犟牛

回复 4# 乙丁

 

          乙丁兄好文！先占着沙发，有时间再跟帖。

乙丁

回复 3# 乙丁

 

我前面已经说过，父亲原本是个没有什么政治立场什么“主义”之类的信仰的人，因为事实就是这样，父亲生前自己也这么跟我说过。记得1978年后为父亲争取平反，我们兄弟俩帮父亲整理申诉材料时，哥哥替父亲在材料中称：我自小深受舅父贺ⅹⅹ烈士的教育和影响，向往革命向往共产党。父亲看后，说：哪有这样的事呀，我的那个舅父是个什么人呀，纯粹一个地方痞烂，从小被我外公外婆娇生惯养坏了，及到大了，便成天在外面吃喝嫖赌，游手好闲，连老婆孩子都不管，根本就不像我的大舅父一生勤勤恳恳务农，老实本分守着一份家业。大革命时期我这细舅便混入其中，当了共产党，当了农民协会委员，到处乱搞。大革命失败后，挨户团要抓他，他躲到了我们家，你奶奶把他藏在楼上，他还叫嚷你奶奶没有好菜好酒款待他，跟你奶奶吵，气得你奶奶要赶走他。他在我们家躲了一两个月，后来风声慢慢小了，他便大摇大摆地走出我们家，到处乱逛，去好几个贺姓湾村认家族喝酒海阔天空地胡吹乱侃。结果就被挨户团逮住了，1929年杀在县城，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父亲说，我救解放军俘虏不是因为他的什么影响，也非什么早就向往谁热爱什么党，是看到这些俘虏的遭遇很可怜，也敬佩其中的一些人的人品好，是硬汉子，如郭四海他们，我同情他们，不忍心看到这些弱者再被残害，这才相帮相救的，也没想日后得到他们回报。

但是父亲后来确确实实地得到了他们的回报。1979年，通过组织上找到了郭四海、刘国风（他真名叫刘谷风）和杨青学等人，这些老革命老干部纷纷向组织上反映，我父亲非但没有审讯和迫害他们，还极尽所能帮助了他们，他们的命都是我父亲救出来的。这样，我父亲终于在1980年获得了平反。是年冬，郭四海把我们全家接到北京，他拉着我父亲对他的孩子们说：“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刘谷风还特地从郑州赶到北京郭四海家会晤我父亲。可惜的是，那个周成志却一直没再找着，连郭四海他们都不知道。

父亲72岁上瘫痪， 74岁上的1986年去世。

上面便是我的父亲，一个国民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的国军军官，蒋介石的学生（这话出自1979年初我代父到省高等法院上访递交申诉材料，一位接待我的干部敲着办公桌斥责并诘问我“你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蒋介石的学生，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你要什么平反？！”）的一生平凡又曲折坎坷的经历。

人们知晓这一切后，会不会说他其实就是一个国民党、蒋介石的叛徒？假若国民党翻过身来，会不会清算他的背叛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里，我们的反右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以及强大的专政机器里所有的的革命组件都怒斥他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一心妄想复辟效忠蒋介石的历史反革命、阶级敌人。

好在时过境迁，一切都早已抹过去了，我不该杞人忧天而担心的。至于后人们要怎样评说，我不想管，这正如父亲安葬后，我们在给父亲立下的碑文中写道：“……颂者称仁义，哀者叹愚忠，罪者恶执顽。誉之毁之，悉听尊便。论人论己，日月明鉴。呜呼，吾父安息！”父亲已去世多年，一抔黄土之外，他唯留良心存世间，我们后人唯见天理在上。好了，就这样罢。

乙 丁写于2011年5月31日星期二

 

乙丁

回复 2# 乙丁

 

父亲后来跟我讲了郭四海、刘国风等人的故事。他说郭四海被俘前大概是个卫生队长，懂医术，会扎银针，刘国风实际是个团长，但登记自报的却是个排长。“团长”职务便是后来听其他俘虏跟他透露的，父亲知晓后，没揭穿，一直替他保着密。郭、刘和另几个人便是俘虏里的地下组织者，多次的暴动和逃跑都是他们策动的，但他们自己却在一次逃跑后又主动归队了。他们经常来我家，跟父亲很谈得来，给我母亲看病，带我的哥哥和姐姐去他们队上玩。郭、刘等人几次被宪兵抓去，都是父亲出面保释，他们才又被放回队上来。父亲跟大队长伍朗如好得像兄弟一般，他有这个面子。1949年春节时期，青训队驻扎在武汉，父亲得知宪兵要把郭四海、刘国风、周成志等好些人秘密处死，装进麻袋抛入长江。他赶紧将这消息通知郭四海，并设法帮助他们逃跑。父亲说，那个夜里，他护送郭四海、刘国风、周成志到汉口江边的一个废弃的砖窑洞里，给他们每人一套国军军服，放了他们跑掉。郭、刘、周等人这一别便是几十年再没消息，父亲也不知他们是否最终跑掉了没有，然而父亲却因此蒙难。一帮列为即将受戮的共军俘虏暴动头子的重大罪犯居然一家伙全都跑掉了，这还得了。宪兵和青训队当局立即展开调查。很快父亲就被重点怀疑逮捕了起来。好在当时国民党时局已大乱，一时顾头难顾尾，也又好在父亲人忠厚善良，在同僚中和上下级中人缘很好，父亲被逮捕，立即便有伍朗如大队长和他的同僚好友冯崇道的叔父（在国防部任职）以及他的一个同学——总队长杨辉的姨太太等人出面说情和担保，他大难不死，被保释了出来。父亲这一出来，他赶紧携家小离开青训队跑回了湖南耒阳老家，再也不出去了。

上述便是父亲解放前大略的历史经历，也可以这么说，是他投军报考了黄埔军校以来——一段因系黄埔总共十年的经历。

解放后，他教书，划“右派”、再劳改，再当“四类分子”被管制，从1957年到1980年也即是他从44岁起直到67岁止漫长的二十三年里，政府当局给他的罪名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极右分子”加“历史反革命——伪军官”，1958年判刑的刑事判决书上的主要罪恶罪名是在国民党青训队里“亲自审讯和迫害了我人民解放军被俘人员郭四海、刘国风、周成志等”。

可笑乎？幽默乎？滑稽乎？

因了父亲的上述“罪恶”“罪名”，他本人受尽了折磨苦难，我等家人尽皆“享受”够了人间炼狱涅槃，被整得家破人亡，我三个姐姐都是非正常死亡，大姐因父亲劳改而她遭受生活打击悲伤疯掉，25岁上就死了；二姐双目不见14岁就被迫在大跃进年代里公共食堂推沉重的土推子磨米，又饿又累，积劳成疾，18岁上便沉疴难治而死去；细姐21岁上不堪承受欺辱和苦难投水库而自杀死了。母亲在姐姐们一个个悲惨死去中哭得死去活来，得了精神分裂症从此多疑恐惧忧郁，看什么人都像是来害她的，发展到后来，就连我等亲人——父亲以及我们子女，她都怀疑要加害她了，这样一直到73岁死去。我的哥哥以优异的成绩考中了武汉大学，却因家庭出身落榜，降格取录到衡阳农学院——当时还刚刚组建的衡阳农学院竟连校园都没有，他们去了边远的江永大山里边学习边种田。后来听人说，这么所“农学院”录取你，是看你高考成绩实在太优秀了，舍不得浪费。（写到这里，我们全家真该好好怀一颗感恩的心呀！——我们慈祥的祖国母亲太宽怀慈悲了啊！）至于我，似乎就不必说了，我感恩时代，宽怀无边，虽说在文革中的那个劳改农场的子弟学校被毛主席的红卫兵——干部子弟把我们这一群“劳改就业犯子弟”狠狠地棒打加拳脚 “修理”了一番，赶出了他们号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学校”而失学，但毕竟还让我在这赶出之前断断续续的读了四年半小学，弄了个“小学肄业”的学历，以至今天我当上了老师，还教起了初中，我的一位领导谆谆叮嘱我说：“你是我们唯一的没有大学文凭的中学校长啊，你要好好珍惜啊！”

（未完待续）

乙丁

回复 1# 乙丁

 

父亲其实是个没有什么政治立场什么“主义”之类信仰的人，他的投军考军校，无非就是一为家庭解困，二为自己寻求出路，他的加入国民党也都是在军校受训时随大流的，甚至就连所谓的同仇敌忾誓死保家卫国这样的爱国主义情操，我想他也是应该没多少的，因为我的家乡——那个极为闭塞的几近原始生态状的山区，在1944年以前不用说日寇铁蹄没有踏进过，就是历来也根本就从没发生过战火动乱。百姓大都安居乐业，安守本分，虽然经济文化落后，不开化，但社会基本和谐安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这样的一个在无“避秦”之虞的温和社会环境里走出来的人，哪有那多的那伟大的情操呢。但是，他在后来的抗日战场上，却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与日寇奋搏过，拼杀过，他的小腿肚子上至死还残留着黑黑的几点细小的手榴弹碎片。他告诉我，这是他在河南战场上的一次战斗中与日寇拼杀时被日本兵掷过来的手榴弹爆炸留下的。

父亲军校毕业后，先是分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司令部当中尉副官，没多久他被派往河南战场前线部队任排长。经历了多次战役，他自己负过伤，也眼见过许许多多的战友惨烈的牺牲，他的那个和他一起考取黄埔军校的同乡同学黄逢吉（时任连长）就死在与日寇拼杀的战场上，还是父亲收的尸。后来他又辗转到了另一个部队，这时候升为上尉连长了。他的团长叫伍朗如，上校，我们的耒阳老乡，很重同乡感情，待父亲极好，视同兄弟。父亲追随伍朗如团长辗转到湘西北的慈利、大庸一带，继续阻击日军，打了不少仗。这时候，母亲带着我的兄长随在军旅，流离颠簸，受尽了战乱之苦。我的二姐便生在慈利县，取名慈训（在我的一本纪实文学《走过炼狱》书中有记述，二姐极短的一生非常悲哀，双目失明，十八岁时死在父亲劳改后全家遭受苦难的岳阳建新农场）。

抗战胜利后，国内短暂歇战，国共谈判，达成双方裁军，父亲被裁下，收留在湖北老河口一留守处，薪水照拿，但无所事事。另一些被裁下的军官便另寻出路。父亲说，当时武汉的街头，经常可以看见标语传单，上面写：“国军不要我，到解放区去！”父亲说他此间还真的以做点小麦生意为名去了几次河南解放区考察。但他觉得解放区太清苦，况且家乡有老母、有妻儿子女一大家子人要靠他养，他现在虽然被裁了军，但收留在老河口薪水照拿，还足以养家糊口，一旦去了解放区，一大家子人怎么办？因此他打消了念头。而后他被重新启用，跟随伍朗如到了第二战区武汉行辕青年训导大队（简称“青训队”）任上尉区队长，伍任上校大队长。“青训队”是一个专门负责训导教化和管理解放军战俘的单位，但担负警卫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宪兵部队，宪兵在青训队驻地站岗守卫。青训队驻地换过好几个地方，武汉、长沙以及我们的家乡耒阳县城。父亲陪着伍朗如好几次到武汉接收过大量的“共军战俘”。父亲说，这些战俘良莠不齐，有的很顽强，有的是怂包软蛋，甚至还有主动投靠告密加害自己同伙的，同时还有没甚主义立场纯粹的老实本分人。譬如有一个名叫袁金榜的，是个伙夫，河北人，他自己说当初参加共军，是跟着众人去的，所以后来经过教化，他便不愿再回共军去，而是留在了我们耒阳城郊招赘当了上门女婿，直到老去逝世。俘虏中的顽强者，父亲印象最深的有一个名叫王恕如的团长，1947年被从湖北老河口军舰上集体接上港口，国民党当局在港口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搞了个好大的场面，有美国顾问和许多记者出席，当局要他亮相讲话。王恕如被簇拥着走上台后，面对记者和众人只说了一句话“我没什么说的”，立即又走了下来，回到俘虏中，弄得当局尴尬不过。还有一个也是个团长，此人在宪兵的折磨下后来疯了，他竟将自己的双手插进火炉里去烧去煨，烧得血肉模糊。俘虏中一直在暗中酝酿暴动和逃跑，一旦查出，宪兵即施以残酷的肉刑拷打。还有个别青训队的长官也对俘虏很虐待，非打即骂。父亲是一善良人，看不下去，很同情这些被鱼肉的弱势群体，好几次仗义执言袒护，与虐俘的同僚军官翻脸干仗。譬如上面所说的袁金榜，是他区队的，被一姓殷的区队长借调去他家做厨子，殷虐待袁，袁跑回区队不肯再去了。殷带勤务兵追到我父亲区队上，抓住袁拳打脚踢。父亲得知，立马从家里跑到区队，拔出手枪与殷对峙起来。后来此事在大队长伍朗如的调解下才平息，伍袒护我父亲，袁金榜自后再没去殷家。父亲区队上的俘虏们很遵从父亲，一些人常来我家走动，跟父亲很谈得来。我母亲生病，他们中的医生便给我母亲看病扎银针。父亲明明知道他们在暗中活动欲行逃跑，也装作不知不晓，甚至暗中帮助他们。其中他们在耒阳水东江砍芦苇时组织的一次大规模集体暴动逃跑，便是父亲事先巧妙地为他们提供方便的。一些想重回解放军的俘虏，求父亲帮忙，父亲便为他们出具“已经被教化弃暗投明”的证明，推荐他们去国军中当兵，然后他们从战场上又跑回了自己的解放军部队。有一个名叫杨青学的，后来在了云南四营煤矿当保卫处长，1970年代云南四营煤矿审干部门来到耒阳我家找我父亲调查杨青学在青训队的材料，我们从他本人的材料中得知，杨在青训队时曾化名“杨运山”，他材料上说，1949年是我父亲帮助他“推荐了我和ⅹⅹⅹ、ⅹⅹⅹ等几个被俘人员”去国民党军队当兵，他们后来才有机会在战场上跑回自己的部队。还有一个后来在武汉车辆厂工作叫王顺如的人，也是1970年代武汉车辆厂审干部门来人找我父亲调查其人的材料。来人对我父亲说，王顺如被俘前是团长，王说在青训队曾得到过我父亲的帮助，他在材料上写道：“黄区队长对我们被俘人员都很好。我和郭四海、刘国风还给黄太太看过病”。可是时隔多年了，父亲就是想不起这个人来，父亲怀疑此人莫非就是47年湖北老河口“欢迎大会” 亮相讲话的那个王恕如，但外调人员拿出王的照片给父亲看时，父亲却又说不像。没办法，父亲说：“我必须实事求是，既然回忆不起他来了，我就不能乱写他什么。他既然说跟郭四海、刘国风等人很好，又给我妻子看过病，那我就写下郭四海等人以及王恕如的材料给你们吧。郭四海、刘国风我比较熟悉，这是几个很坚强的人，不仅没有叛变，而且还是他们中间领头暴动逃跑的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