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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此生我曾到过天堂,那天堂也只能是九龙垦殖场!                              

 

                                                     ——作者

如果此生我必往天堂,我知道,神会让我先去春阳!-----跟贴者

 

健康快乐的活下去,比什么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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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3# 阿迪

 

坐沙发拜读阿迪哥美文!让人揪心的故事!期待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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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收藏痛苦是为了今天的幸福,

    我们收藏失败是为了今天的胜利,

    我们收藏自已的心路是为了往后的日子走得更舒坦…… 

    这就是这个帖子在江永栏目发了后在本栏目再发的理由。

    好好的珍惜当今的日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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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我惶惶不可终日时,我收到一封昔日好友的加急快信。信中说常德滨江歌舞团要招一名男歌手,凭我的嗓音条件准能考上。还在信中慎重的嘱咐我,说这是过了这村就没那店的事,要我一定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这一晚,我总是处于一种莫明的兴奋之中,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仿佛友人的来信是一条金光大道,是唾手可得的幸福,最后索性从床上蹦了起来,干脆收拾起行李。可等我三下五除二把仅有的几件换洗衣服装进那个“时尚”的黄书包后,离天亮还远着,我也就只有捧着书包,望着窗外那漆黑的天空,盼天亮了的份了。

第二天,天刚放亮,我就直奔队长家,嚷着求他开仓出200斤谷子给我。把个刚从热被窝里爬出来,正光着膀子在堂屋里打呵欠、手还放在裤裆里搔痒的队长弄得有些愕然。当他明白是怎样一回事后,就点燃他那用报纸滚的“喇叭筒”,猛吸几口,然后自然自语地说:“你他妈的,一黑早就来事,你是嫌我们这里穷、吃不得这里的苦——哎,走就走吧,这里本来就不是你们落脚的地方。” 

说完后,他不假思索地把我带到保管员三狗屋前,刚站定就在门外就朝他喊起话来:“三狗,小刘子想考什么鸟歌舞团,去宣传毛泽东思想,是件好事,你今天上午就跟他一起送两担谷去粮站,工分照挂。”  

虽说我知道队长待我不错,但也没想到事情会办得这样顺畅。谷子很快就在三狗的帮助下送到桃川粮库兑成粮票换成钱。我也迫不及待地从桃川乘上汽车,匆匆地赶往长沙并立马转奔常德。

我清楚的记得我离开江永的日子是1971928,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一个令我十分憧憬而又亢奋的日子。然而,好的天气和好的心情并没有给我带来好运气,因为生活中存在着太多的变数,他带给我的却是一次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我是从长沙乘船去常德的,傍晚上船,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到了常德码头,在几声长长的轮船靠岸汽笛过后,我随着船上拥挤的乘客急不可耐地踏进了常德这座钟灵毓秀的小城。可当我风尘扑扑的找到滨江歌舞团并急切地向她扑去时,迎接我的并不是莺歌燕舞,也不是热情和笑脸,而是她的颓废和冷寞:

歌舞团的大门紧闭,歌舞团的牌子歪歪斜斜地悬着,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这一切都在无声的向我诉说着这个团的命运,当然,这也十分清楚地诏示着,这个团在这样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接纳我。我只觉得我的头猛的一轰,眼睛也开始模糊,我也清醒的知道,我必须迅速离开这里,必须找个地方让自己那颗疲惫的心静下来。

就在我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一位从师大艺术系毕业在该团任声乐指导的刘老师知道了我的情况,并很热情的接待了我。她向我讲述了他们团曾有过的辉煌:诸如他们团参加了全省第一部电视剧《爸爸病危》的拍摄;他们团创作并演出的常德丝弦《我们这里喜事多》已在全国唱响……但就在他们团准备向人民奉献更多的艺术精品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们团也就在一片摧毁封、资、修文化的杀声中瘫痪了。文化革命后已好几年都没有了演出任务。团里的负责人和艺术尖子大多定为资本主义当权派和文艺黑线人物,被造反派揪到市里各部门、各单位轮流批斗。绝大部份团员都猫在家里,只有少数有门路或出生红五类的才被抽调到相关的文革指挥部或某战团从事“革命”,至于招人的事纯属空穴来风。她还告诉我她爱人所在的常德师专的师生也都闹革命去了。她住在师专,她今天是来团里拿点东西,要不,我就得吃闭门羹了。

刘老师看样子也不过30多点,在大学学的是声乐。我想,她应是跟我一样怀着一腔热忱来歌舞团的,可遇上了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不用说,她的内心也是很痛苦。说完她敲开了歌舞团的大门,领着我在歌舞团转了一圈。

歌舞团静得如同一座破落和空旷多年没有香火的庙宇,摆在库房和排练厅的服装道具不仅斑驳陈旧而且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排练厅墙上的那面硕大无比的练功用的镜子也不知被什么人砸得稀烂,排练厅的天花板已千疮百孔,不少地方是用塑料布勉强遮着掩着,时不时有风从屋顶破处瑟瑟的吹了进来……这个歌舞团仿若隔世,仿佛有几个世纪都没有人来过。整幢屋子只有一个干瘪瘦小的老头守着。他开门时只是按惯例跟刘老师用眼神打了个招呼,就低下头自顾自的忙自己的事去了。这情景,让我的心更加悲凉。

大概是同病相连吧,刘老师对我超乎寻常的热情,她把我带到了她在师专的家。应她和她先生的要求我唱了首《洞庭渔米乡》,唱完后静了好一阵她才说“小刘,没想到你唱得这样好,比我们专业的还好!”   她先生也随口吟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的古诗句,并说:“小刘,我都快40了,还是第一次亲耳听到有人居然能把这首歌演衍得这么好!”

不用说这天的晚饭是在她家吃的,饭后夫妻俩把我送到客运码头。当轮船拉响启航汽笛时,刘老师把我拉到一旁语重心长地说:“小刘,歌唱得再好也没出息,我都后悔不及,你怎么还往这里面钻?回去好好学门手艺比什么都强!” 

她的声音明显带着些常德味,轻轻的、甜甜的、透着几分哀怨,但她对我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在那个年代极为罕有的。

她的名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叫刘韵秋,是在她家吃饭时,瞅了一眼她摆在茶几上的一封来信知道的。

    

                                                                                                          

                                                                                                      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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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常德之行,命运给我开了一次不大不小的玩笑

 

19719月,正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那时全国一遍红,就是我们下放的这个穷得鸟不拉屎的江永穷山沟也被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得沸沸腾腾。社员们都不下田干农活了,他们也都忙着和城里人一样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斗号召,跟风干起了他们根门不懂也搞不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多社员以为文化大革命就是革那些有文化人的命,他们把那些根本就算不上文化人的在公社小学教书的仅仅只有初中文化甚至是小学文化的教师不由分说地推了出来,或五花大绑的批斗,或戴高帽子游乡;很多社员因听不懂公社干部在万人大会上作的关于林彪乘坐三汊戟叛逃的传达报告,他们竟然把林彪乘坐“三汊戟”逃走的事听成是林彪在逃走前贼性不改,竟然还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家的“三只鸡”。只是,当他们在我们面前极其庄严的煞有其事的宣告林彪的这一“滔天罪行”时,我们明知他们做错了、说错了,但都不敢说,更不敢笑。因为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领导阶级。他们指鹿为马、搞一言堂,他们说白你得说白,他们说黑你得说黑,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他们抓住把柄,然后给你扣上一顶“帽子”,踩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不是吗,前不久,白象大队一个姓于的男知青就因写标语时把毛主席的“毛”字写走了点样,被队上的贫、下中农揪住,硬给扣上一顶恶意攻击和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帽子,任他据理力争,也没有逃脱那在脖子上挂一块用细铁丝吊的又重又大的写有“现行反革命”的牌子,被反绑着双手,押往公社狠批的命运。在公社召开的“万人”批斗大会上,他被那些“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贫、下中农拽到公社前的戏台上,他的头发被几只有力的大手揪着,头也被那些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社员拼命的往下压着,只差没将他的头摁到裤裆里了。他浑身上下汗水直冒,不一会就晕倒在戏台上……

有了这个前车之鉴,所以犯不着跟他们去较真,只要想想他们把注意力都转到了文化大革命,都去忙“革命”,对我们还有好处就行了。不少知青就是趁这个空档跑回长沙去了,只有极少数几个像我这样在长沙无家或有家无路费而不得不呆在江永的知青,仍留在这块土地上,违心地过着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但谁的心都在彷徨,都在打着回城的小九九,做着回家的梦,即便那希望杳如黄鹤,但谁都在乐此不疲地积极地准备着、憧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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