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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赤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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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当医生我要追索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我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长期在祖父浓烈的中医环境薰陶下,从小聆听惯了清晨前来家里就诊的小儿的啼哭,下课之余还跟祖父在中医院抄写处方,似懂非懂地听祖父讲解医古文,不情愿地背颂“中医三字经”“医方集解”,“内经”,“难经”,“濒湖脉诀”等部分章节。六四年下农村之前爷爷将一些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治疗用一个小本子写下来慎重地交给我,之后下放所在地是湘南缺医少药的偏远山区桂阳县,在交通极不方便的六十年代,当地社员要是有病有痛,都得跋山涉水走几十里山路去公社卫生院或县城看病,下放时间久了,与社员关系密切了,自然有人知道了我会开中医处方,就找我看病,当时农民需要看的疾病大多是一些胃病、腰酸背痛,关节痛之类;小孩就是发烧、咳嗽,腹泻;妇女就是些月经不调,诊脉生儿生女之类的哆嗦事……至于一些普通感冒,大多靠自己服点偏方就顶过去了。那个年代也无需什么医生执照,我治的病人大多有效,所以在我下放的那个200多人的自然村中,算得是半个“医生”了。

其实我还不是一个正规的乡村“赤脚医生”,我还只是一个大队完小的民办教师,70年的一个晚上,大队书记袁松古在大队部开完大队干部会,因时间太晚就落脚在大队完小我的宿舍里,他征求我的意见说:我看你当一个“赤脚医生”更适合,我说我又不懂西医,他说,没关系,边干边学嘛!当然我对学医从小就有一种向往,现在党有这个需要,这也是服从组织安排,我自然是非常乐意。这样我就将自己简易的行装从大队完小提到了大队合作医疗站,言明正顺地当上了一名乡村“赤脚医生”。

虽然自己出身不好,但我也没背什么包袱,当地的村民社员也不管这些,“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医生只要能看好病,就是好医生,记得那时不懂西医、西药,我就虚心向老“赤医”学习,那时“赤脚医生手册”都很难得买到,更不说有什么医学基础理论的书籍了,凭着西药瓶上的标签,从最简单的APC开始学起,我打的第一次肌注是在自己女儿屁股上打的,打静脉输液是在自己老婆手臂上试的,自己毕竟还是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而且热爱这行,事业心强,不耻向内行请教,所以不出几年我就基本掌握了农村多发病、常见病的诊断、治疗。并且还向合作医疗站的老草医学习识别常见的中草药,在西药短缺或断药的情况下运用中草药给社员治病。在文化革命时期,搞中草药还是一种提倡和时髦的东西,我不但能发挥自己中医药的特长,使用饮片治病,还能与时俱进搞一些中草药制剂,如“镜山虎”,“鱼腥草”、“大青叶”、“柴胡”等注射剂,甚至还搞生物制剂——“胎盘组织液”注射剂,以此来缓解农村药品短缺的矛盾,那时没有食品药品管理法,我虽然是按上级卫生部门下发的有关资料进行规范性操作,并且是从衡阳医药公司购来有大量的蒸馏管,试管,量杯,烧瓶等化学、医疗器械,但现在想起来的确还是有点后怕,不过当时的确把我大队的合作医疗站搞得红红火火,在整个公社也是算是搞得比较好的。在医疗技术的操作方面,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赤脚医生手册”上的图解,我曾经与一个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在简陋的条件下给病人做过疝气手术和阑尾炎手术(我当时只能当一助):效果也还可以;我虽然是个男医生,在那贫困的年代、偏避的山区,给孕妇接生,处理难产,则是家常便饭,被接生或抢救过来的小孩现在都四十多岁了。白天在大队医疗站我很难脱身,要是下乡出诊得带足药品和针头(那时没有一次性注射器),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堆人围定,打针拿药的,开中医处方的,忙过不停,一天下来多的时候有百多张处方。大部分时间晚上还得出诊,当时在那个大队走夜路最多的也就是我了,当然其间也遇到许多有趣、但惊而无险的事情;一些公社卫生院、县医院搞不好的病人在我这里开药居然得到治愈,因此当时在我塘下大队2700多口人的范围内,我是非常行时和忙碌的,名噪一时,有口皆碑。这些都是我这个阶级成份高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在文革后期,极左思潮还未完全肃清时的1977年初,能被公社送到县“五七大学赤脚 医生班”学习深造的的原因,这对我也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从此西方医学的高深莫测的科学理论便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一个宽阔、幽深、瑰丽的殿堂,从此自己便发奋学习钻研,来自“湖南医学院”的老师们(当年的下乡工作队)对我的学习能力,以及实践能力也大加赞赏,当时的授课老师有湘雅附属医院的谢景超(内科)、韩素梅(胸外科),王××(皮肤科),廖善祥(妇产科)、、、、、、等等教授。说到这里又得引出一个小故事:在一节皮肤科的上课中,王教授在60多个学生的课堂中发问:“你们学生中间哪一个是来自方元公社塘下大队的?”,我感到莫名其妙,还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只有站了起来,老师又问:听说你治好了我们工作队一个老师的顽固性湿疹,是如何治好的?嗬!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是几个月前我还在大队合作医疗站时,一个在大队蹲点的工作队队员,他说他是湖南矿冶学院的老师,他患了一种跟别人难以启齿的怪病,即“阴囊湿疹”,在全国各大城市都看了,包括北京、上海,他自己的姐姐也是武汉某一大医院的医生,但四处就医就是无效,奇痒难受,还有渗水,大庭广众之下又不好搔抓,非常痛苦,他问到你这里有不有办法,正是“有病乱投医”,我开了个处方给他,大约半个月之后,他来到大队合作医疗站时告诉我说:怪事!开始当他吃下去时感到太苦,难于下咽,旁边的工作队员就劝他,这山村里的土医生开的药你也敢吃?但他还是恨病吃药,坚持吃了一个礼拜,现在怎么搞的也不痒了,下面也干燥了,我问他用了激素软膏没有,他说任何外用药都没用。这发生在自己大队里的事过去几个月了,我也淡忘了,谁知道今天在县“五七大学”的课堂上由一个湘雅附二的在皮肤科教授给抖了出来……

就是在这个“赤医提高班”的一年学习中,使我学习了许多平时在临床中学不到的东西,使我大开眼界,茅塞顿开,同时也鼓励我今后要向医学上发展的决心,也就是在这个学习班的学习期间,中央传来了打倒“四人邦”的消息,之后很快又赶上国家恢复高考,出现我参加了两次高考,最后进入了我梦寐以求的“湖南医学院”,在学校里我也经常与上面那几个老师往来。只可惜因为下放十四年躭误了太多青春,毕业时年龄太大,不能留校,这也是我一生的遗憾。

                                       

看了“石鼓隐士”赤脚医生经历,我也联想到自己下放到大山里的情景,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没有资格招工,在大山里一待就是10年,曾经也当过赤脚医生,那时累却也充实着。命运啊就是这么的捉弄人......
  谢谢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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