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窗外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倡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个文化滞后、经济闭塞的县份，“阶级斗争”成了一切工作的动力。1964年冬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或“四清”，即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阶级斗争更是头等大事。邵阳县被列为邵阳地区的“四清”重点，地委组织了一个“社教总团”，集中了全地区1万多名干部，组成9个分团派驻各区、社，当地基层干部全部列为“四不清”对象“挂起来”。地、县主要领导改名换姓，“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背靠背检举揭发”，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术”，“人人过关”，大喊大叫“四不清，害人精；不交代，开水淋” 。于是，贪污粮、钱的“千字号”、“万字号”比比皆是。在短短的两个月中，举家外逃者不计其数，自杀身亡近百人。1965年1月14日， 中共中央制定下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纠正运动初期大整基层干部、群众的“极左”倾向。笔者当时就在社教总团工儿，参与发放文件，并要求生产大队用大镜框将文件镶嵌高挂，让全体社员群众长期观看。然而，邵阳地区的社教总团的领导却说，“不是松了、而是更紧了”，继续实行高压政策。狠批“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大割“资本主义尾巴”。[3] 于此可见邵阳县干部受“极左”影响到底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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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邵阳县发生惨绝人寰的抓“黑杀队”事件并绝非偶然，早在1951年3月该地就发生过同类事件。1951年， 在老邵阳县第七区（即今郦家坪、诸家亭一带），就曾发生过耸人听闻的“抓黑杀队”事件。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到处只闻殴打之声，抓千人， 伤百人，死10人。幸处理及时，才未酿成更大的惨祸。但因当时正是土改高潮，顾及影响，此案作内部处理，被处理的干部不久后大都官复原职。此事为当地干部“宁左勿右”的思想埋下根源。[2] 此后，无论是土改后的“合作化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邵阳县的负责干部基本都抱持这种心态，当地民众被这些运动折腾得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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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邵阳县历史政情略述
　　　　观诸近现代史，贫困闭塞落后之地往往易成“革命之乡”。邵阳县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成为“极左”肆虐之地，与当地的经济、人文、历史条件有极大关系。1968年抓“黑杀队”事件过后，笔者痛定思痛，回溯该地历史，认为其祸根早已深埋于1950年代以来肇始的“极左”政治思想之中。
　　
　　　　邵阳县地处湘中偏西南的丘陵腹地，虽有芙夷、赧水双江相汇成资江在境内穿流而过，但因地势偏高，仍属衡邵干旱走廊的要冲地带。俗谓“倒了茶罐涨大水，竖起茶罐遭天旱”，十年九旱，耕作方式落后，比刀耕火种好不了多少。当地民众靠天吃饭，生活贫困，且兵匪、灾疫横行。每逢灾年，民众告贷无门，伐木充食，掘土疗饥，沿门乞讨，饿殍遍野，苦不堪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