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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窝野鸭


 

    1975年我大儿子5岁,二儿子3岁,三儿子2岁。三个儿子站在一起真的像楼梯屯子一样。那年我已经当民办教师了,妻子翘妹子当上了赤脚医生。虽然没有出农业工那么累,但家中喂有两头猪,几十只鸡鸭,加上这3个孩子,我们整天还是够忙的。

    好得大儿子可以带两个弟弟玩,我们至少不要背着人干活了。记得那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正好是“赶场”的日子。我拎上竹篓,篓子里面放了几十个鸡蛋,准备去赶场。出门时看见3个儿子坐在港边上的一根木筒上看妈妈洗衣服。

    

    他们排排坐着,嘴里不停地在唱:“排排坐,吃个个;个个香,吃腌姜;腌姜辣,吃枇杷.......”。大儿子突然偏过头来看见了我:“爸爸,你到哪里去哟?”

    我笑了笑说:“爸爸赶场去!”

  “我也要去,等等我”,说着朝我跑来。

    二儿子也跟在后面,三儿子一见也几摆几摆地跟在后面。翘妹子连忙放下手中的打衣棒,把两只长辫子一甩,追了过来。她把三个儿子搂在怀里:“崽崽们听话,爸爸去赶场,要走好远好远。你们走不动。”

    我摸了摸大儿子的头:“你带好弟弟,我赶场回来买一大包糖给你们吃好么?”

    大儿子好听话,连忙“好好好”地点头答应。

    二儿子听说买糖回,连忙做个手势:“要买这么大一包饼子糖”,他那胖呼呼的脸上现出那两个可爱的小酒窝。

    三儿子也怪懂事地张着嘴:“买糖,买糖。”我望着我这三个儿子真可爱,我走了好远他们还在招手:“爸爸快回,爸爸买糖回。”我回头向他们招手,翘妹子还把他们搂在怀里。

    我大步大步地走在田间的小路上,想起了1973年我们带着儿子回城,有位熟人见到我大儿子,说了这么一句话:知青的儿子问爸爸要买糖吃,爸爸回答儿子:要等爷爷寄钱来才能买糖吃。

    我听了这句话心里很不是滋味,这话讲得好挖苦,难道知青做父亲后连糖都买不起么?这话不绝对准确。俗话说:“有山靠山,无山一肩担。”我和翘妹子就是一肩担,我们用送“派购猪”的钱给儿子买糖吃,做衣服;我们捉几只鸡,拿几十个蛋提到场上卖了,不就可以买糖给儿子吃么!这些年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的儿子穿作就不像农村的孩子那样土气。我们自己少吃点,少用点,都要省给儿子。当年知青做父母后有这么一句共同语言:我们自己就是再亏,也不能亏自己的儿女!

    我到场上把鸡蛋卖了,把要办的事都办完,最后买了一大包饼干,放进了竹篓里。我得迅速赶回去,难得一个星期天休息,还要回去砍柴,割猪草。我大步大步地走着,我走到“冲巴”口,往右边一拐走近路。

    我走到叫“梦得”田冲里,这里虽然路不好走,但要近两里路。我走着走着,忽然听见前边一阵鸭崽叫声,我走上前一看,就在小路的田边,一只野鸭猛地飞起来,留下3只鸭崽在‘噶噶噶’地叫。

    我弯下身,双手把3只鸭崽全部抱在了手中,好可爱的野鸭崽,毛棕黄色的,3张小嘴张开着,舌子是黄色的,叫出的声音尖脆脆的,好有味。

    我听说过,野鸭子的毛可以用来做烫伤药,野鸭的肉特别美,要是把这3只野鸭崽养大,一家人还能美美地吃上几顿,野鸭毛还能做药。我想着想着,把3只野鸭崽抱得更紧,生怕他们掉下。我想今天赶场回抄近路抄得好,得了这一窝小野鸭,回去让儿子们喂着玩也好嘛。

    突然,我头上啪啪地响。那只野鸭婆围在我的头上转,只隔几尺远,我看得清楚。一只好漂亮的野鸭。我把左手贴在胸前,让3只鸭崽靠在我的身上,慢慢地伸出右手,我作好了准备,只要它再飞下一点,我顺手可以抓着它。抓住了鸭婆那就更好了,今晚有美味吃。

    我慢慢地走着,鸭婆还在我头上转,就是不敢靠近我,小鸭崽叫得更凶,野鸭婆还是围在我头上转来转去,发出了呀呀的叫声,叫得好凄凉。它那张口张得大大的,两只翅膀不停地拍,它的叫声一声比一声惨,听起来森人。

    我把肩膀一移,让肩上挎的竹篓移在前面,打算把鸭崽放进竹篓里,然后再捡一根柴棍,万一它再靠近些,我用柴棍一顿乱打,总要把它打下来,不打下来也要把它吓跑。

    我将鸭崽慢慢移到竹篓边,准备装进竹篓。忽见竹篓里的那包饼干。哎呀,莫弄脏了,儿子还等着要吃。我一想到儿子向我招手的样子,尤其是满崽张着嘴喊:“吃糖,吃糖”,我心里就觉得好幸福。再看看这3只张着嘴巴的小鸭子,我心里突然一软。这3只小鸭子不可爱了,好可怜的,它们望着头上的妈妈叫,它们是要妈妈来救它,但妈妈又敢不靠近它们。

    手上鸭崽朝着妈妈叫,我头上的鸭妈妈干着急,又不敢靠近我,那目光充满这央求和悲哀,它也是母亲,它爱着它的孩子,它想夺回它的孩子,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它绝对不是我的对手,它好可怜......

    这时,我猛然想起母亲曾经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世上有好多比你弱的人和物,你帮不了他们,但你千万不要去欺负他们。”

    眼下,这就是比我弱的物,我不能欺负弱者,我不要了,放了它们吧!我主意一定,弯下腰来,想放到田里让它带走,但一想是宽路,万一后面有人赶来,不照样可以捉吗。我回头一望,说曹操,曹操就到,还真的有几个社员从后面来了,不过,还隔几十米远。头上鸭婆子叫得更惨,翅膀拍得更密。我望着它那双夺目的眼睛,它几乎要落在我的头上了。
    我望望左边,正好是条小溪,溪边的树草好深。我连忙跳下小溪,鸭婆子几乎跟我一路飞下,我将鸭崽放进了小溪边,小鸭一下围成一个小圈。鸭婆子一扑拢来,将3只小鸭子搂在翅膀下,小鸭子紧紧地靠在一起,溪水在慢慢地流,鸭婆子抱着崽往溪边上靠,靠在草丛的弯角里,鸭婆子时而用嘴点点溪水,时而用翅膀拍拍鸭崽,好一幅温暖的画面,我心里突然觉得好舒服。

    小溪里尽是大块大块岩石,我只要随便捡起一块石头,朝它们打去,凭我小时候玩弹球的本领,这几尺远的距离绝对砸得正。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不忍心这么做,我不想伤害它们几娘崽,我觉得它们好可怜。

    鸭崽不叫了,鸭婆子也不叫了,只是缩在一起望着我。它们是在感激我?嘿嘿,是在向我求饶。这时,我猛然想起离开家时,翘妹子把三个儿子搂在一起时的那情景,这四娘崽是我的命根子,谁要欺负他们,我会不顾一切同他拼命!

    脚步声越来越近,我得赶快上去,不能让别人知道这里有一窝野鸭。我刚翻上小溪,三个社员走了过来:“小陈,到溪里做什么?捉鱼么?”

    我回答:“脚踩了牛粪,洗一洗。”

    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我跟在他们后面走,我不时地回头望望那小溪里,野鸭崽你们安全了。你们几娘崽不用再怕,没人会知道你们,你们放心吧。这时,我觉得一身好轻松,心情特别舒畅。快点回家,我那三个可爱的儿子还在家等爸爸的糖吃。想到这里,我走路如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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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  牛 

   

  

     我们这对知青夫妇就是地地道道的一户农家人。农家人有这么一句话:养牛养猪养鸡养鸭,一屋大小不愁穿和呷。这句话讲得有道理,牛排在第一位,一个主要劳动力没有一头耕牛,整天跟着女人们干些杂工活。一来工分低,二来还要听空话,吃好多的暗亏。

    有了一头耕牛,每天可以“大懂哒”的,跟着队上主要劳力一起,犁上一上午的田,把牛一放。下午再扛着钉耙在田里随便干一阵子活,便可以去寻牛了。这一天的工分就到了手,还可以砍捆柴回家。再说,养头牛一年还有1000多分工,一户农家必须养头牛才能成事。

    1970年我养了一头小牛,它跟我4年之久。我靠它赚了不少工分,但也被它吓过一回扎实的,现在回想起来还可怕。 那是1974年的“双抢”季节,有一次我赶它到离家7里路的田冲犁田。犁完田已经是下午了,我把它牵到田埂上吃草,自己迅速赶回家,急急忙忙地吃了几口饭,便挎上柴刀去寻它。由于路远,我赶到放牛的田埂边,天都快黑了。

    这头小黄牛平日里蛮听话,要么就是自己回来;要么就在附近吃草,从不乱跑。可那天不知怎么回事,我在周围的岔冲寻了又寻,就是不见它的踪影。天渐渐地黑了,离家还有7里路。我心里想:也许我来的时候没注意,小黄牛已经回去了呢?这时,天下起了大雨,我只得匆匆赶回家。

     我回来走到牛圈边一看,圈里面空空的,没见小黄牛。四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我急忙赶到队长家,把牛没寻到的事同他一讲,我要求他安排几个劳力,同我一起再去寻一寻。

    队长看了看天:“雨下大了,路又这么远,天一黑牛就会躲起来,难得寻到。”

    我摸了摸湿淋淋的头发:“那就明天清早再去寻,行么?”

  “只有这样嘛,现在双抢,劳力紧张。”他说完,催我回去换衣服。

    按乡里的规矩,牛一夜没回圈,只要跟队长汇报了情况。队长没有安排人去寻,万一牛出了事,自己的责任也小些。

    夜里,我翻来复去睡不着,我担心小黄牛会不会摔伤,会不会被老虎咬?有一年,社员黄透魁家的牛一夜未归,硬是被老虎咬死。他家赔了100多块钱。现在正是农忙,万一牛出事那就倒霉了。何况,队上还来了一位公社蹲点的黄干部,他是动不动就要上纲上线的。

    天没亮我就起来了,我跟翘妹子讲明了厉害性,便打着手电筒匆匆地出门。当我来到昨天放牛的地方,天刚刚亮。我寻到小黄牛的蹄子印,蹄子印已经上了冲边的那座大山。我便跟着蹄印往山上走。

    我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山,转过了一道又一道的弯,只见牛蹄印和牛粪,就是没见小黄牛。我稍微放心的是:小黄牛没有摔伤,没有被老虎咬,它还在往山上走,它可能这些天太累了,想“躲工”。

    我跟着牛蹄印又上又下,左转右转,累得我一身软塌塌的。这时,天又下起雨来。我躲在一棵大树下,想等雨停一下再去寻。

    可这该死的雨越下越大,还刮起了风,打起了雷。突然,“嘣”地一声响,对面一棵大树尖上冒出了白烟。我估计是雷击中了树上的蚂蚁窝,我一身早已湿透了,我怕雷击,离开了大树。

    风刮得呜呜呜地叫,雷一个比一个霹得响,脚下的泥石水冲得我脚打跪。我拼命地往上爬,尽量避开泥石水。来农村9年了,我一个人上山数百次,从来没害怕过。可今天被这暴风雨吓住了,我怕山洪暴发,我怕摔伤在这深山里没人来救我。我若有个三长两短,翘妹子带着三个儿子怎么过喔!我想起了她们四娘崽,我鼓起勇气往上爬。

    我总算爬到了上山来的那条路,这边山是茅草山,没有泥石水。我看天色已晚,离家还有这么远。寻牛是不可能了,加上肚子空空的浑身无力。我得赶快回家,天没亮离开的家,翘妹子一定急慌了。

    我连爬带梭地下了山,来到了放牛的田冲。我紧紧皮带,鼓起劲又走,我走到家门口听见屋里有哭声,我走进门一看,火塘地净是水(火塘房没安地楼板)。翘妹子一手抱着满儿子,另一只手搂着二儿子,大儿子靠在她身边,四娘崽在火塘架上哭。

    原来,雨下得大,从界上冲下来的泥石把屋后的水沟给堵了。翘妹子一见我,大声哭骂着:“你天冒亮出的门,到现在才回来,我怕你死在山上哒咧……”

    我二话没说,拿起锄头就往屋背后走。我迅速将水沟挖通,再回到火塘屋,用脸盆将水一盆一盆往外舀。然后撒上火塘灰,扫干以后,一屁股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从早到晚没吃一口饭,爬走了一整天,我再也坚持不住了。

    翘妹子连忙装了一大碗饭,我一口气吃完才慢慢地坐起来。我还得到队长家去讲清楚,因为牛还没有寻到。

    队上正在开会,我把寻牛的经过一讲。大家见我一身湿淋淋的,从清早到现在才回来。大家异口同声:“呷噶老亏喔!”

    可黄干部说法就不同:“农忙季节,耕牛是革命的本钱。要保护好耕牛,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一定要把牛寻回来。”

    好得在场的社员没一个接着他的话讲。队长嘱咐我,明天再到原地方寻,因劳力紧不能安排人寻牛。几位老农告诉我,尽管往茅草山寻,莫往树林里找。带起“半饭”(午饭),带起手电筒。”

    我依着老农说的,带上一钵饭,拿着手电筒,天刚蒙蒙亮又出了门。直往昨天那座山上走,我走到山顶时,太阳出来了,山路好走得多了。我弯着腰在草丛里钻来钻去。我又发现了小黄牛的蹄子印,我跟着蹄印围着山上转。

    忽然,我寻到一堆热牛屎,我心里有数,小黄牛就在附近了。我停脚步,左右望了一望。唉!离我20米左右,有一丛草叶在摇动。我连忙拿出套牛绳往草丛靠近。

   “咵咵咵”地一阵响,这不像牛吃草的声音,这像野猪的嘴巴哒得响。我往旁边的一棵小树上一爬,上不到两米高。一头巨大的野猪从草丛里冲出来,两颗长长的獠牙吓煞巴人。我抽出柴刀在树杆上“啪!啪!啪”地拍了起来。嘴里大声喊着:“打!打!打!”

    没有受伤野猪还是怕人,我一阵拍喊声把它吓跑了,我从树上梭下来。肚子饿起来了,我把带来的饭几口几口吃完,看看太阳偏西了,我还得寻我的小黄牛喔!

    忽然,后面一阵喳喳的响声。我回头来一看:哎呀呀!小黄牛只离我一两丈远,它抬着头望着我一动也不动。我连忙掏出牛绳准备往它面前走。这时,我猛觉得脚板背凉冰冰的。我低下头一看,我的天呀!一根两米多长的白节蛇在我脚背上梭。我咬着牙,不敢动一下。硬让这家伙在我脚背梭完,总梭了十几秒钟。

    小黄牛朝我面前走来,我嘴里“哇哇哇”地喊着迎了上去。我用牛绳套住了它的鼻腔,它摔着尾巴,我摸着它的背:“小黄牛啊!小黄牛!我寻得你好苦哦!”

    回家后,当我打着手电筒把小黄牛关进牛圈后,我这颗沉重的心终于落了下来。翘妹子牵抱着儿子走到牛圈边哭了起来,哭得好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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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搞资本主义

 

       1974年金麦大队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铺口公社一位副书记在金麦“蹲点”,他住在四家湾第七生产队,我们寨古冲也有一位姓黄的大学生干部蹲点。

      副书记到四家湾生产队不久,便揪出了“二十一种人”龙道卓做“活靶子”。每天晚上由民兵押着到金麦的每个生产队进行批斗。有天晚上到麦沙生产队进行批斗时,龙道卓实在承受不了了,在回来的路上一头扎进发电站的水坝里,民兵立刻跳下去把他救了上来。

      从那以后,大队就再也不敢安排开批斗会了,有些人甚至跑到龙道卓家里向他赔礼道歉,都是本乡本土的,谁也不愿意背上逼死人的名声。

      副书记得知此事以后,在大队部大发雷霆。说金麦大队的斗争性不强,阶级立场不坚定,要继续安排开批斗会……

       金麦大队的干部没有听他这位公社副书记的,停止了那场批斗会。斗“活靶子”失败后,又发起了一股“砍树风”。砍树由在我队上蹲点的黄干部带头,首先将罗家湾旁边的那棵大古树砍倒。他口口声声说:“学大寨,就要学大寨人的那股革命干劲,大寨人开山造田,我们就砍那些遮住田的古树。”他又把队上的民兵组织在一起,扛着斧头,把屋前屋后的大古树全部砍倒。把田边一些柿子树、桃子树、白蜡树通通砍光了。不到半个月,风景如画的寨古冲罗家湾、杨家湾被砍得光秃秃的。几百年留下的大古树,终于没有躲过这股“大寨砍树风”。

      那位黄干部是湖南林学院毕业生。照理说他应该懂得森林保护法。可他偏偏做完这场大破坏事后,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紧接着金麦大队各个生产队都开始砍古树,这金麦的大古树可以说是搭帮这蹲点干部遭的殃。

       春耕季节,每个生产队都要求种大面积的“双季稻”,干部们可不管你什么叫“山高,水浸,阳光短”的山冲田。也不管什么叫“因地制宜”,学大寨就是要改天换地。这样一来,犁田、耙田,耕牛和人都累得够呛。

       那年我三儿子刚出世,家务事忙,队上的活更忙。我负责一头牛犁田。每天都背上二儿子犁田。我们队上的田分成“一片、二片、三片、四片田。四片田是离生产队最远的一片田,有十几里山路。去犁田都是提早吃早饭去,因为路远无人送早饭。

      这天我分配去犁“四片田”。我清早起来把饭煮好,便去菜园里搞点早饭菜,一看厕所的粪桶早满了。于是,顺便挑着这粪桶去浇一浇菜。那年月带孩子的父母都是这样,靠挤挤时间做家务事。

      我把粪挑到菜园里,迅速摘好菜,便匆匆忙忙地浇起菜来。谁知道那位公社副书记正好路过。他一眼看见我,立刻冲到菜园边:“小陈,你在搞什么名堂?”

      我回答:“我浇菜。”

   “你浇菜?这大清早就在自留地里搞资本主义!”

      我解释说:“我到菜园摘早饭菜,顺便挑担粪浇浇菜,怎么啦?”

   “怎么啦?你还问怎么啦?你一个知识青年,满脑子的资本主义思想,大清早社员都在出早工,你却在这里搞资本主义。”

     他说了一个资本主义,又一个资本主义,我一听就火了:“我摘点早饭菜也叫资本主义,难道呷光饭,不呷菜?”

   “你还强词夺理,明明在这自留地里浇菜,搞资本主义,你还想狡辩。”

      他又说了一个资本主义,我本想同他解释一下,我等下就去犁“四片田”,但见他左一个资本主义,右一个资本主义,我不愿意再同他解释了。我舀出一瓢粪狠狠地朝菜地一泼,泼了一瓢又一瓢........

      他退了几步,嘴里不停在骂,什么扎资本主义的根咯,知识青年不革命啦,尽搞资本主义啦,搞阴谋诡计咯……讲了一大套。

      我握着粪瓢,一瓢一瓢地泼,只见他那水饺般嘴巴在动,嘴角上的白泡子是各翻;他的嘴唇皮短,想把嘴巴抿拢,想不让那三不六齐的牙齿露在外面,但始终没有把那门牙抿住。我越望他那样子越有火,我真想泼他一瓢粘的。我把粪泼完,挑起粪桶提着菜篮就走。

      他还不甘心一样,还在讲我态度不好。我故意擦过他身边,用当时最流行的语言回了他一句:“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他追上来:“我怎么个没有调查?这事实摆在面前了。”

      我又大吼一声:“我要到四片田去犁田,第四片田,你懂不懂?你懂不懂什么叫第四片田?”

      他被我这大吼一声给吓住了。再说我也左一个懂不懂四片田,右一个懂不懂四片田地吼着,他顿时像哑了口一样,不再说什么了。

      下午我扛着犁回来,一社员从大队部捎来信。要我到大队部去一趟。我估计是那公社副书记将我搞“资本主义”的事跟大队说了。于是我顺便挑着一担谷到大队发电站打米。我心里也挺怄的,我到要看他们想把我怎么样。

       我把谷往大队部一放,走到大队部门前。里面党员们正在开会,大队李书记一见我便问:“怎么搞的?公社书记讲你清早在自留地里浇菜,不出早工。现在正是农忙季节,你一个知识青年还是要注意一下影响嘛!”

      等李书记把话讲完,我才一五一十地将要到第“四片田”正冲头去犁田的事一讲。

   “喔!原来是这样!”大家异口同声说了句。在坐的都是过来人,家里都有几个孩子,也懂得带嫩娃娃时的那种忙法和辛苦。何况翘妹子还在“坐月子”,大家都说我也不容易,家中又无一老人帮忙照看,都说可怜我们累哟……

      大家都说可怜我累的,其实我并不怕累。我累得比别人早,我7岁就开始学煮饭,10岁就去马路边“逞板车”,11岁挑水,14岁便当上了“土夫子”挑土。15岁便下放到这古寨冲。9年来,我早已累习惯了,一点也不怕累。我就只受不得别人的样子,怄不得气。我今天真的怄得有点恼火了。

       当天晚上,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黄干部从公社赶回来。我一进会场他就问我:“小陈,听公社副书记讲你清早就在自留地里浇菜,这农忙季节,你怎么这样自私呢?应该注意下影响嘛。”他到底读了了十几年书,讲话不像那位书记一样气躁。

      我回答:“正冲头你也到过,是队上最远的四片田,昨晚队长安排我犁这四片田,我天还冒亮就起来煮饭。把饭煮在火塘上就去摘菜,顺便把装满的粪桶挑到菜园里浇浇菜。书记正巧碰上,不由我解释就一顿乱批评。我首先声明:我是革命青年,不是四类份子。我是最听党和毛主席话的扎根知青。我背着人犁田,全县、全公社、全大队也许还没有几个像我这样背着人犁田的社员,我积极出工,没有影响半点农业学大寨,犁四片田是吃了早饭才走,就到菜园摘了一下早饭菜都不行吗?”我一口气讲了这么多,在场的都证明犁四片田是吃了早饭走,不参加出早工。

      我又继续说:“我今天犁了7担谷田(一担谷田就是一分田)下午才回来。大队把我叫去,我已经跟大队都讲清楚了原因,难道生产队还要追究责任,还要召开批判会么?”我说完好激动。

      黄干部被我说得讲不出话了,只好说:“好了,好了,把道理说明了就行了,下面继续开会。”他说完叫我坐了下来。

      我搞“资本主义”一事就这样作了了结,公社那位副书记碰到我后也再也没有提了。

      是因为我的辛劳感动了金麦大队干部,还是对我们的一种同情,下半年我就被安排进金麦小学教书,第二年翘妹子被安排当了赤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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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  走

 


        1973的上半年,我们金麦大队好多细伢子都得了感冒。每天都有人带着崽女到大队医疗站打退烧针。夏悸的二女儿虹虹因感冒发烧眼睛都发炎了,带到县医院才医治好。

       我的大儿子身体一直很好,但也没有躲得过那场流行性感冒。他一连几天高烧不退,翘妹子带着8个月的二儿子尽量避开,怕传染给二儿子。

       记得,我带着大儿子到大队医疗站打完最后一针退烧针。到晚上,我用体温表量了一下,还有39度。半夜,我觉得他的头越来越烫。翘妹子再用体温表跟他一量,我的天哟!四十度零二。怎么办?大队医疗站的药用完了,我只怕儿子昏迷,只怕儿子抽筋,翘妹子急得眼泪直流。

     “走!到铺口去。”我说着,拿起背带把儿子背上。

       翘妹子连忙用抱裙帮着围好,她又将手电筒递给我。我按燃手电筒,光不太亮了 。我赶忙劈了几根松油柴,点燃了火把。我晓得,从我们队到新修的马路上有三里多路,都是田间小道很不好走。翘妹子一再嘱咐:“天黑路远,莫吓哒崽伢子,要时时喊哒他。头一莫绊倒……”

       我打着火把在田间小道上走着,儿子在我背上轻轻地问:“爸爸,你背我到那里克喔?”

       我右手反过去,摸了摸他那滚烫的脸:“崽崽,爸爸背你到铺口医院看病,你一身发烧,要看病才好。”

    “铺口在哪里,要走好久?”

    “没有好远,爸爸背着你,一下子就到了。”我口说没好远,其实,铺口离这里有17里山路。

    “爸爸,天好黑,我怕!”

    “你闭上眼睛睡觉好啵。好崽崽,爸爸背着你。不怕!不怕!”我说着,又摸了摸他的脸:

    “快闭上眼睛,好啵!”

     “好!”他答应了。

       田间路窄,时时有虫蛾从我身边飞过。我高高举起火把才能看清路走。青蛙、田鼠从我脚下蹿过;我得小心,我生怕踩着蛇,夜间出来的蛇大部分是毒蛇。

       走着,走着。突然从田中间发出一阵“呜哇哇……呜哇哇……”的叫声。就像细伢子的哭声,我先是一惊。但马上镇静下来,这是田麻鸡的叫声。

    “爸爸,是哪个勒伢几(细伢子)哭,我怕!”

       我连忙摸着他的头:“好崽崽,莫怕莫怕。是田鸡婆叫,爸爸打它好啵!”

     “好,打它,打它。”他说着,双手紧紧抱住了我的脖子。田麻鸡还在呜哇呜哇叫,叫得好森人。我蹲了下去,捡起一坨塞田破口的石头,使劲朝叫声处扔了过去。“啪!”地一声。叫声停了。
       手上的火把烧过了,我打着手电走了一段路,来到了马路上。马路到底比小路好走些,有暗暗的月光照着,不用打手电筒还能看清路。我大步大步地走着。路过金坑生产队,寨子里传来一阵阵狗叫声,儿子轻轻地问我:“爸爸,到了么?”

       “就快到了,爸爸背着你,你还怕不怕?”

       “不怕。”

       “还热啵?”

       “不热。”

       “头痛啵?”

       “不痛。”

        我听他说话还清醒,总算松了一口气,马路两边的稻田里传来阵阵蟋蟀叫,昆虫鸣。儿子又轻轻地问我:“爸爸,还要走好久?”

     “不走好久了,你闭上眼睛睡一觉就到了。”我说着,加快了脚步。

        微风轻轻地吹着,萤火虫在我身边飞来飞去。这段路好清静,没有鸟叫,没有虫鸣,只有我的脚步声。

        忽然,传来一阵哗哗的流水声。我抬头一望,已经到了“冲耙口”,对面是坝阳坪大队的地梦冲。我走了7里路,还要走10里路才能到铺口卫生院。

      “爸爸,我口干,要呷水。”儿子听见流水声了,他要喝水。

        我默了默神,溪水离马路有几丈远,又没有路下去。我想起来了,再走一段路到山壕边有一口小井,过路的人都是喝那口井的水。

     “爸爸,我口干得很,要呷水。”

     “好崽崽,忍一忍,前面有一口井,爸爸舀井水给你呷,好啵?”

     “好,要快点,我的口痛。”他说着又把头靠在我的肩上。

       我摸了摸他的脸:“爸爸背着你跑,像骑马马一样,一下子就到了。”

       我说着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念:一二一,一二一……寂静的马路上,只听见我的脚步声。

    “崽崽,好不好玩?”

    “好玩,好玩。”

       我一口气跑到了小井边,大声出了几口气。我把背带解开,把他抱到面前蹲了下来。小井只有脸盆大,从山壕里流出的一小沟泉水,我把手电筒按燃挂在树枝上,灯光正照着井水,我捡起一片舀水喝的树叶,将树叶折成杯型,舀了一“杯”水:“崽崽,水来了。”

      他张开小嘴一下就喝光了:“我还要。”

      我又舀一杯他喝完了,再舀一杯……四杯,六杯,八杯……

   “崽崽,不呷了,让爸爸呷好不好?”

      他抬起头望了望手电光:“好!”

      他这一声应得好大,打破了山壕的寂静。我连忙搂紧他,我不想让他看见这黑漆漆山壕,这黑漆漆的天。

       准备上山了,还有10里山路要走,我用背带把他系在胸前。这样,更贴近他,使他感觉更安全。因为,这座山是偏坡与金麦达界的一座山。山高路陡,树密坳深,没有人烟;好在暗暗的月光能照得见路,我双手抱着他,一步一步往上走。

      上山的路走完了,我站着歇了一下气。我摸了摸儿子的头,唉!他的头没有那么烫了。也许是走了这段夜路,也许是喝了那些泉水,吹了夜风退的热。他睡着了,睡得好香,还打起了呼噜。

       下山的第一道弯,树密坳深,斜坡路陡,阴森森的看不清路。我按燃着手电筒,慢慢地走着。我捡得一根柴棍握在手中,这样可壮壮胆子。转了几道弯,下了几道岭,手电光已成了红色,我还得节约用,我一按一关,借这微弱的灯光慢慢地走着,走着......

     “哈!哈!”从岔弯里传来两声野羊叫,吓得我一噤。

      儿子吓醒了:“爸爸,哪个喊我们,我怕。”

    “不怕不怕,爸爸抱着你。是野羊叫,它怕我们,被我们吓跑了   。”我说着,紧紧地抱住他。

    “爸爸,我想妈妈。”

    “妈妈在家带弟弟,等下看完病,回去就能见妈妈了。”

    “还有好久?”

    “快啦快啦,下完这几道岭就到了。”我说着亲了亲他的脸:“好崽崽,你长大了,你是哥哥了。听爸爸的话,还是闭上眼睛睡觉,好啵?”

     “好。”他答应后,把头贴紧了我。

        忽然,从路下边传来一阵怪叫声:“嗬嘿霍……嗬嘿霍……”这种声音就是以前在老木屋里听到过的土鹰的叫声,这叫声好凄凉。

     “爸爸,是哪个老老子(老人家)在哼喔?”儿子没有讲错,这声音是像病人呻吟。他这一问,问得我一身起了鸡皮坨,但马上镇静下来:“莫乱讲,这是鸟鸟叫。爸爸撵开它。”说着,我用手中柴棍在路边刷了几下,叫声停了。

       我打着手电一按一关,借这微弱的灯光一步一步地走着走着,总算走出了这几道阴森森的山弯。又能见到暗暗的月光,路也没那么陡了,我大踏步地走起来。

       终于听到了汪汪汪的狗叫声,我们路过了偏坡寨,我们走完了山马路,来到了铺口公路上。这时,天蒙蒙亮了,他睁开眼睛东张西望。忽然,后面传来一阵车轮响,一辆汽车从我们身边开过。

       爸爸,这拖拉机好大喔,它咬人啵?”他说着,双手抱着我的脖子,好害怕的。

    “这是汽车,不咬人。我们长沙有好多好的汽车,还有火车、轮船、飞机。”

    “长沙还有甚么?”

    “有奶奶,有外公外婆,有伯伯叔叔,有舅舅姑姑,还有好多好哥哥姐姐。”

    “他们唷哼(为什么)不和我们住一个屋子?”

       他这么一问,我还答不上话了。我只得紧紧抱住他,我突然觉得我的儿子好可怜。他长大能回长沙么?长沙能接受他么?难道也像爸爸一样当农民,受这种苦和累,想到这里,我不知不觉地流起泪来。我想,如果有一天能让我的儿子回长沙该多好喔!

       我们到卫生院门口,天已经亮了。我把背带解开,把他抱在怀里,坐在门槛上等。

       大门开了,汪医生走出来,她一眼望见我:“你来得弄个早喔,你是金麦的吧。”

       我点点头说:“我儿子昨晚发烧到了40度,我半夜里赶来的。”

    “是弄个啊,呷噶亏喔。”她说着,连忙拿出体温表往儿子肛门里一插。几分钟后,她抽出体温表一看:“38度5。”

        我好奇地问:“怎么退了这么多烧?”

     “你背着他走了几小时的夜路,吹了夜风,自然可以退烧。”

      “我还喂了好多泉水。”

         她笑了笑说:“你给小把细喂泉水,会拉肚子的。”

        我回答:“他一直喝凉水,习惯了。”

        她捏了捏儿子的手膀:“小家伙长得蛮壮实,抵抗力强。”说完,给儿子打了一针。她嘱咐我4小时以后再看看。她还说,她要到县城看《卖花姑娘》的电影,要我找高个子陈医生看,他是儿科医生。

       我照她说的,4小时后找陈医生看了病。儿子已经不发烧了。他还是给他打了一针,稳定一下。我这才放下心来。

       当我们回到寨子,太阳已经落坡了。翘妹子抱着二儿子坐在寨口上等。我晓得,她从昨夜到现在一直为我们着急。

      儿子老远见到妈妈了,他好高兴,在铺口吃了碗面,吃了饼干,他精神好多了。他要下来自己走,我放下他。他举着手上的棒棒糖,几摆几摆朝妈妈跑去,嘴里喊着:“妈妈,弟弟……”

      他妈妈迎了上来,她笑了,但眼角上挂着泪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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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奶

  
        我大儿子满半岁了,翘妹子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赶过场了。大清早,她背着儿子准备去赶场,扯几尺布给儿子做件衣服。我心想,到铺口赶场来回30里山路,背着人走太吃亏了。再则,场上人多,又是春天,我怕给儿子传染上病。我决定这天不出工,在家带一大半天儿子,我不让她背着儿子去赶场,这样大人和细人都吃亏。

        她虽然舍不得,但还是答应了,她喂饱奶后,再三嘱咐我带好崽。我要她放心,只有各大的一扎“路”,又不是造“人造卫星”。她笑了笑,便匆匆地走了。

       我抱着儿子走到对面仓库边看几个木匠干活。罗木匠说:“带嫩娃娃比做工还累人些。”

       杨木匠说:“带嫩娃娃生来就是大娘和的事,随你好能干的男人都不行。”

       王木匠说:“我宁愿干一天重工活,不愿带一天嫩娃娃。”

       这些木匠都是过来人,很可能都带过几回嫩娃娃。我边看他们推刨子,边跟他们扯谈,儿子鼓着眼睛看那飘飘的刨木花看得出神。

      突然,罗木匠一声喊:“你儿子的脸胀得通红,要屙屎喽!”

      我一看,儿子通红的脸正在“嗯!嗯!”地用劲。我连忙扯开尿片,准备蹲下来。突然,“噼噼”地一声响,一坨好大的屎冲了出来,正冲在罗木匠的刨子上面,他手背上也冲得有。

     “哈哈”大家一阵笑。罗木匠拿着刨子就往溪边去洗,一边洗 一边念:“你们长沙的小把戏硬要无聊些,这屎都选在我的手上屙。”

       杨木匠大声喊起狗来:“嗷!嗷!”逗着狗。一只大黄狗一蹿就来了,它几舔几舔就将我儿子屁股上的屎舔干净了。我连忙把儿子抱进火塘屋,舀了一盆水将儿子的屁股洗干净。

      我又抱着他摇来摇去,他眯了眯眼睛,一会儿就睡着了。我把他放在床上,赶忙烧火煮饭。这带嫩娃娃的日子,就靠这“挤挤时间”干活。我舀了一碗米汤,放上白糖,等他醒来再喂他吃。

       大概1小时左右,他醒来了。头偏来偏去,小嘴巴几张几张。我连忙端出米汤,用调羹慢慢地喂。这小家伙吃了几口觉得不对劲,把头一偏,哇哇地哭了起来。

       我抱着他哄了又哄,可他越哭越伤心,还脚蹬手抓的。唉呀呀!我只得抱出门来踱来踱去。木匠们听见我儿子哭得厉害,都答起腔来:“是不是,我冒讲错啵,儿子要吃墨(墨就是奶),看你怎么办?”

     “你一个男子汉,没有两个大墨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带嫩娃娃,生来就是大娘伙的事。你不行喔!”

     “你还讲只各大的路,不是造人造卫星。呵呵!现在看家伙了。”

        大家你一句,他一句地讲个不停。我手中的儿子却越哭越伤心,哭得我心发慌。罗木匠出了个主意:“你抱着儿子,去大娘和面前讨口墨吃。”

      “对对对!只有讨口墨吃。”大家异口同声。

        我默了默神,到哪个大娘和那里去讨咧!

     “到上寨去,高个子己花的女儿同你儿子差不多大,肯定有墨讨。”又是罗木匠说。

        讲得有道理,我主意一定,抱着儿子就往上寨己花家走。我来到她家门口,见她家娘抱着孙女在玩。当我讲明来意,她手指着背后山说:“己花挑着粪桶到背后山菜园里去了。”

       我抱着儿子就往背后山走,山陡路窄,抱着人走还蛮费劲。我气呼呼地来到菜园边,见她正在浇粪。她听说要讨奶,连忙丢下手中的粪瓢,用手摸了摸胸脯说:“我正喂噶墨上来的,我家娘冒跟你讲啊。”

       我大声出了口气:“她只讲你在这菜园里,冒讲你已经喂噶墨啦。”,我听她说才喂了奶上来的,再看看她那平平的胸脯,又见那粪桶上好多苍蝇,臭气熏天,我赶忙离开她。

       她像对我不住一样追上前来:“要么,让你崽崽试津几口,看津得出墨啵?”说着,准备解衣扣。

       我说:“算了算了!我另讨一家。”

       只听见她在骂家娘:“这个老鬼呀,话都不会讲喔,我正喂噶墨哒,害得他白跑一趟喔!”

      我抱着哭哇哇的儿子,路过黄大娘和的门口,黄大娘和长得白胖又高大。她正搂着儿子坐在门槛上,这是她的第四个儿子,比我儿子大7个月,但还在吃奶。她见我儿子哭得厉害,连忙问我:“翘妹子到哪里去了,你抱着崽崽到这来做甚么?”

      我想起她也是喂奶的人,便说:“翘妹子赶场还冒回,儿子哭得厉害,我找己花讨墨咧,她正喂噶墨。你能帮忙给我儿子喂口墨么?”

      她听说要讨口奶,连忙站起来,解开了衣服,露出两坨又白又长又大的奶子出来。她用手指挤了挤奶头说:“我的墨早就不够了,我崽崽各大了还要吃,我也正喂噶墨,你看看,挤都挤不出了。”说完,把两个奶头又挤了几下。

      她为人很好,如果有奶的话绝对会答应。何况,她挤给我看了,真的一滴都挤不出。我只得抱着儿子走,她追上来说:“你到界上龙大娘和那里去讨口墨咯,她的女儿只比你的崽崽大五个月,肯定有墨。”

      她的话提醒了我,我抱着儿子就往界上走。龙大娘和住在界上最顶头的那栋屋,我刚到她家门前,就听见娃娃的哭声。龙大娘和正在用调羹给手中的妹子喂东西,妹子哭着不肯吃。我讲明来意,她苦笑一声:“娘唉!这就对不住了,我这几日感冒发烧,每天到卫生站打针,我的墨都退噶了。你看看,我跟女儿喂米粉子,她不肯吃喔!”

       我心里想:一字不过三。今天运气太差,我还得赶快离开这里,她感冒发烧,莫传染给我的儿子。我抱着儿子匆匆地下了界,回到了屋里。

       儿子越哭越凶,我又是摇又是唱,可他照样哭他的。这时,大姑娘秀秀路过门口,她平日里最喜欢抱我的儿子玩。她接过我儿子,抱在怀里,儿子不哭了,但他的头只往她那翘挺挺的胸脯上拱。我的小祖宗呀!她可是个黄花姑娘,她哪里会有奶水哟。

       顿时,她脸色通红,那对大眼睛羞得都闭上了。我也弄得好尴尬,连忙接过儿子,儿子又大声哭了起来,她悄悄地走了,头都不敢回。逗得这些木匠哈哈大笑。

       我朝寨子一望,奶啊,奶,我还到哪家去讨呢?还有哪家的大娘和有奶讨喔!

    

        突然,杨木匠一声喊:“快看快看!港边上来了一个有墨的大娘和,这一下莫错过了”

       我往港边一看,只见矮个子大娘和挺着胸脯朝这方走来。看样子她是赶场回来,她走得急,肯定是赶回去喂奶,她的女儿比我儿子大3个月,我赶紧站在路口上等着她。

       这时,木匠们开始起吆喝:“这个矮大娘和有的是墨,你看她的胸脯好大喔。”

     “你儿子的嗓子都哭哑了,无论如何要讨口墨啊”

     “拦住她!拦住她!莫让她跑了。”几个木匠异口同声。

        我真的一手拦住了她 :“劳为你,帮个忙。我儿子哭了大半天了,喂口墨给他吃!”

        她摸了摸胸脯说:“我的妹子还冒喂,我要赶回去喂墨喔。”说着绕路想走。我儿子又哇哇地哭起来,我被逼无奈冲上前去,抓住她的胳膊央求道:“做做好事咯!就喂几口也行嘛!”

     “你翘妹子就要回啦,她在裁缝铺等做衣裳,一下子就回啦。”

        我一听等做衣裳,心里更急了。木匠们又起吆喝了:“等做衣裳起码还要两个小时。”

      “小陈,你行行蛮咯!你各老实喔!”

     “动手解开她的衣扣,把崽崽往她墨上一放,不就行了么。”

        我被这些木匠逗笑了,我真的把手伸到她的衣扣边:“快点!我动手解衣扣啦!”

        她抿笑抿笑地拍开我的手:“我自己来,只你们这长沙人啊,蛮起来比苗子还要蛮些。”说完,解开了衣服,露出一坨胀鼓鼓的奶来,我儿子一口逮住……一阵子工夫就吃扁了。

       她扯出奶头,把儿子递给我,摸了摸另一只奶:“这一个墨留给我女儿了”说完,连忙扣好衣服。

       我感激地说:“谢谢!劳为你了!”我话刚落音,儿子又哇哇地哭了起来。她怕我再要她喂奶,拔腿就跑,跑得那样快,像躲日本鬼子一样,逗得木匠们哈哈大笑。

       这时,王木匠一声喊:“翘妹子回来啦!”

       我一看,翘妹子真的回来了。她可能听见儿子的哭声了,她小跑起来,一边跑一边解衣扣,我快步迎了上去,她接过儿子搂在怀里,儿子不哭了。

       木匠们又开始策了,他们对着翘妹子:“你好过,你把崽崽丢在屋里去赶场,你崽崽哭了大半天。你丈夫抱着崽崽到处去讨墨。”

     “你丈夫急得要耍流氓了,他见大娘和就讨墨,还动手解大娘和的衣裳。”

     “他抱着崽崽往大路上一站!全队的女人吓得不敢过路了。”

     “他连黄花姑娘都不放过,也去讨墨。”

        这些鬼木匠啊,阴一句,阳一句,还加油添醋地一顿乱讲。逗得翘妹子笑哈哒,儿子也喀喀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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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忙”

 


       靖县人把蕨根叫“忙”。记得刚到农村那年的冬天,大队开社员大会时,民兵营长大声说:“现在有人偷偷地上山挖忙。挖忙是出社会主义的丑,坚决不准挖忙!”

       当时,我听不懂什么叫“挖忙”。“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不准挖?

       第二年开春,生产队里开“忆苦思甜”会。大家围着晒谷坪坐着,吃着锯喉咙的糠粑粑,听老队长杨政高忆旧社会的苦。他咬了一口糠粑粑:“在旧社会,有一年遭灾,我们一屋人40多天冒吃过一颗饭,天天上山挖忙,靠吃忙粑过日子。”他说完眼泪都流了出来。

       哦!原来挖忙是挖一种食物。“忙”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呢?是圆的还是扁的;是液体还是固体。不久,蕨菜出世了,我和社员一起上山摘蕨菜,社员告诉我:蕨菜的根就叫着“忙”。

        我好奇地问:“蕨菜根就是蕨菜根吗,为什么叫‘忙’咧?”

       一位老农苦笑着对我说:“要把这蕨根变成粮食,忙进忙出要忙好几道手续喔!”

       我还是搞坨数不清:“这也是,把蕨根挖出来煮哒呷就是唦。”

   “ 哈哈哈!”在场的社员都笑起来了。

       老农扳着手指对我说:“首先把蕨根挖出来,挑到港里洗干净,再倒进木槽里用木锤打碎打碎;再挑到港边,用三个扮桶沥洗;用布口袋沥出来的浊水,让它慢慢地沉淀。最后的淀粉就是‘忙粉’了。把忙粉煮熟就成了忙粑才能呷,你看这忙粑做起来是不是忙,就这样,人们把蕨根叫着‘忙’了。”

      老农讲了这么一大套,我基本上晓得忙的制作方法了,但还是没有亲眼看见忙粑,我对忙粑特别好奇。

      几个月以后,青黄不接了。人们纷纷上山挖忙,大队干部也不再管了;因为他们也断了粮,锅里没有米煮,他们也得挖忙来填肚子,再顾不上出什么社会主义的丑了。

       清早,人们扛着锄头上山;下午,人们挑着蕨根回。首先挑到港里洗干净,再挑回家倒进木槽,用木锤一锤一锤地打。整个寨子里只听得一阵阵的木锤响,比庙里敲木鱼的响声要响得多。

      我捡得一根蕨根仔细一看:大约有尺多长一根,满指拇那么粗,浅黑色,我扯断用手指一点,里面流出来的白汁粘巴巴的。哦!这就是“忙汁"。

      木锤声渐渐地停了,见人们扛着木扮桶,用箢箕担着打碎的根渣来到港边上。只见他们挽起衣袖,舀水啦,洗渣啦,沥渣啦,用布袋楸啦,揉啦,真的是忙脚手不赢。

      天黑了,人们点起了枞膏火把还在忙。唉!怪不得人们把蕨根叫“忙”喔!

      第二天,只见人们把木扮桶的水往港里倒。然后再用锅铲铲扮桶底下的那层淀粉。到中午,我见几个社员手里拿着一块棕黑色的东西在咬。我好奇地问:

    “你们吃什么东西哦?”

       他们异口同声:“呷忙粑啦。”其中一社员扯了一小块递给我,要我尝尝味。

       我接过忙粑仔细一看,就像蒸发的牛皮膏一样,我咬了几口,无甜味,无盐味,但吃起来软绵绵的。

     “你们长沙大地方的人,呷不习惯喔。”

     “我们山里人冒得饭呷的时候,全靠这忙粑填肚子咧。”

     “过难关(过苦日子)那年,这忙粑救了好多人的命喔。”

     “这忙粑可以煮着呷,切成丝放辣椒飨料。比米粉的味道还要好。”

      “可以切成片,用油煎着呷,放点生姜飨料,用水焖一下,像呷腊肉咧!”

     “还可以放糖煎煮,比呷糖油粑还要软活。”

       嗨呀呀!我被他们讲得口水直流。我连忙回到知青组,同大家一讲。我要求大家一齐上山挖忙,搞几餐好忙粑吃。可我们的组长不同意,她说我们是来建设新农村,改变农村面貌的革命知青(第一年我们每个月60斤谷是国家规定的)。我们不能违反上级的规定,如果知青也上山挖忙,影响太不好了。

       我因家庭出身不好,也不敢再讲挖忙的事了。不过,我偷偷地到社员家吃过几回忙粑,煎的,煮的,味道的确好吃。

       1967年的冬天,我在夏悸那里吃过一回忙粑炖鸡,那个味道真的是绝了!

       当初的知青,抱着宏伟理想,改变农村面貌。谈何容易!几年来,我们不但改变不了农村的面貌,自己倒被农村的面貌给改变了。我们同农民一样,青黄不接时,扛着锄头上山挖忙了。

       记得第一次挖忙是1970年的6月。我们大队学大寨后减了大产(把9个生产队合成一个队)。全大队的人都上山挖忙。那时我已结婚。翘妹子身怀六甲。我俩的口粮少得吓人。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扛起锄头,紧跟在贫下中农后面上了山。

       我们翻上了金麦大队蕨根最多的一座茅草山——大面坡。大面坡山高路陡,正当着西晒,又正是6月天气,山上热轰轰的。只见人们扬起锄头挖啊,挖啊,个个都汗得湿淋淋的。

       我不里手,这边挖几下挖不到根,那边挖几下挖不出根。我还不如那些女人们,她们都挖得好大一堆根了。我正在作急,只听见高个子少妇己花在喊:“小陈,到我这里来挖,我挖好了。”

       我连忙朝她那方走。她也够可怜了,丈夫放松油正是加刀季节来不了。她挺着大肚子也来挖忙了。只见她将那一担忙根挑上肩,用手指了指她挖的那块土:“那里根多,你到那里挖。”说完,慢慢地走下山。

       我望着她的背影,我好同情她,我只怕她绊倒咧。

       我在她挖过的地方挖,一阵子工夫就挖了一大堆。根越多,劲头越足,我使劲地挖。人们都下山了,我才停手。我捆好往肩上一挑,我的天哟,这一担总有100多斤。

      我回到家太阳落坡了。翘妹子挺起肚子,垮起个脸在念:“你有点伍子朝咧,挖各大一担,压伤哒禾得了咯。”

       我把肩上的忙根往港里一放,动手洗了起来。我一边洗一边念:“今天挖忙搭帮己花,是她让了个好位置给我,我才挖得这么大一担根。”

       翘妹子笑了笑说:“你还提这己花,她真的是个蛮婆子,她回来就生噶细伢子哒咧。”

       我一听己花挖忙回来就生噶崽哒。我只摇脑壳,唉!这个己花啊,你真的比白毛女还蛮些咧。

       我挑着忙根到社员家,借他们的木槽将忙根打碎,当我挑着忙渣回来时,人们都吃过晚饭好久了。搭帮我们就住在港边上,用水方便,我把木扮桶搬出来,迅速吃了几口饭,就动手沥起忙来。

       港边上好热闹,木扮桶排成一长线,枞膏火把就像一长长的火龙。人们舀水啦,沥啦,揪啦,揉啦,忙个不停。

        翘妹子打着火把,我在社员的指点下,一桶一桶地沥,一袋一袋地揪。我还扯开喉咙唱起了黄梅戏:“……你打火来,我舀水唷。夫妻双双沥‘忙’忙……”逗得大家哈哈笑,他们听不懂我唱些什么,都说我是穷快活。

       火把一盏一盏地熄了,人们一个一个地离开,剩下我两口子沥到最后。第二天我把木扮桶水倒完,用锅铲铲得一脸盆忙粉。嗨呀!有收获。翘妹子高兴极了,连忙架锅子煮粉。谁知她将水放多了,搅出来一锅稀垮垮的,就像调出来的藕粉一样。管它那么多,拌上一些白糖,两口子一气伙呷得干干净净。

       没想到煮忙粑还要一定技巧,水要放得匀,火要不大不细,要用两根圆棍子搅拌,越搅到最后越要快,再一下起锅,真的是忙到最后还要忙喔!

      我挖的这担忙,总共煮得三锅忙粑,解决了我们半个月的“半饭”(午饭)。不久,上面拨了“返销粮”,免强接到秋收,人们就不上山挖忙了。

    “忙粑”,山里人把它称为“天粮”,它救了好多人命,它帮灾民们度过了好多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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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修石冲水库(二)


       修石冲水库从1969年冬到1970年春,将近4个月的时间水库才完工。知识青年做完了最后的扫尾工作。在这段日子里,知青和社员发生了好多次纠纷和矛盾。从木山张某某被捆,小正被抓后之后,林源大队又一位姓张的知青被揪上水库坝上挨批斗,原因是他与一位社员打架。

     这位姓张的知青讲得一口流利的林源话,他的穿着打扮几乎和社员一个样,是铺口老知青中最突出的农民形象,应该说是锻炼得最好的知青,就不知为什么这次太冲动,居然把贫农的儿子打翻在地。这还了得,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

      在水坝的批判会上,林源大队的老贫农发言:“他打的这位贫下中农儿子,他们家三代红!”

    “把头低下点”,社员在喊。

    “作检讨!深刻点!”只听见林源口音的社员大声吼叫。

     最后由杨指挥长作总结,勒令张某赔医药费,并向贫下中农道歉,并要他背熟毛主席语录: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打击革命……张某犯了打击贫下中农罪,当然要挨批斗,要赔钱。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又是他们林源知青带头离开水库工地,当逃兵。水库指挥部立刻叫民兵,带着绳子准备捆人。小个子知青陈某说:“你们既然是来搞政治教育的,就不应该带绳子来捆人,我们之间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专政对象,至于是谁带头离开工地,一问就清楚了。”

      有社员也在讲:“当时离开工地时确实下着雨,等我们回来后雨才停。”

   “用淋湿的泥巴填水坝,怕影响质量。”大家你一句他一句都讲得有道理。

      最后决定还是要把带头离开水坝的人带到指挥部,那几位知青左推右推,最后一致说是“胖子”带的头。

      那位“胖子”也不辩护,叫他走,他就老老实实跟着走。到了指挥部,杨指挥长问他:“是你带头离开水库工地的?”

       他不回答,只是低着头站着,一动也不动。

       杨指挥长又问:“你们到农村来是干什么的?”

       胖子回答:“务农”。

      “务农?务农又是为什么呢?”

       胖子回答:“种庄稼”

       杨指挥长又问:“你们来修水库为的是什么呢?”

       胖子回答:“灌田”

     “修水库就是光为灌田吗?不再为别的了?”杨指挥长问完,用手抹了抹自己的嘴巴。

     “修水库就是为了灌田嘛。”胖子还是这句话。

      “就只灌田,再不为别的了?”

       在场的人都听得出,杨指挥长就是要他回答“为革命,干革命。”

       可胖子就是不晓得回答“干革命,为革命”这最流行的语言。

       杨指挥长问了好几遍,问得我们看热闹的人都要笑了,但胖子还是回答“灌田”。杨指挥长也忍不住笑了起来:“算了,算了,回去,回去!”

       难怪林源这群“鬼”知青,一口咬定是他带的头,原来他是这样一个老实人,又幸亏是老实人,把事情冲 淡了,不了了之。有一天,我到指挥部医务室看病,因为我的右角长了一颗“挑疹子”,疼得我的眼睛都睁不开,医务室的王大姐(王建凡的姐姐,他们一家五兄妹下放在五星大队)用银针在我们眼角“挑疹子”上扎了好一阵,当时疼得我的眼泪是各流,没想到,她的手法还妙,就疼那一阵子就再不疼了。

        第二天我到医务室去感谢她一下,路过五星大队的民工棚,只听见有人在吵架,好像有长沙口音,因为五星大队的工棚就在指挥部旁边。一下子就围拢来好多人看热闹,只见高个子知青“大吕”和一个矮个子社员在吵架。突然,那矮个子社员朝大吕身上就是一拳,大吕退了一步:“禾实?你动手打人。”

       说着紧捏着拳头,要晓得大吕曾经练过拳击,在长沙河西打架是出了名的。我望着大吕,心想:大吕啊大吕,千万莫动手,忍一下,要晓得你这一拳打出去会有多大的份量,打倒的又是一位三代红的贫农怎么办?你将会成为第二个打击革命的知青。我正琢磨着,只见大吕把手一伸:“要得要得!我不还你的手,我们到指挥部讲道理”,说完拉着矮个子就望指挥部走,大伙儿都紧跟着后面看热闹。

      杨指挥长出来了,只见大吕手舞足蹈地说;“杨指挥长,他动手打我,我冒还手,在场的贫下中农都看见哒!”

    “大吕是冒还手呢,是让着他呢。”有社员在说。

    “摆事实,讲道理,动不动就打人,各要不得呢。”有知识青年说。

      我也乘机说了几句:“我们是革命知青,毛主席要我们来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是来接受你的拳头的啊!”

    “对呀,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欢迎我们。”不知是哪位知青把毛主席那条语录全背了出来。

      曾经在救火中捡得杨指挥长手表的知青,走到他面前:“指挥长,各打人确实不该。”

      大吕向大家扬扬手:“算了算了,你也冒打好重,我身体好,受得起,我是决不忍心还你的手,我是革命知青,你是贫下中农,我们是一家人。对不对!”

       在道理上,在情理上,动手打人是绝对讲不过的,杨指挥长不得不批评打人的矮个子。同时,也表扬了大吕做得对,在众人面前大吕似乎还抖了一下“冲”。

       大家都散了,大吕对我们说:“依得我岳麓山的脾气,我一拳要打晕他——他妈妈的炉锅”。

       我们都安慰他,算了算了,好汉莫恰眼前亏,总之“块策些”好,大吕这次算是知青中唯一占上风的人,他这“一上风”是挨了一拳换来的,这年头,知青得靠自己保护自己。

       一天下午,木山大队知青“小吕”(大吕的弟弟)和张某某在坝上打夯锤,因二人用力过大,木夯锤举过了人头,不小心将小吕的头刮破了,鲜血直流,流得肩上,手膀都是血,水坝上好多公社负责人都看见了,但没有一个干部过问一声。

       张某某扶着小吕走下坝边的塘里,用水洗了伤口,在伤口上贴上一张烟纸,二人又继续抬起夯锤,一锤比一锤打得更有力,正如小吕说的,这点伤口算什么,我们大风大浪跑出来的。

       收工后,小吕照样在他们睡的木楼上,告诉我们学跳“交谊舞”,他还511 355 12 345  ,511  366  22  36——跳得尽是劲,这也是我们知青的乐观主义精神。

      有一天做晚班,白天同社员一起烤火,我们大队贫协会主任王泽发和知青昆俞开玩笑打架玩。昆俞虽然个子小,但很机灵,一下就将王泽发按倒,谁知那王泽发爬起来把昆俞一顿臭骂,平时他两开玩笑开惯了的,可这回他突然翻脸,并朝昆俞脸上猛击一拳,当时就打肿了。他是贫协会主任,昆俞敢还手么?还了手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只得忍耐再忍耐。

      知青也有“抖冲”的时候,那就是“量土方”。虽然那时口里喊不许做“包工”,但是具体做起来还是按分工,包工。各大队负责各大队的土方,填好,锤好再“量方”,分配水库“补助粮”都是按完成的土方计算来分,土方完成得多,补助粮就多,土方任务完成得快,就可以提前回家。

       水库指挥部的几位“收方员”特别厉害,在量方时总要剋扣些,社员拗不过他们,最后选知青出来“量方”。知青毕竟文化高些,懂计算公式,水库那几位“收方员”从理论上讲不过知青,加上贫下中农在场起哄。

       自从知青出来量方后,大多数人都满意,贫下中农同知青是站在一边的,这也是知青“抖冲”的一件事。在众多量方的知青中,最“抖冲”的要算五星大队那位戴眼镜的矮个子,人称他“刘教授”。他模样长得好滑稽,还蛮有派头,他水平高,会说会算,他讲出的道理几个“收方员”都服行。只要他一量方,就有好多社员跟着一起看热闹。他时而推一推眼角上那副眼镜:“这块土,形状为长方形,长乘宽乘高”。

      “这块土就不是长方形了,应为多边形,这一节为梯形,这一节为三角形”,收方员听后,只是点头。

      “这梯形计算公式是上底+下底x高除2”

      “这三角形计算公式,底x高”

      “这一块又不同了,应该为扇形......"

       刘教授的扇形又来了,弄得那些收方员不懂也得装懂,他们不反驳刘教授,因为他们自己也学得好多知识,他们敬佩他,还蛮尊敬他,他算是水库上最“抖冲”的知青。

        知青还有一种“抖冲”就是打“夯歌”。只要知青一打夯,社员就围拢来看热闹,只听见知青夯歌唱起:“同志那个们啊,打起来哟,嗨咳哟和嗨咳哟,夯锤高高举起来哟,嗨咳哟和,嗨咳哟,革命干劲冲上天呢,嗨咳哟和,嗨咳哟,水库胜利完工了哟,嗨咳哟和,嗨咳哟……”

       在知青的夯歌声中,4个月的日日夜夜,石冲水库胜利完工。

      我1978年离开靖县,还没听说石冲水库垮过坝,在农村13年中,修石冲水库算是最苦最累的活,我们铺口有100多知青参加了修石冲水库。在水库上,知青挨过冻,挨过饿,挨过骂,挨过打,挨过捆,挨过批,挨过斗. 但我们知青还是熬过来了,石冲水库有我们知青流的泪,流的汗,流的血,知青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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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修石冲水库(一)

  
        1967年春天,石冲水库修好后,不到3年水坝又被冲垮。1970年的正月,我们又来到石冲修水库。这次比1966年修水库规模大得多,水坝面积要加厚加宽。

       铺口公社10个大队共抽出2000多人参加,知青有100多人。我们金麦大队就有200多人参加,知青有9人。和木山大队一起扎住在石冲水库的上端——石冲生产队,离水库坝上有5里多路。

      水库指挥部还是扎在原来的坝边,与1966年不同的是:安装了一台柴油发电机,水坝周围都扯上了电线,装上好几盏电灯,因为要分三班倒轮修。

       早班为上午8点至下午6点;二班为晚上7点到凌晨1点;三班为凌晨2点到天亮。水坝上日夜忙个不停,因为要赶在春雨之前完工。做白班还稍微好一点,最吃亏的就是做三班,睡到12点起床,吃了饭后,便打着火把和手电筒,走上五里黑路才到水坝上。那天老天爷好像专门跟我们金麦、木山两个大队的人过不去,每次轮到我们做三班,不是下雨就是下雪,在那北风潇潇的水坝上,挖呀,挑呀,只要稍微停一下手脚,一身就像泼泉水一样冷得发颤。尽管装上了几盏电灯,但毕竟人多拥挤,时刻都有人摔倒。

       有一夜做三班,我们金麦和木山分在一处北风口上挖土,那个北风吹得呼呼的叫,喘气都喘不赢,再怎么使劲干,一身还是冷得发抖。木山几位新知青实在冷得受不住了,捡了几只破粪箕烧起一堆火。有几位小社员也帮着去捡破粪箕,火一烧起,大家都围拢来烤烤手脚,到底要好一些。

       就在这时,公社某干部从指挥部冲出来:“哪个要你们烧粪箕,哪个要你们烧的火?”说完几脚将火踩灭。

      大家都不做声,他破口大骂起来:“干革命,怕冷,红军爬雪山时怎么办?还烧粪箕,这是革命的武器。”

        当他见到一小社员捡来几只破粪箕时,走上前去:“是你烧的火吧,你什么成份?”

        那小社员吓得手上的粪箕一跌丢。“我问你什么成份?”某干部又问一声。

        那小社员低着头:“地主”。

     “什么?地主成份,你还敢破坏修水库,贫下中农不怕冷,你地主崽子就怕冷了?”那小社员吓得直打哆嗦。

     “把衣服给我脱下来,快脱,快脱。”那位干部说着,居然动起手来,他把小社员拉到中间,用手扯住他的衣领:“快脱,快脱!”

        那小社员挺老实,真的把衣服全脱光了,赤着上身,冷得直颤。

     “冷是不是?跟着我围着圈子跑,跑上几十个圈一身就热了。”

        那小社员被逼得围着圈子跑,哎呀!解放这么多年,长这么大,还第一次看见这种场合。不知是木山哪个社员,可能出身好的社员在轻轻念叨了一句:“这样会冻死人的啊!”

       这时,那位干部才叫他停,要他把衣服穿上,又大训了一顿话,句句都是对着知青来的,知青们都明白,他这是杀鸡吓猴。

       那时候的老知青,个个都“牢起牢起”,正碰上那“三清三反”运动,好多知青都被工作队喊去,有时候甚至被捆起来。知青们再也没有1966年修水库时那种革命精神和昂扬斗志了。想当年,手拿语录本,精神焕发,唱着天不怕来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歌。那文化革命的“十六条”早已派不上用途了,那些当年的走资派现在仍然掌权,而且权利大得很,随时可以捆人进学习班。

      1968 年的“9.9”行动后,每个男知青的家都被抄一遍,连身上都搜查。“反到底”的负责人孟铁强被逼自杀,其余的捆的被捆,进的进学习班,总之,老知青都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

       新来的知青 ,到农村后还没受到那一“补”,还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

       有一天晚上,木山新知青张某某与水库贫下中农电工发生了口角。等天一亮,指挥部传来喇叭声:“张某某到指挥部来一下!”

       张某某走进指挥部,几个人冲拢来将他捆起来,那位杨指挥长大声吼着:“骂贫下中农,破坏修水库,先进学习班关一关,”

       张某某大声说:“你们还讲不讲政策,我是无产阶级子弟。”

    “少废话!押走!押走!”

       杨指挥张开血盆大嘴,吼声好大,我们就离指挥部不远,听得清清楚楚。

     “走就走,往哪边走?”张某某一点也不畏惧,说完拔脚就走,跟在他后面的几个民兵,还走他不赢。

       社员们在议论:“老张虎死不倒威!”

     “为归眼屎小事,就要挨索子哒。”

     “这也太凶了,瞅哒都胀肝啊!”

        社员们都在为张某某打报不平,但只有念一念而已,谁敢到指挥部去讲几句公道话呢?

        知青们更加帮不上忙,否则越帮忙越糟,只能眼瞪瞪地望着张某某被捆走。

        几天以后,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做白班,吃过中饭不久,突然从指挥部那边冒起烟,一会儿又冒出火苗,啊,起火了!

        我们隔着指挥部较远,只见周围的人都望指挥部跑,大多数都是知青,好几个高个子知青最先赶到起火现场,只见木山的李伯鸿、熊家的陈眯子等脱下衣,使劲地扑火。

       还有好多知青在搬东西,我们金麦几位知青也渐渐赶到失火现场,但火烧得太猛,一会儿工夫,那草棚就烧起了大火,一下就倒垮了。

       这是怎么起的火,是谁放火烧水库指挥部?大约半小时后,杨指挥长吹起了哨子:“大家停工,到坝上开大会,放火烧指挥部的凶手抓到了。”

      大家都吃惊地望着,是哪个吃了豹子胆,竟敢光天化日之下放火烧指挥部。水坝上按每个大队分头站好,我们金麦和木山的社员站在一起,大家都等待看这位纵火犯究竟是谁?

   “纵火犯”被几个民兵押上,连拖带扯推到水坝中间,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蛋,穿着学生装,我定神一看,这是位知识青年啊。我心里一惊,站在我旁边的昆俞说:“啊呀,是良良的弟弟小正……”

      这一下我也想起来了,是原来巴塘园艺场高个子良良哥的弟弟,他是新来的知青,因为他个子特别高,又长得特别帅,在铺口赶场时多次见到他,晓得他是良良的弟弟。他和姐姐哥哥三兄妹都下放在铺口坝阳坪大队。

    “怎么是小正呢?这怎么办啊?”昆俞嘴里念叨着,脸色都变了,他好紧张,因为他们从小就认得,是很熟悉的朋友。

      小正被几位民兵按倒:“跪下!跪下来!”一民兵按住小正的头,又一民兵扯下他胸前戴的毛主席纪念章。因为他扯下纪念章的动作好粗暴,昆俞走上前几步,我也跟着昆俞走上前,只隔小正一丈多远,我们见小正强抬起头,对着那位扯纪念章的民兵说了一句:“对毛主席的像尊敬点。”

       那民兵反而朝他头上一拳,又用脚踢了一下小正的脚:“跪下点!”

       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小正啊,小正,这回你可要吃苦了喔!”

       只听见杨指挥部破开嗓子大声喊到:“现在放火烧指挥部的凶手抓到了,就是他,大家说怎么办?”

        说完,用手指着站在正对面的那一排人:“你们先表态,怎么处理”

        他的话刚说完,只听一声喊:“杀!”

        他又指着站在左边的说:“你们说怎么办?”

     “杀!杀!”左边的人连喊两声。

     “那后面的说怎么办?”

      “杀!杀!杀!”后面的喊声更大。

        他对着我们这边人说“你们说怎么办?”

        我们这边站着一群知青,没有人回答,大家的眼光好像都落在我们这群知青身上。

      “你们表态,怎么办?”说完用手指了指我们这边。

       “交法办!”这是我们金麦大队的负责人黄透银回答。

     “对!交法办”!这时金麦、木山的社员同知青一齐回答。

        顿时,水坝上安静了一阵。我心里想,还是我们金麦的人好些,还讲点道理,总之,没有喊“杀”字,回答交法办,也讲得过去,如果就像其他那些人喊的“杀杀杀”,那还成社会吗?就是解放初期肃反镇反时,也要政府批准后才能执行,一个水库指挥部哪有杀人的权利?

      这一声“交法办”使这位狂妄的杨指挥长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范围有多大了,他毕竟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怎么还有点政策意识。他仍然扯开嗓子:“先将犯人押走,听候处理,散会,继续开工。”

      散会后,小正被押走,我们望着他那瘦高的身躯和那张惨白的脸,心里讲不出味,在场的知青哥哥姐姐百多人,现在谁都帮不了他,他能挺得过这一关么?

      我们一直目送小正那瘦高的身躯好远,好远,直到看不见。昆俞沉重的对我讲:“良良和小莉可能还不晓得,唉!”

       是的,良良和小莉如果晓得自己的亲弟弟犯了这么大的事,该急成什么样子,还有在长沙的父母晓得后又该怎么办,真的不敢再往下想。

       我和昆俞问了参加救火的知青中,才知道一些情况。原来,小正今天本是可庆贺的日子,一,他哥哥良良从长沙回来了;二,他昨天被评为水库“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三,他刚满十六岁。他从不抽烟,因为今天高兴,买了盒烟开给知青大哥们抽,没想到划完火柴随便一丢,把旁边的草棚给点燃了,酿成这场大祸。

      在他的衣口袋里搜出了那张刚发给他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奖状,还搜出一把打麻雀玩的弹弓和几颗石头。

      听知青们这么一说,我和昆俞稍微松了一口气,晓得小正不是故意放火,等这风头过去应该不会有多大的问题。再则,指挥部里的东西都搬了出来,没有多大的损失,杨指挥长在搬东西时手表弄丢了,五星大队一位知青捡到交给了他,在众多救火的知青中,只有他得了表扬。.

      水库下马不久,从长沙来的知青慰问团到我们金麦来慰问,小正的妈妈也随慰问团来了,在夏姐的家里,我和翘妹子见到了她。她那张慈祥的脸给我的印象很深,见到她就像见到自己的母亲一样,当我问到小正的事怎么样时,她高兴的告诉我们:“没有事了,没有事了,小正已经从学习班回队了。”

      我们听后才为小正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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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狗运动


       1970年春天,“三清三反”运动开展得激烈。大队、公社天天有人挨捆挨斗;不可思议的是连狗都遭受牵连。我们金麦大队就刮起了一股打狗风(公社其它那些大队我搞不清楚)。“打狗”并不是把狗打一场了事,而是要把狗打死,钳它的毛,吃它的肉。

      打狗并不是打所有的狗,而是打“出身不好”的狗。出身在贫下中农家庭里的狗不打,因为它家主人出身好;出身富裕中农家庭的狗基本上不打,但如果家庭有人存在些历史问题,属于二十一种人的话,照样也要打。出身在地主富农家的狗一条都不能留,从狗娘婆到狗崽子通通打尽。怪只怪这畜生的命不好,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在这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遭受牵连。

      我至今还搞不清那场”打狗运动”是中央下的令,还是地方上下的令,或者是那些整天捆人斗人的积极分子,因为捆人捆累了,想吃狗肉自己打出来的“鬼主意”。总而言之,我耳闻目睹了那一场面。

      记得那天我从石冲水库回来拿米,水库工地最后是知识青年和一些出身不好的社员留下做扫尾工。大清早,我到井冲挑水,只见队上的民兵排长,带着几个民兵拿着木棍和绳子直望井冲富农罗仕成家里走。

      我刚担起水桶,就听见富农罗仕成屋里传来狗叫声,我立刻放下水桶,走到门前一看,只见排长正好抓住套好了的狗娘婆望屋外拖。狗刚拖出大门,早已等候的几位民兵举起木棍一顿乱打,狗哇哇哇的叫了一阵不再动弹。

      他们拖着死狗走出门几步远,从屋里突然钻出两只小狗崽来,它们追着娘还想吃奶。只见排长一手抓住一只:“你还来呀?”接着高高举起往门边那块青石板上一板,两只小狗崽板得在原地只弹,他又抓起来再往青石板上一顿乱板,那两只小狗跟它的娘一样不再动弹,“一家三口”就这样了结!

      我看到这一场面,心里好难受,但又不敢做声。这年头人都要遭殃,何况是狗?怪只怪它们“出身”不好。

      我担着米又踏上了洋溪界,我要在吃午饭前赶到石冲水库,一路上我在想:水库上还有一只黄狗会不会遭殃?那只大黄狗是七队地主子弟龙兴科养的。龙兴科30多岁,别人背地叫他“老单身”。他父母早已过世,他和弟弟龙兴吉一起过日子,只因出身不好,一直找不到婆娘,这次来修石冲水库,因家里无人,大黄狗也带到水库上来了。

      这条大黄狗好通人性,龙兴科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寸步不离。连我们修水库人它都认得,见了我们都摇尾巴,大家都好喜欢它。我心里想,幸亏大黄狗带到了水库上,不然的话肯定难逃这一劫。我真希望水库迟完工,等过了这阵风就好了。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到了老凉亭,我放下担子坐下来歇歇气。

    “喳喳喳”,传来一阵树叶响,我朝凉亭四周一望,忽然见一条狗从草丛里钻出来,吓了我一跳。我定神一看,这不是水库上龙兴科那条大黄狗么?

      我连忙向它招手:“大黄大黄,快来。”在水库上我总是这么叫它。

      它认出我来,一下扑到我面前,尾巴左右摇,好亲热哟!又传来一阵脚步声,我定神一看,是龙兴科。哎呀!他这时赶回来做什么?

      龙兴科坐在我身边喘了喘气说:“大队托人把信,要我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来。”他说完,解开衣领大声出气。

       我明白了,一定是为了这条狗。我将大队打狗的事从头到尾跟他讲了,他一听木呆了,好久都不说一句话。大黄狗还在我们身边蹲着,一动也不动。这时,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饼干,可能是才从供销社买来的,他一片一片地塞进大黄狗的嘴里,大黄狗吃得好香;尾巴越摇越厉害。他一手摸着大黄狗的头:“它跟着我6年多了,我真的舍不得呢……”说着眼泪一滴一滴掉了下来。

      我不愿意再看下去,我也得赶快赶回石冲水库,我离开了他们,我走上几步再回头看看,见他仍然蹲着,双手抱着大黄狗的头。我晓得,只要一下山,回到生产队大黄狗就得永远和他分开了。

      第二天龙兴科回到水库,不见大黄狗,大家都明白了,大黄狗永远不会再来。龙兴科整天不说一句话,挑泥巴总是低着头,挖土时也低着头挖。

       有好多个晚上,听到他在喊大黄,我们以为是大黄又回来了,过一阵明白是龙兴科是在说梦话。

       睡在他旁边的人听到他半夜总在哭。我们从水库回来后,听那些吃狗肉的民兵评论,金麦大队三十几条狗,味道最好的算七队龙兴科的那条大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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