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那位“三农专家”给袁隆平的信,好气愤!
第一,正如顾兄所言,袁隆平的“超级稻”不是转基因产品,把这二者厘清是为了怕一提起“转基因”三字别人敏感、反感。袁老师的超级稻研究起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转基因技术研究在世界范围里还远未开始。袁老师是用远缘杂交的理论,运用野生稻的杂交优势,反复杂交选育,培育出产量高,抗性好的水稻品种(常规育种)。
袁教授对中国农业生产、甚至对中国社会形态、经济发展的贡献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咱们都是在农村种过水稻的,那时,全村(队)的劳动力一年到头都在田里忙,累的做鬼叫,却粮食不够吃。当然有各种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粮食单产低!(有人不同意吗?我愿意和他讨论)有限的土地养不活在这土地上生活的人。这种状况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
现在的农村什么样,我们也有所了解:年轻的农民(主要劳动力)都出门打工了,家里仅留些老人、妇女、小孩就能种好那些原来需要所有人耕种的土地。这是为什么呢?是良种化,是杂交稻。粮食生产的良种化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杂交水稻、杂交玉米的大面积推广,使农民种地变得容易多了。大批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为城市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主要的人力资源。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如果没有他们——这些吃苦耐劳的、辛勤工作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处在什么阶段,还真是不好说。沿着这条思路,您能不感谢袁隆平以及在农业科研战线上工作的科学家、育种家们吗?
再者,我想说说优良品种的价值问题。那满嘴跑舌头的所谓专家说:农民因为良种的价格高都快种不起水稻了。那叫胡说八道!我们都当过农民,早年间留种的流程是这样的:找一块长势好的庄稼,把杂稻子、稗草选去,收割时浮桶(拌桶)清干净,专收专晒,叫收“种谷子”。第二年又是如此。几千年农民都是这样干的(品种退化是不可避免的后果)。到春天播种时,听到别处(或县里)有好种子,就挑着稻谷去换。一般一百斤能换回八十斤、七十斤。如果县农业局有推广品种,也要用稻谷换,还要交差价。当过农业技术员的老知青都知道。那时有人说过用一百斤稻谷换八十斤种谷子吃亏吗?连最不通皮的农民也不会,因为他们知道,这多付出的代价是可以成倍地从良种中找补回来。还有,就说袁隆平的超级稻,且不说多年来袁老师和他的团队付出的劳动、心血,不说国家在农业科研的投入,仅仅是在良种本身的南繁北育,加代繁种,育种中的产量损失,运输、包装、销售的流程,难道都没有成本吗?您坐在办公室,拿着国家工资,不了解民情,不懂科学,不搞调查研究,一拍脑袋,写一些貌似惊人的文章,让那些外行们发表,挣几个稿费,难道还有良心吗?
说句不好听的,这位“三农专家”的老子如果是农民,又知道他的观点,那非打烂他的屁股不可!无论哪个农民,您让他现在又自己留种种庄稼而不种良种,打死他都不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