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至善村（二十五）

新至善村（二十五）

母亲在云南安宁电工器材厂医务室上班，每星期能来昆明与父亲见面一天，虽说比在重庆时好多了，但还是不方便。上文曾提到父亲在昆华中学兼教物理课，父亲讲的课学生很爱听，看到昆华中学对我父亲的讲课满意，父亲就向校方请求学校聘用我母亲，校方赏识我父亲，便聘用我母亲到昆华中学医务室工作。1944年2月，母亲去了昆华中学医务室。父母亲虽都在昆明了，但住房又成了问题，岗头村实验室隔壁的那间小土屋，实在太小了，况且，离昆华中学也还有十里之遥，母亲的上班还是不方便。

上文也提到闻一多先生在昆华中学兼讲国文课，他是西南联大教授、又是知名人士，之所以也去昆华中学兼课，一方面是他子女多，生活困难；另一方面他家住在远离联大十多里昆明乡下，去联大讲学太不方便了。他去昆华中学兼课是有条件的，要求昆华中学提供一间住房，因昆华中学离西南联大不远，不到二十分钟就可走到，方便闻先生去西南联大。见这位大学者肯来昆华中学授课，校方满口答应了闻一多先生的要求，除安排一间住房外，还照顾他只给两个班的学生上课，我父亲与其他兼课的老师要教三个班的课，那时，吴晗、楚图南也都在昆华中学兼过课的。因西南联大离昆华中学不远，教授、教师在外兼课的最佳地点就是昆华中学，除此外还有昆华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简称昆华工校），它同昆华中学同在文林街上，只一街之隔，我父亲后来去了昆华工校兼课，原因也是为了房子。

父母亲也想在昆明市内找间房子住，但昆华中学没房子了，况且，昆华中学聘请了我母亲，这已是天大的面子了。父亲找到昆华工校，也以兼课来换取住房，昆华工校打听到父亲在昆华中学讲课深受学生欢迎，便同意父亲的要求，安排了一间住房给父亲住，于是父亲在1944年下学期开始时辞去昆华中学的兼课，到昆华工校去兼课。

父亲在昆华工校安家后，去岗头村实验室也不方便了，吴大猷教授就从联大物理系研究生中挑选了黄昆做他的助手，黄昆是1941年燕京大学毕业来北大理科研究所读研究生的，吴很器重他，让他也做些助教的工作，可弄点收入的（解放后黄昆成为中国固体物理学先驱、中国半导体技术奠基人、学部委员、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父亲向黄昆交接了完后实验室的物品就离开了岗头村。父亲虽不是吴的实验助手了，但还是吴教学助教，吴每周有三个下午的课，他讲完课后，批改学生作业、考试卷子等事就是父亲的事了。 不久，吴也搬回昆明市内西仓坡联大新建的教职员宿舍里住了，去联大讲课也不需跑那么远的路了，我父母亲住的昆华工校也离他们家不远。

母亲受聘在昆华中学医务室，医务室只有她一人操作，给学生治一些烂疤子、感冒之类的小伤小病，遇到一些稍微大点的病就请学生上昆明市昆华医院去诊治。昆华医院的一位医生，每周两次来医务室坐诊，给学生看病、开药方，每次呆不上半天就看完病了，所以，大部分时间是母亲一人在医务室里。因闻一多住在昆华中学里，母亲常见到这位大文人，记忆中闻先生的下巴留有一大络黑胡子，都说他留胡子是为了抗战，抗战不胜利，就不剃胡子。

父亲见母亲有点空闲，就劝导她，你既然喜欢看书，何不利用空闲去联大听点的课？增加一点国文常识。母亲想也是的，反正离联大不远，去听一下见识见识也好。西南联大那时上课都比较自由的，学生可选择教师上课，遇到名教师讲课时，不光是本系、本年级的学生来听，连外系的学生到都跑来听，无人过问，众多的学生把教室挤得满满的，连窗口的站满了人。我母亲也挤进去听过几堂课，她那只小学文化程度的水平也能听得懂六七分，她很有触感。母亲至今对唐宋诗词感兴趣，就是听了那些课后受的影响。讲国文课著名教授除闻一多先生外、还有朱自清，钱钟书等教授。

母亲在昆华中学的第二年，即1945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三，在昆明一所医院里生下了我哥哥金泽渊，农历二十九就出院回家过春节。父亲雇了辆黄包车（人力车）接他们母子回昆华工校的家，母亲出院后，没人教她要用帕子将头上包扎起，坐在黄包车上吹了风，当晚就头痛发烧，过完春节后父亲又将我母亲和我哥哥送回医院治疗。母亲一直高烧不退，持久头痛、头晕、畏寒，又无奶水，父亲只好买来美国奶粉，调成牛奶，用试管滴进我哥哥口里。

医院起初怀疑母亲是患了产热褥，后来请昆明市几个医院的医生来会诊，诊断出是感染了虱传斑疹伤寒。昆明气候温暖潮湿，虱子多，这种斑疹伤寒是由虱子传播的。查出病因对症下药，母亲才好了过来，但我哥哥因没母乳吃廋的皮包骨。祸不单行，母亲的斑疹伤寒治好出院回家后，又患上了疟疾，天天打摆子，吃喹啉都不见效，一直折腾了三个月才好转。我哥哥已有四个月大了，还同出生时般大小。像只猫一样的。母亲在西南联大卫生科的一个熟人告诉她一个发奶的偏方，用花生米炖猪脚，天天吃，猪脚吃腻了就喝汤，吃了十来天后就见效了，母亲连续吃了二三个月，奶水一直充足，有了母乳，我哥哥就像吹气球似的胖了起来。

1945年时，美国空军飞虎队驻在昆明，大量的美国物资从印度空运到昆明来，飞虎队生活优越，美国人的食堂常把吃不完的面包、点心、奶酪摆到昆明街上出卖，美国人的摊子上还有美国奶粉、骆驼牌香烟等美国小商品，估计这些就是走私来的。那奶粉十磅一筒的，盛在马口铁铁桶里，外面是花花绿绿的图案和英文字母。我哥哥断奶后，父母亲就买这一筒筒的美国奶粉冲给我哥哥吃，所以我哥哥小时候长得白胖胖的，落下一个金胖子的外号，一方面是母乳充足，另一方面就是吃了美国奶粉的结果。当时我父母亲都拿薪水，只负担我哥哥一人，所以还买的起美国奶粉。

那些装过奶粉的铁皮罐，我父母都舍不的丢，一直用来盛食品等。后来，父母去了贵州、南宁、桂林等地，搬过多次家，那些空奶粉罐都随身带着走，舍不的丢掉，最后带到了长沙新至善村来了。文化革命时我家里还有这些铁皮罐，二十年过去了，都没生锈。遗憾的是我下放靖县后，每年都带一铁筒猪油回靖县，都是用这奶粉筒装的，用过后就丢在靖县了，否则，留到现在也是文物了、也是纪念品。

话又说回来，1945年和1946年的昆明是个多事之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的师生到高高兴兴的准备回北京，但在年底，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事情是昆明几个大学的师生在西南联大召开反内战的集会，1945年12月1日昆明的国民党特务向会场扔手手榴弹，炸死四人，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死者中有两人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一人是昆华工校的学生张华昌，他死时只16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他们四人也被称为“一二·一”死难四烈士。惨案发生地就是与昆华工校一墙之隔的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里，我父母亲住在昆华工校内，当时校外布满了军人和特务，父母亲都很害怕，不敢出来。

这四名烈士的灵堂就搭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外，灵堂四周挂满了挽联、挽诗、挽词，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中共首脑的唁电、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等的慰问电，去灵堂凭吊的人络绎不绝。

因学生坚持先惩凶后出殡的原则，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国民党云南省代理主席李宗黄、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停职议处，学生这才同意将四烈士安葬，四烈士已停放有三个多月了。

四烈士是1946年3月19日出殡的，那天昆明市的大中学校三万多学生来送葬，闻一多等教授也参加了送葬。全市店铺都关门歇业，万人空巷，市民们围在街上看出殡，学生向市民发放小手册、传单等宣传资料，我母亲也领到几本，偷偷的带回家看。送葬队伍在昆明市绕城一圈，又回到了西南联大，四烈士就安葬在西南联大校园内，即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内。

四烈士安葬后不久，昆明又发生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被枪杀惨案，搞的人心惶惶。先是李公朴被害，闻一多先生是参加李公仆先生的悼念大会，在会上他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回家的路上即遭特务暗杀，陪同他的大儿子闻立鹤听见枪响，扑上前去护着父亲，也被特务打中5枪，右腿被打伤，肺部被打穿。闻一多先生遇害时已没住在昆华中学里，他家搬到西仓街西南联大的教工宿舍里住，就在家门口被害的，那天是1946年7月15日。

1946年5月，组成西南联大的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开始迁回北京、天津的原址。同期，国民政府的教育部要在西南联大里选送一批优秀青年去美国留学，学习原子弹等尖端科学，定在物理、化学和数学三学科中挑选人才，物理是由吴大猷教授负责选送，曾昭抡和华罗庚教授负责化学和数学的人选。当时西南联大数理化三学科的助教和研究生都参加了这次留学考试，母亲说，我父亲的三民主义答卷没及格，只差5分，失去了机会。考试只是一个过程，吴大猷教授心目中早就有人选了，他器重研究生杨振宁和李振道、助教黄昆和朱光亚。因为他们都年轻、无家小、聪明好学，吴大猷教授赴美留学时也只24岁，所以他挑选年轻未婚的青年出国留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黄昆助教已考取留英、杨振宁也考取清华留美名额，吴大猷教授自然就推选了朱光亚助教和李政道两人去美国留学，朱光亚是1945年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后给吴当助教的，当时他只二十一、二岁。上世纪五十年代，朱光亚成为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

数学方面华罗庚教授选上的是孙本旺，化学教授曾昭抡推荐了唐敖庆。唐敖庆与我父亲同年，都是1915年出生的，在西南联大时，他们就有交往。唐敖庆后来成为中国理论化学研究的开拓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唐敖庆来长沙进行学术讲座，母亲曾去拜访过他，与他一道回忆在西南联大的时光。

西南联大解体后，因母亲不想去北方，父亲便离开了北大，接受贵阳师范学院的聘书，去了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