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1# 犟牛
凑巧的是，看过《江姐》后的第二天，报纸上刊载了长篇通讯《“潜伏者”朱枫，60年回家路》，记叙了1950年在台湾英勇就义的朱枫烈士的事迹。朱枫是历史中一位真实的“江姐”，由于另一个“甫志高”台湾省委书记蔡孝干等人的变节出卖，朱枫被捕，与潜伏在台湾的“余则成”——时任“国防部次长”的秘密情报员吴石一起慷慨就义。连保密局在报告里也承认朱枫“党性坚强，学能优秀。被捕瞬间吞金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效法之处。”长期潜伏在汪伪敌特机关的关露坚强地活到1982年被承认特殊身份，我在重庆歌乐山还了解到潜伏在军统的地下工作者张露萍等直到“文革”后才被明确为烈士并立碑纪念，她们都是具有忠诚信念的英雄，虽然现实中的新中国并不一定如同她们的憧憬一样美好，但她们却无怨无悔地为之献出青春和生命。朱枫、关露、张露萍烈士与千千万万为理想献身的先烈们令我肃然起敬，尤其是在拜金主义和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 。 而朱枫烈士遗骸回归大陆的经历更发人深省。这一过程其实早就开始。自从蒋介石威权政治时代结束，蒋经国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老兵返乡以后，随着政党轮替，台湾朝野对于历史上“白色恐怖”杀害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开始反省，悼念政治犯。2005年10月30日马英九参加“政治受难者”秋祭追思会，对国民党过去血腥镇压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左翼力量之历史，公开鞠躬道歉。民进党政府时期对政治受难人及其后代家属的补偿金发放，扩及到遭受枪决和判刑的前共产党员，台湾社会对于伤痛的往事普遍存在着谦卑与自省的心理。时隔60年，经过友人多方寻找，终于在台北市南郊的富德公墓找到刻着“朱谌之”名字的骨灰坛，两岸“海基会”和“海协会”合作，朱枫的骨灰终于“回家”了。 伟大的民族应该有宽阔博大的胸襟，伟大的政党应当有承认错误和担当历史责任的勇气。叶剑英元帅在《告台湾同胞书》里曾有两句诗：“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欣喜地看到两岸正一步一步地走近，摒弃前嫌，化解仇恨与敌意，这种趋势是符合两岸人民心愿的。“朱枫回家”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在台湾旅游曾遇到一位老兵，他谈到在大陆看“十年内战”和“三大战役”的电影，感觉是“同室操戈，两边死的都是中国人，痛心啊！”我注意到中央一台新年推出一部描写湖南和平解放的电视连续剧，这也许是新的姿态与希望。 我还看到两个北方邻国，本是骨肉同胞却南北分裂，北方穷兄弟时常闹点动静惹人注意，南方本来忍气吞声，近来却依仗老大撑腰，耀武扬威，放言“视北方为敌”，反而与另一个侵略宿敌“达成军事共识”。我鄙视这样兄弟相残、认敌为友的小人，有朋友多次邀我们去那两国旅游观光都被我断然拒绝，哪怕他们经济再发达、风景再秀美。 当看完《江姐》走出富丽堂皇的湖南大剧院，行驶在灯火辉煌的繁华街道，我深切缅怀为了祖国富强、民族复兴、人民自由幸福而献出宝贵生命的所有志士仁人。我又想起了台湾作家龙应台在《三鞠躬》里的结尾语： 成千上万的人，本来应该是我们尊敬的老师、倚赖的同事、宠爱的子女、依恋的情人，却在我们看不见、听不见的角落里叹息、哭喊、疯狂，流血，倒地时满口尘埃。而同时，我们在校园的阳光里追求个人的幸福，经济在起飞，社会在繁荣，国家建设在大步开走。
你几乎以为，那些未经审判就被枪毙的人，那些被扔在黑暗中逐渐腐烂的人，是社会进步必付的代价：以他们腐烂的尸体来肥沃我们的经济发展。
可是有一个问题还是避不开的：我们长期默许黑暗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天真。在我们的天真里，那掌权者所教给我们的价值，仍旧是公平、正义、和平、真理那一套。他必须这么教，否则他无法令我们相信他目标的崇高和正确。然而，我们是认真的。
因为我们天真，所以我们认真，愈天真的人，愈认真。当社会繁荣到某一个程度，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回过头来跟他较真，试图去看清楚、弄明白，公平正义究竟在哪里。 你再怎么天真也不能不看见漫天的蜘蛛网，不能不听见鬼魅一样的叹息，踩到青草堆里的白骨。
20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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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1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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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1 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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