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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视角】 《百年孤独》诞生记(外一篇)

 

《百年孤独》诞生记


      1965年,墨西哥城。38岁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端坐在打字机前,敲下了《百年孤独》书稿的第一句话:“多年以后,面对枪决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蒂亚上校将会忆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个讲述布恩蒂亚家族百年兴衰的故事,已在他胸中酝酿了17年,瓜熟蒂落,他认为现在是时候把它写出来了。


  多年以后,马尔克斯回忆说,当时敲下这个后来被翻译成无数种语言版本的名句时,他根本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更不知道这句话将把他带往何方。他只知道自此开始,他每天连续不停写了18个月,直至最后一个标点符号。他并没有想到,这部小说会在17年后给他带来诺贝尔文学奖,也并未清楚地意识到,他正在参与制造拉美“文学爆炸”。


  当时的马尔克斯已经出了4本书,但在拉美文坛还不大为人所知。他从大学时代起就开始干记者,跑新闻,写报道,游历欧美,60年代初携家人定居墨西哥城。


  对于拉美文人来说,1960年代实在是一个激情四溢的年代。古巴革命在热火朝天的进行中,吸引了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解放神学蓬勃兴起,力图在美洲大陆复兴基督教原初的战斗精神和公义理想;拉美新电影运动进入黄金时期,其中不乏一批文坛健将的贡献,比如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以及马尔克斯。


  这两位后来叱咤世界文坛的大师在墨西哥城相识,成为好友。当时的马尔克斯还是个穷文人,慷慨的公子哥富恩特斯邀他一起创作电影剧本,带他游历各大博物馆,品尝墨国美食。在老旧又先锋的墨西哥城,马尔克斯一方面感受美洲先民文明的无穷魅力,一方面也对现实作着卡夫卡式的体验———当时的墨西哥政府要求外国移民每隔6个月就更换一次居留证,而且非要在墨西哥驻外领事馆办理,这就意味着马尔克斯必须每年出境折腾两次……


  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曾写书回忆说,缔造拉美文学爆炸的那帮小伙子,在那个年代都还不是专职作家,还是一群清贫的文学青年,他们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怎样从本职工作中“偷”出时间来写作。抛下一切专心写作的欲望在马尔克斯的心中愈发强烈。有一天,坐在富恩特斯家门前的草坪上,他对好朋友说:“老富恩,我们该怎么办?拯救墨西哥电影业还是写我们的小说?”


  老马毅然决然地辞去了电影编剧的工作,从朋友手中借了点钱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然后让妻子买回一大堆食物塞满冰箱,给房间门上了锁,开始独孤一剑地创作《百年孤独》。


  后来马尔克斯在写给富恩特斯的信中谈到那段创作岁月:“我从没有在如此孤独的境地里工作过,我唯一的参照物,也许只有拉伯雷……有时候,我会惊愕于整整五百页什么都没说,有时候,我希望在我的余生中一直写下去,写一百卷,我的人生全在这里头了……”


  书没写完,钱用完了。马尔克斯的妻子梅塞德斯不得不翻出祖传的珠宝。经过鉴定,专家摇摇头说:“夫人,这不过是一堆玻璃而已。”梅塞德斯只能向房东求情,向他保证6个月内一定把欠缴的房租一并补齐……房东给出的最后期限是1966年9月7日。1966年8月初,马尔克斯夫妇带着《百年孤独》的最终稿来到邮局。为了省钱,稿纸正反打印,一共590张,准备寄往阿根廷南美出版社。邮包过秤后,马尔克斯夫妇被告知,邮费是82比索,而他们总共只带了53比索。他们只好把邮包拆开,把书稿分成两半,先寄一半,另一半日后再说。事后他们才想起,寄出的是书稿的下半部……但出版社很快就通知马尔克斯说,非常期待看到书稿的上半部,先将稿费呈上以便您将它寄出。《百年孤独》经过如此一番折腾才得以面世。


  《百年孤独》在中国的经历则是另一段传奇了。据前辈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三位西班牙语教师合译了此书,出版社未购版权即将译稿出版,马尔克斯闻知后大为光火。其中一位译者赴古巴进修时,巧遇马尔克斯,高高兴兴地迎上去打招呼,却被老马训了一顿。最近听说国内一家出版社已高价购得该书的版权,《百年孤独》的最新中文版正在加紧翻译中,相信不久就会和中国读者见面了。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作者  张伟劼

回复 1# 艾木地 

    《百年孤独》因为他独到的艺术成就而让马尔克斯走向1982诺贝尔文学的领奖台,读过他这部作品的人都忘不了他极善用绚丽而无羁的想象构造出一仿佛神话的世界。

    我很喜欢这部作品,读完后写过一段读后感的。有时间了将把它整理好发出来。谢谢艾老师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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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原读过,但未读完,好象绎得不好读起来不流畅.如有新版可再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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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关于博尔赫斯的事   

 

 

一段曝光率最高的恋情 

 

就在战争期间和庇隆政府统治下,博尔赫斯与共产党人兼作家的埃斯特拉·坎托经历了一段他曝光率最高的恋情。1989年,坎托记录了她和这个胆小懦弱的、比她年长18岁的男人之间的恋情。在位于阿德罗格和马尔莫尔之间的河岸边的一条水泥长凳上,博尔赫斯向她求婚。坎托答应成为他的情人。如果他们一起上床,她甚至愿意嫁给他,但他坚持要先结婚。博尔赫斯并不是性无能,只是对性爱感到惶恐和羞耻。他害怕在公众面前讲话,一开口就结结巴巴。

 

书卷气十足的博尔赫斯和性感的埃斯特拉之间的关系开始于两人1944年8月在卡萨雷斯家的相遇。他们喜欢漫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其中莱萨马公园是他们最喜爱的约会地点。他们之间的恋情断断续续维持了两年。这期间,博尔赫斯会给他的母亲打电活,为他的迟归、不能回家吃饭找借口,直到有一天他不得不把埃斯特拉·坎托介绍给母亲。然而两个女人却相互憎恶。坎托觉得博尔赫斯无疑是被她迷住了,因为他几乎没有和其他的女人睡过觉,而她从来不是因为博尔赫斯是个男人被吸引。她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更喜欢冒险家和间谍,同时性爱经验丰富。她喜欢谈论书籍,却发现博尔赫斯循规蹈矩的行为令人窒息。他们只接过吻:“他那笨拙粗鲁的、老是不合时宜的亲吻只能让人勉为其难地接受。”埃斯特拉·坎托对博尔赫斯性格的分析很精辟。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博尔赫斯谨小慎微,害怕丑闻,因为他知道自己与众不同。要理解他的思想和作品,关键是弄清他使用的隐喻和暗示。  

 

关于他们两人还有一些引人关注的逸事。博尔赫斯和坎特在莱萨马公园时,曾经因为一些不得体的行为(牵手?拥抱?还是接吻?)、同时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而被捕。博尔赫斯努力说服了警官,所以他们只受到了警告就被释放了。博尔赫斯常常放开嗓门高歌探戈舞曲。他还给埃斯特拉买他称之为“阿莱夫”的儿童万花筒。那时,博尔赫斯正在写《阿莱夫》的故事,埃斯特拉替他打印,他把这个故事献给了她。

 

他花了一周时间写这个故事,并且乐在其中。他的家人远在蒙得维的亚,他在图书馆工作,和黑黛·兰格一起吃午餐,看电影,但是他感觉自己每天的生活是虚假的,只有《阿莱夫》才是真实的。我们可以通过小说了解博尔赫斯和埃斯特拉之间的故事。因为他一定知道什么样的男人对她有性吸引力。他无法靠他奇特的思维或故事赢得她。无疑,埃斯特拉·坎托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是但丁的贝雅特丽齐,是爱情和幸福的希望。从博尔赫斯写给埃斯特拉的情书中,可以看到一个陷入爱河的、充满活力的博尔赫斯。

 

在一封来自阿德罗格没有标明日期的信中,他承认每当他路过莱萨马公园身边缺少坎托的陪伴时,他几乎忍不住泪水。在另一张用英语写的明信片中,博尔赫斯写到了他那“因为和你分开而感受到的肉体上的痛苦”,并且发誓他们在一起会幸福快乐,虽然“有时相对无言,但是大多数时间却也傻得令人愉快”。1955年,博尔赫斯当选国家图书馆馆长并已双目失明,埃斯特拉·坎特会出现在台阶上威吓博尔赫斯“你答应过要娶我的”,而且,只要一有机会就辱骂他。  

 

失明的国家图书馆馆长

  

1955年9月,阿根廷发生了军事政变。庇隆从总统府玫瑰官被拉下台。消息传来,许多市民欢呼雀跃,纷纷拥上街头祝贺。博尔赫斯当然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一直喊到声音嘶哑。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博尔赫斯和庇隆是阿根廷最出名的两个人。托马斯·埃洛伊·马丁内兹将这段时期看作他们两个人的斗争史,并且认为庇隆最后赢得了胜利。博尔赫斯十分痛恨庇隆,他曾经称庇隆为暴君、“一个恶棍”。  

 

博尔赫斯20世纪40年代作品中大部分不明之处是由字母印刷错误引起的。因为视力模糊,他只能勉强坚持着阅读与创作。而最终双目失明宣告他最有创造力的这段时期已经画上了句号,他再也无法继续写作那些令人惊叹的小说和散文了。对博尔赫斯来说,无法阅读自己刚刚写好的文章是致命的打击。他再也不能以那样的方式进行写作了,于是他断绝了小说写作的念头,直到1970年的《布罗迪的报告》和稍后1975年的《沙之书》。

 

这些风格迥异的故事都是以口述的方式完成,因而结构上显得松散,叙述也较为“口语化”,博尔赫斯自己称这些篇章是“直截了当的讲故事”。比如,《布罗迪的报告》中有五篇故事都是以“他告诉我”、“他们说”来提醒读者这是由某人告诉叙述者一个故事的。小说中再也见不到之前曾经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严密的逻辑、那些奇特的形容词和紧凑的句法。正如J·M·库切所指出的,博尔赫斯的这两部作品令人感到厌烦,“无助于提升他的名望”。  

 

在国家图书馆,博尔赫斯坐在由格鲁萨克专门制作的、印有毕拉内西彩绘的圆桌旁边,四周环绕着许多书架,里面陈列着他最喜欢的著作。他在这张桃花红木圆桌上一坐就是18年。事实上,博尔赫斯只是名义上的馆长,真正管理图书馆的是克莱门特。在这座图书馆里,博尔赫斯被九百万本书所环绕,却一本也无法阅读。

 

这是一座失明了的图书馆。博尔赫斯常常拄手杖轻敲着他的四周。他觉得走进了图书馆就是来到乐园。在《创造者》一书的引言中,博尔赫斯写道:“当他走进图书馆”,他就远离了广场的喧嚣,在那里,他的身体能够感受到“书本的重量,它们秩序井然地排列在一起时的那份安静,以及魔法般地保存在书页中的干燥的时间”。这真是很神奇,但是博尔赫斯总是谈到书籍的材料、精确的版本、它们的感觉和气味以及美学的物质性。

 

“美”,他在1977年说,“是一种肉体上的感觉,是我们在肉体中感受到的东西”。  

 

1961年,在与萨缪尔·贝克特分享了出版商的福门托奖之后,时年62岁的博尔赫斯开始了旅游生涯。在他声名鹊起的这些年,他获得了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巴黎索邦大学、剑桥大学等学校授予的无数荣誉学位和塞万提斯奖、耶路撒冷奖、艾略特奖等诸多奖项。  

 

在双目失明的这些年中,博尔赫斯一直和母亲住在迈普街994号。1967年,他的母亲安排他在教堂迎娶了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是他的情人、但新近寡居的艾尔莎·阿斯泰特·米兰。但是,三年的婚姻生活对于博尔赫斯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他仍然是妈妈怀里的孩子,总忘不了那窄小的铁床和他的自由。他抱怨妻子从没有梦想,也从不讨论书籍。帮助博尔赫斯摆脱了婚姻生活噩梦的是每天下午和他一起探讨翻译的美国翻译家诺曼·托马斯·迪·吉奥瓦尼。有一天,博尔赫斯告诉妻子,他去趟科尔多巴后就回家,但妻子等回的却是丈夫派来的律师。博尔赫斯自己却搬回到了他真正的家。他妻子公开指责他是一个懦夫,想分手却不敢当面说。  

 

1975年,博尔赫斯的母亲逝世,享年99岁。虽然他极度悲伤,但他继续住在迈普街的家中,像博物馆一样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他母亲的房间。哈罗德·布鲁姆曾经谈到他们亲密的母子关系让人不可思议。母亲离世几天后,博尔赫斯发表了他众多名诗中的一首,《悔恨》,以此来悼念他的母亲。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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