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澧山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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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父亲万云该多次负伤，是三等乙级残废军人，他于1982年4月6日在武汉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一岁。组织上给父亲追悼会上挂的挽联高度概括了他的一生：跟党走赤胆忠心雪山草地留足迹，创大业鞠躬尽瘁增砖添瓦献终身；名垂千古高风亮节。我母亲孙菊荣于1995年2月15日在武汉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岁。父母不舍家乡，嘱咐儿女，在他们百年之后叶落归根，归葬家乡。我们遵循二老遗愿，将他们的骨灰于1996年护送回老家苏家铺三亩池万家台，即现在的雁池

乡水晶庙村三亩池万家台合塚，让他俩的魂魄永远厮守在家乡。

我父亲万云该的革命经历大致还有：1939年10月在八路军120师某营任营参谋长，1942年在抗大学习，1945年任团作战股长，1949年任团参谋长、师装备科长，1950、1951年任空军桂林航站副站长，1951—1952年任武汉空军后勤部房管科长、空军武汉王家墩机场材料站长、材料科长。1952年从部队转业后，担任过武汉市监察委信访科副科长，武汉青山区工业部办公室主任，武汉市陶瓷厂厂长，武汉市第一砖瓦厂党委书记，1964年离休时是行政16级干部。

父亲生性耿直，在战争年代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在解放以后，经得起金钱物质的诱惑，不贪图安逸享受，不计较个人得失。大概是1952年，组织上要送我父亲到南京军事学院去学习，但是不能带家属。我父母亲不忍再勾起过去十五年的别离之痛，要长相厮守，父亲承受了失去自己进步的另一种痛惜，放弃了当时我军最高军事学府学习的机会，选择了脱下心爱的军装，转业到地方工作。不然，父亲是完全可以为军队做出更大的贡献的。我父亲离休时，组织上要给我父亲盖一栋房子，有两个地址供他选择，一个是在武汉市区水果湖，一个是在郊区的汉阳十里铺，我父亲实地看了一下，居然选择了后者，因为那时候汉阳十里铺比较荒凉，到处都是荒地，他想他离休了，没有事做不如再拿起锄头去种地，我母亲也欣然同意。于是他们把房子盖在了十里铺，他们在那里开荒种地，他们是找到了归宿。可是，却因此多多少少耽误了我们兄妹的学业和人生，因为水果湖是湖北省委机关所在地，小学中学都是一流的，而十里铺是当时的远郊区，学校条件很差。 

我母亲孙菊荣和我大哥万义志1951年跟随父亲从广西桂林辗转到了武汉，并在武汉定居下来。母亲于1952、1953、1955、1958年先后生了我二哥万军、我姐姐万义健、我、我弟弟万义泉。我们一大家人长期居住在武汉，其间1971年至1974年回到石门县城居住，我大哥二哥曾在石门氮肥厂、矿山机械厂工作，我和弟弟曾在石门一中上学，我也曾下放石门磐石公社。二哥与弟弟英年早逝。姐姐三岁时高烧造成脑残，没有成家，在母亲去世后，就回到了母亲的后家辰州台，住在待她很亲很亲的表姐（三舅的女儿）家里，除了国家给的遗属补助，我们兄妹再时常给一些钱物帮助她和表姐。大哥一家以及二哥的妻女依然住在武汉。我带着女儿二十年前随着丈夫定居广州。

自从贺龙1928年在湘鄂西闹革命拉队伍扩红开始，石门儿女前前后后有八千人当过红军，仅仅1935年夏秋，就有三千石门儿郎献身红二六军团，义无反顾地告别父母、妻儿，离开家乡跟随任弼时、贺龙长征，他们大多长眠在长征途中，以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的一位在外打工十多年的农民工表弟说，上世纪70年代以前，乡村里还有人问起说起红军的往事，但后来红军似乎渐渐被淡忘了。因此，我们这些在外游子，也希望家乡石门人民，永远不忘红军！永远不忘红军烈士！永远不忘红军精神！

谨以此文：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纪念红二六军团从石门商溪河出发长征即将八十周年；祭奠故土石门养育的数千红军英烈；悼念我的二舅父孙保廷烈士与二姑父王修金烈士；缅怀我的父亲万云该和母亲孙菊荣俩老——2012年、2015年将是我父亲、母亲诞辰一百周年。

附注：此文系2011年春夏万义志于江城电话口述，万方明于江城网络叙述并传送照片，万义敏于羊城记录并撰文。

          （首发于《石门文史.2011.第二期》 约稿校稿：九澧山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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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皇天不负苦心人，也许，母亲坚毅的信念保佑了父亲不会死，执着地坚守终于盼来了喜悦的消息。在父亲走后的第十四年，1949年深秋，石门全境解放了，就在霜降节气前，山民们满山满岭打桐籽（采摘油桐树果实）的那几天，母亲终于收到了乡里共产党干部捎带来的我父亲的来信，信中说他在贵州，他们解放军也就是当年的红军现在天天都打胜仗，他一切都很好，如果他的妻儿菊荣和义志还在，就给他回信，他要回来接他们出山。母亲高兴得不知所措，她立即请读信的人写了回信，并从这么多年给父亲做的鞋子当中拿了一双，又在村里借了一斗米作为邮费，交给一个留用的国民党旧邮差把信和鞋子寄给父亲。这下，母亲以为父亲很快就会回家，或是很快有回信来，谁知，母亲的希望在艰难地等待了十四年后，又落空了，寄出的信如石沉大海，久久没有回音。

    转眼到了1950年，父亲在部队已是团参谋长了，离四十岁不远的人了，仍是孤身一人。当时上级组织规定，解放军部队里没有成家的长征干部，都可以到部队卫生队和文工团挑对象，选中了，由组织做工作。组织上也非常关心父亲的个人问题，要他尽快成个家安顿下来，甚至要强行给他介绍对象。可父亲说：我在家里是有老婆孩子的，我给家里写过不少信，去年家乡解放后我又写了一封信回家，到现在也没有收到回信，我得回家去看看，如果我的老婆和孩子真的不在了，我再作打算。组织上见父亲这么诚恳和坚决，就让他回家找亲人。父亲的部队此时驻扎在广西桂林，他批到了假就带着一个警卫员匆匆从广西赶往一别十五年的家乡。

    1950年农历十月，归心似箭的父亲和警卫员日夜兼程，很快就到了石门县城，接待人员看了父亲的介绍信，热情洋溢地邀请父亲在县城里住几天。父亲思乡心切，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执意要尽快赶回苏家铺万家台的家。那时从县城到苏家铺是山间小路和湍急水路，是没有汽车坐的，父亲和警卫员晓行夜宿，用了两天时间，在点灯时分回到了万家台。而此时，母亲和大哥为了节约灯油，已经要上床睡觉了。这时，万家台上忽然传来了人们兴奋的呼喊声：启培回来了！启培回来了！母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拉着大哥跑到屋外，父亲已经站在门口了。父亲见到母亲和大哥，一下子就抓住了他们的手，嘴里不停地说：菊荣，菊荣，我回来了，我真的回来了。母亲还没来得及讲话，乡邻们和亲人们就都围拢来了，他们问长问短，他们赞扬母亲，他们告诉父亲：母亲的执着与坚贞，勤劳与勇敢，母亲的人品和意志就连地主恶霸都敬佩。直到深夜人们散去后，父亲得已和母亲单独在一起，他敬佩母亲的为人，感谢她千辛万苦养大了儿子，他要带他们母子出山，给他们幸福的生活。母亲一直流着眼泪，心里涌动着十五年的别离、思念、哀怨、苦难。十五年的日日夜夜，十五年的苦难生活，整整十五年啊，她的痛苦，她的害怕，她的无助，她的寂寞，她的盼望，她的等待，她的坚守，这一切的一切她不知道该怎样对我父亲倾诉，她不停地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父亲告诉母亲，她终于守得云开见日头了，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夺取了江山，现在是穷人的天下了，苦日子已经到头了，我再也不会让你们娘俩受苦了，共产党再也不会让穷人受苦受难了。

父亲回来后，母亲才晓得，父亲在抗日期间，在解放战争期间，给家里寄过不少的信。可这次父亲回来了才搞清楚，原来那些信都被国民党的邮差给扣押了。1949年秋天父亲从贵州寄来的信，大概是通过解放军的军邮系统寄回来的，才到了母亲手里，但母亲交给旧邮差寄回给父亲的信，却被那个卑劣的家伙隐瞒了，他把米吃了，把鞋也穿了。他害怕共产党来了，我父亲要是回家了，他的丑恶行径就要彻底暴露了，他的好差事就要丢了。父亲的警卫员得知了邮差的恶行后，气愤至极，他把那邮差抓来捆起来吊在树上，狠狠地打了一顿。父亲也气愤满腔，没有阻止警卫员违反纪律的行为。好在大山之中，山高皇帝远，加上刚刚解放，共产党的政策还没有普及到这里。而那邮差也着实可恶，他被吊打了一顿，只有自认倒霉，还得惶恐地给我父母低头哈腰认罪赔不是，并表示赔偿母亲的米和鞋。

万家台与父亲1935年一同参加红军的九个人，活着回到家乡的仅我父亲一人。父亲和乡亲们对牺牲在外的烈士，心里满是痛惜、思念，在悲痛、喜悦、酸楚中，父亲看望了八位烈士的亲属。那些烈士们的亲属，只能永远的在万家台上遥望他们的亲人了，只能在万家台上年复一年无尽的呼唤烈士们魂魄归来兮！

父亲只在家乡呆了一个星期，就返回了部队。父亲是一个信念非常坚定的人，他的人生属于革命，他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安排好家里的事情，就带着母亲和大哥离开了家乡苏家铺三亩池万家台，继续踏上了属于他的革命征程，母亲和大哥怀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一步三回头，第一次，也是长久地走出了大山中的万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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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里的田地都没有了，更因为我父亲是“红脑壳”，家里人怕沾边，母亲和大哥被赶在了一边过。可怜我的母亲长得又瘦又小，又裹了一双很小的脚。我的大哥先天不足，身体瘦弱。母子两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家里没有男人也不能租地来种。母亲经常用背篓背着大哥去给地主打短工，以求换得几餐饭吃。每年收割之后，母亲就到别人的地里捡些掉下来的红薯、绿豆、苞谷等来充饥。实在没吃的了，就只好到山上挖野葛，摘野果当粮。大哥五岁那年，有一次地主家里嫁女，让母亲去帮忙，说好给一餐饭吃，下午还有饭带给大哥吃。可那天地主家的宾客真多啊，母亲一直忙到天黑还没有忙完。可怜我的大哥，一个五岁的孩子，饿了一天，眼看天黑还不见母亲回来，他跑到山头上，看啊看啊，哭啊哭啊，直到哭得没有气力了，就在山上睡着了。天黑了好久了，母亲终于忙完了，她拖着疲惫的身躯，拿着地主家给的一点剩饭往回赶，她想着她的儿子都一天没有吃饭了啊。母亲慌忙火急地赶到家里，却没有看到大哥，她急得哭了起来，便赶忙出去寻找，在半山上看到了睡着了的大哥。她一把抱起大哥痛哭不已，大哥醒来也大哭起来，他不停地对母亲说：

妈妈，我饿，我饿。母子俩就一直这样哭着回到家里。

像这样的事情，在父亲离开的日子数不胜数。也是在大哥5岁那年的除夕，母亲去一家地主家里打短工，因为要过年了，这个地主开恩给了母亲一碗猪油。自从父亲走了之后，母亲和大哥就没有吃过肉，特别是大哥，他根本不知道肉是什么味道。母亲欢天喜地把猪油拿回家，放在灶台上。不久，大哥从外面回来了，他大喊肚子饿，母亲正忙着在灶前烧火，大哥看见灶台上有一个碗，以为是母亲带回来的剩饭，跑上去就端在手里，哪知，油被灶上的热气烤化了，碗滑溜溜的，他的小手拿不住，一下子掉在地上打烂了。母亲一看，心疼无比，她正准备用这碗油炒菜过年吃。现在油泼了，又要吃没有油的菜了，这是大年除夕啊，母亲抱起大哥嚎啕大哭。这一年的除夕就在泪水中度过了。还有，大哥七岁那年出天花，烧得昏迷了几天几夜，眼看已奄奄一息，而母亲无钱请郎中抓药，只好扯些草药熬了给大哥喝，总算，老天爷怜悯穷人的孩子，红军的后代命硬，大哥的天花奇迹般的好了，大哥死里逃生，竟然没有落下一点天花后遗症。

 苦难的生活似乎没有尽头，用母亲自己的话说：她年轻时所受的苦，几天几夜不吃饭不睡觉也说不完。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没有人帮母亲，因为都不敢挨“赤匪”的边。母亲以她瘦小的身躯，变形的小脚，勤劳的双手，把大哥一天天拉扯大。大哥十三岁那年，家里实在找不出两个人的粮食。母亲含泪把大哥送去学裁缝，其实裁缝师傅不是别人，是我的小舅父，可他的脾气坏得在全村有名，常常不为什么就把我大哥的头上打得大包小包。母亲知道了，也毫无办法，只劝我大哥忍着，等学好了手艺自己谋生活。可是我小舅父的脾气实在太凶了，大哥打得受不住跑回家对母亲说：我就是饿死也不要去了。母亲只得让大哥回家，娘俩继续过吃了上餐没下餐的日子。

不管日子过得多么艰难，不管有多少人劝母亲改嫁，劝她：改嫁了就免得过这么苦的日子。但是，母亲一定要在父亲家守着破屋寒门，穿着破衣烂衫，吃着粗粮野菜。母亲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坚强的女人，她坚信红军一定会回来，坚信她的男子汉一定是活起的，一定会回来的，一定不会丢下她娘儿母子的。尽管家里穷得连衣服都没得穿，但母亲总是年年都用别人施舍的旧衣裤、旧鞋袜、山上采的棕片、自己搓的麻线，给父亲做一双鞋子，好好存放在家里最安全的地方。母亲在万家台年年、月月、天天朝着北方望眼欲穿，盼望着红军队伍回来，守望着她的红军男子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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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33年底，父亲和母亲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即我的大哥，我们这辈是义字辈的，父亲为大哥取名：万义志。之所以要取一个志字，是因为父亲一直没有忘记革命，伤好后就一直想回到红军队伍。可我母亲被他上次的负伤吓坏了，死活不让父亲离家。父亲很难打听到红军队伍的去向，只好留在家里。但父亲心里一直盼望贺龙的队伍能再打回来。 

    1935年夏天，贺龙的队伍红二军团再次来到了石门，还有从江西苏区来的任弼时、肖克的队伍红六军团。红军队伍来到了父母亲家乡一带的磨岗隘、商溪河、雁池坪、仙阳坪、维新场、渡水坪。父亲别提多高兴了，他不顾母亲的不舍、愁绪与劝阻，怀着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对共产党与红军的坚定信念，坚决地回到了红军队伍里，归队回到了红二军第四师第十二团。这一年，父亲老家万家台有九人参加了红军。我二舅父孙保廷也回到了红军队伍里。我二姑父王修金，家住紧邻桑植西莲石门垭的商溪河四方台抱儿岩，家里贫穷受欺压，在我父亲的带动下，也毅然跑出来，随我父亲他们一起参加了红军。

1935年金桂飘香的季节，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那年入党之后，父亲担任了连指导员。父亲他们起先驻扎在慈利境内，慈利与石门相邻，母亲担心父亲，就时不时地去看他，给他送些鞋袜、鞋垫什么的。不久，母亲再去时，父亲对母亲说：以后你不要再来了，我们很快就要开走了。母亲一听当时就哭了起来。父亲安慰母亲说：你放心，我会没事的，等我打完仗就回来看你，你一定要好好地带着我们的儿子等我啊。母亲心似黄连，含泪点头应承，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父亲。他们当时谁也没料到，这一别竟会是漫长的十五年。

    母亲回到家不久，就传来了坏消息：红军吃了败仗，要进行大转移。1935年11月上旬，驻扎在石门西北乡的红二六军团两万多名红军指战员开始长征。父亲随着队伍从商溪河畔离开家乡，开往了与父母亲的家乡苏家铺、商溪河相邻的贺龙的家乡桑植县，然后辗转贵州、四川等八省，越过万水千山，两过草地，历时近一年，于1936年10月到达了陕北。父亲在长征途中寄了两封书信回家：一封信里说，我的二舅父在进入草地前与当地蛮子（土匪）的战斗中牺牲了；还有一封是在陕北以当地一个农民的名字写的，告诉家人，我的二姑父死在雪山上了。此后，父亲便音讯渺无了。

    家里人接到书信，悲痛欲绝，特别是我的二姑妈，她出嫁一年多就成了寡妇，她心中的那个悲与恨啊。她被悲伤压昏了头脑，她把二姑父的死归罪在父亲的身上，她认为不是父亲带头，姑父是不会参加红军的。于是她开始报复我的母亲和大哥。她先是要求我的祖父将我母亲和大哥赶出万家的家门。可大哥是万家的长房长孙，这个要求祖父母是不会答应的。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因为父亲参加了红军，是“赤匪”，当地民团将祖父抓了起来，要他为儿子的行为“抵罪”。为了活命，祖父被逼无奈，只得看着家里仅剩的一点薄地全部被民团头子强占了去，这才保住了性命。经过这件事，祖父也害怕了，在二姑妈的再三怂恿下，他也同意将我母亲和大哥赶走。可母亲坚决不干，她死活不愿意改嫁，她要在万家台等我父亲回来，这是他们的约定。我母亲不走，二姑妈就找人为难她欺负她。二姑妈不断地唆使只比我大哥大几岁的我的幺叔打我大哥，大哥常常被打得浑身是伤，血迹斑斑。母亲忍无可忍，回到辰州台向外祖父哭诉。外祖父善良热心，人缘很好，他在村里一说我母亲遭欺负，孙姓家族就有十几个人抄着家伙到了万家台。母亲的后家孙姓家族据说是江西来的，很多人都练过武功，他们警告祖父和二姑妈，如果再敢欺负孙家的女儿和外孙，或是要赶他们母子走，就对祖父和二姑妈不客气。祖父是个老实胆小之人，这样一弄，他就怕了，再也不敢提赶我母亲和大哥出家门的事了，二姑妈也是胆小的人，她收敛了许多，不敢再欺负我母亲和大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