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的返城风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是相交织的，伴随着十年“文革”的破产，大部分知识青年重新回到了城市。一场浩大、劳而无功的社会迁徙运动终于停止了。
在经济上，它一方面给社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每个曾产生过知青的家庭都曾背上沉重的包袱，而国家则为每个知青付出路费、一年的伙食费、工具炊具费和建房费等许多无法收回的投资，这笔数字据说超过100亿。另一方面，它的确缓解了那一时期的就业压力，至少将这一大批人的生计问题由全民所有制的财政支出中转到了集体所有制的名下，使已陷入窘境的经济机器还能够维持。同时，这批人在建设农村中毕竟以血汗创造了财富，尤其那些偏远落后的地区，各种机械的使用，技术的更新，科技的开发，均得益于上山下乡运动。
在政治上，它一方面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旗帜下，使相当一些知青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损害，另外不少人则在放任中虚度年华以致染上恶习，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它以独特的逆境方式使这批人经受了实践的磨砺，加快了他们的社会化进程。
在文化上，它本身就是对文化的一种反动。它以片面强调实践知识的形式，否定了书本知识和抽象知识的意义。在摧残文化的前提下使这批人深受“读书无用论”之害，成为“被耽误的一代”。另一方面，它又促进了城乡之间大规模的、广泛的文化交流，为广大农村举办了一次长时间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展览会，提高了农村的文化水平，并刺激了农村青年们对现代文化和都市生活的向往。在某种意义上，它为而后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做了一定的精神准备。
通过上山下乡的实践，他们的政治观念彻底改变。许多知识青年目睹了阶级斗争、实质是其扩大化的种种表现，非但没有得出它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必然性的结论，反而感觉到其中具有大量的执行政策者的主观因素，往往成为整人的工具。于是，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之后，头脑中原来绷得很紧的阶级斗争的弦松懈了，看问题的出发点也比较实际了，不再把任何事情都先上到阶级斗争的纲上去看了。通过“林彪事件”，更多地是从自身的社会落差和实践中，这代人体味到指导社会运转的思想体系的问题，而成为中国社会最早觉醒，并向四人帮发出呐喊的社会群体。由于这代人与改革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实际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最积极的社会力量之一。
他们的觉醒还表现在他们从当年的个人迷信，从虚幻的集体主义中找回了自我。自我意识的回归是这代人进行历史思索的结果，也是他们极为痛苦的自我否定的结果。“为天地立心，为斯人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添太平”，固然体现了一种人生意义，但并非一般人能做到的。而且也不可排除另一种人生意义，生活并不是教条。即在与社会利益发展的同一方向上，最大限度去追求个人能力的发挥，去追求人生的丰富多彩和种种乐趣。同时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明白了自己到底是谁！你只是你自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众多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
这代人在上山下乡的变异状态中，认识了真理，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民。他们能够准确地把握“人民”、“群众”这个概念的本质，从而逐渐植根于黑色的土地中。人民不尚空谈，人民真正需要的是生活的改善，社会的改革，需要的是脚踏实地。
这代人在上山下乡过程中经受了许许多多过去未曾体验的艰苦，从生活上和劳动上受到磨砺。他们不仅成为自食其力的合格劳动者，而且培养了坚强的意志。
这样看，这代人失去的主要是和物质有关的，获得的几乎全部体现在精神上。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这似乎有点滑稽。 | 
发表于 2011-5-16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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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6 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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