枝，人员也发展到80多名，号称赣北红军独立团。我任政委兼团委书记，我们曾号召山民打过彭山，黄奎门车站，杨坊，沙河附近的通讯排等土豪财主，攻打团防队参加的农民最多有近千人。
游击队住山洞，宿窝棚，生活很艰苦，县委派来的符号同志（文学家谢冰瑩）恋人，因吃不了苦，过不惯游击队的生活，不久就离开了。只有朝鲜人张世杰坚持下来。
省委也派人来视察并指示我们的队伍向赣南方面发展，意图逐渐向井岗山去会师，但因瑞昌南方一带（红花园）武装及农民沒有进行组织，这条道路始终沒有打通，且相隔县份很多，亊实不易西移，未果。
老谢调省委，新来的书记是吳德风同志（解放后的武汉市长，北京中央工作）而且县委的经费就是由游击队经常接济，他来游击队视察后不久就把我调回九江任县委秘书。1929年二三月间，在离庐山不远处一小镇上以画瓷画为掩护的瓷业工人老宋家建立机关。我们工作了相当一段时候，由于另一交通机关被破坏，被捕同志晓得我们住处，和吳县委商量决定转移，我又回到九江城，有时住客栈，有时住其它同志家里。四五月份吳县委调走，派来的是一五十多岁携妻女的华同志，当时九江县委只有我和久兴纱厂的一个工人同志，他只是约会我们听听汇报，，在茶馆一次会议中，我和纱厂同志一致认为要建立秘书机关工作，要多下基层做群众工作，县委不能成一个空头县委名义。争执很大，会上决定由我去省委汇报工作及困难。省委刘士奇告知将去信嘱华老头改进工作。回九江后工作依旧无进展，县委同意我的请求仍回到山区游击队。但去后得知由于队委疏于防范，遭伪县警备队突然袭击，不少同志当场牺牲。我又重新集合训练整顿，也只进行小的活动，不久又遭由黄奎门车站，徳安县，瑞昌县以及沙河车站四路进兵围剿，只得将枪枝埋在岩洞沙石泥中转向另一山头密树林中，敌人大队人马在山坡小路上经过，我们可以远远望见。敌军进剿，老百姓受到严重损失，而我们的同志均很安全。
安顿了同志及受难群众的家庭工作后，我即返九江报告并不滿华老头在这样多的军队调动经过九江竟不知围剿且又不派人通知消息让游击队陷于危险的工作作风，我觉得很难共事，我请求出具介绍信去上海，他称县委不能直接介绍到中央，我说沒有介绍信我也要去。就这样我私自离开了九江，离开了党组织到了上海。我走后，游击队从而无法集合整顿了。我离开九江的情况当时省委应该是清楚的，因我多次向省委书记，省委陈潭秋，刘士奇都汇报过我和华老头的不和。”
父亲信仰共产主义是由来已久的，他终于如愿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他做过地下工作，他指挥过游击战争，他经受过战火洗礼，也曾不惧牺牲，不畏困苦，他有成熟的作战能力，我想他的这些是黄埔军校锻造出来的，他生命中这一段旅程是发光的，是儿女们敬重的。
参加互济会工作，西牢监禁十三个月
在电影中多次见到过上海南京路游行且不少人被捕西牢，想不到其中竟有父亲。
“1930年2月到上海后，我向党组织请求恢复关系，但因无介绍信，党方面容调查清楚再定，要我先参加群众工作而安排在革命互济会江苏省总会工作，初任文书继任省总秘书。党组织的两次南京路的示威游行我参加过，为被捕同志送东西，探监我也参加过，做过不少党的外围工作。1930年9月7日我参加示威游行运动时被捕西牢。
在西牢中我会同原在牢中的政治犯组织困难互济会进行宣传及组织冲监暴动准备工作，我负责同难会工作，另有彭康、彭真，刘子刚，吳黎平等人组织教育委员会，对全体在押同志进行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当时被监禁的政治犯有80余人，关在一个五层楼上。
我在互济会工作的用名是李孟东，被捕后在工部局问供时替我取的名字是李昌运，在西牢中的绰号是西哈诺。
后互济会总会为我请了潘震亚大律师替我作辨护律师，被判监禁十三个月。
1931年10月我期滿出獄，当时江苏省委吳景中及在上海的同乡革命同志都在旅馆来欢迎我出狱。
出獄后我仍在閘北区做互济会工作，后因家中经济困难（父亲病故我坐牢未能尽孝），加之又处在党反立三路线之后，基层工作散漫下来，原有组织变动也很大，我在1932年1月被到南京堂兄黄埔同学家闲住修养。从此我便完全脱离了党的革命工作。”
父亲的罹难并没有消磨他的意志，他在西牢的表现让我又一次涌起敬重之情！
（未完待续） | 
发表于 2011-6-7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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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13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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