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或错过,真话将永存
长沙晚报记者对我的采访 2009年8月28日,长沙晚报记者龙艳玉来邮件要求对我进行采访,来邮如下:
刘爷爷: 您好。我是长沙晚报的记者,最近在做一个“档案长沙"的系列报道。我在网上看到了您的博文(即《岁月遗痕--苦难岁月的历史见证》),了解到您收藏有很多以前的粮票、布票等票据。所以我们想对您做一个采访。因为时间有点紧,最迟30日早上,不知道您是否方便?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您看到信息后能尽快和我们联系一下好吗?我的电话是1357414xxxx 龙艳玉。 8月30日和9月初,龙艳玉带同摄影记者两次来采访,在我家拍了几十张照片。
9月7日,《长沙晚报》在《档案长沙》栏目刊出《当年,吃穿用样样凭票》一文,综合报导了龙艳玉对我的采访。报样如下;
《长沙往事:吃穿样样凭票 》(全文照录)
现在逛超市和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眼花缭乱,年轻人喜欢用“淘”来享受购物的乐趣,可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存在过一个特殊的“票证时代”。
那是一个回忆起来有些苦涩的年代,商品皆需“凭票购买”。粮票、布票、煤票、肉票、肥皂票、自行车票……贫瘠的商品对应着繁多的票证。直到时光走到1993年,“第二货币”粮票的谢幕,票证制度才真正告别百姓生活。 长沙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票证?老百姓的生活又因此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在市档案馆浩如烟海的卷宗中,一份份盖着“绝密”红色字样的档案,告诉了我们最真实的答案。 吃 亲戚来长沙要自带粮票 【档案解密】 在长沙市档案馆内记者翻阅卷宗,1953年出台的《长沙市粮食(大米)计划供应初期实施方案》和《面粉计划供应方案》呈现眼前。就是这两份文件,50余年前将长沙市民带入了票证时代。 1953年,为应对物资供应紧张,国家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即以补贴的方式,用统一的低价从农民手里收购粮食,再用统一的低价在城市进行销售。就是这一年的11月1日,长沙对面粉实施计划供应,紧接着15日取消大米自由贸易。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使粮票走进百姓生活。据档案记载,1953年,长沙首次发行粮票餐券,券面额为一餐券、一天券、五天券三种。1954年9月改为长沙市购粮转移证,1955年6月15日改为长沙市粮食转移证,同年还出现了与粮票配套使用的粮油供应证和饲料供应证等。1956年6月,长沙开始发行通用粮票,此后10余年间又先后发行了长沙居民购粮券、长沙市购粮专用票、长沙市粮票。1978年11月,长沙改用湖南省购粮券。 长沙市油票的发行则在1970年,面额分5市两、3市两、1市两三种,是长沙市区定量人口和郊区定销人口购买食油的凭证。另外,当时在长沙流通的粮票,除长沙市粮票和省购粮券外,还有全国粮票和外省粮票等,可谓种类繁多。 【记忆】 在韶山南路一栋老房子里,现年64岁的刘志恒精神矍铄。他的收藏像个百宝箱,各类粮票、油票、盐票、豆制品票、蔬菜票、糖票等应有尽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白菜、萝卜和黄草纸都要凭票限量供应!至于粮票就更重要了,当时我们都叫它第二货币。”刘志恒回忆,当时每个家庭对发下来的计划票都很宝贝,一是因为没票光有钱也无法买到东西,二是因为票的数量很少,要精打细算才能过日子。“我至今记得以前我家八口人,但每人每月只有27斤粮票,母亲每个月都看着有限的粮票发愁。” 刘志恒说,那时候,城里人很怕外地亲戚来,因为口粮是固定的,如果亲戚也是城里的,对方一般会自带粮票,如果是乡下来的就麻烦了,来的亲戚不带粮就无法招待,而要对方带粮就容易引起误会,会被认为城里人刻薄吝啬。 “除了吃粮要票外,副食品、油、肉等也是凭票供应。”刘志恒记得,当时就算过年每家也只分配半斤瓜子、一斤花生、半斤粉丝、半斤墨鱼干。有一年过年,刘志恒去排队买东西,前面有个人买了半斤瓜子,袋子掉了瓜子洒了一地,当时下很大的雪,那人便把雪和瓜子一起扫回去了。“没有办法啊,一家就这么一张票,不扫回去就没得吃了。” 穿 借了一圈凑够票才结婚 【档案解密】 1954年9月15日,长沙制定《长沙市棉布计划供应实施方案》。在市档案馆收藏的这份方案里,记者注意到,当时社会用布分为三大类:民用定量用布、公共用布、工业生产及其他用布。 民用定量用布每年发放布票一次,票面分10尺、5尺、1尺和0.5尺四种,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使用完。公共和工业生产用布,每年则由各用布单位先向市纺织品公司报送用布计划。 最有意思的要算“其他用布”了,方案中连婚、丧、生育等用布数量都有明确规定,比如丧事用布可分三十尺,新生婴孩可分二十尺,事故灾害按受灾轻重最高每人可分四十尺。 1983年12月1日,长沙对棉布临时免收布票,实行敞开供应,自那以后布票逐渐消失。 用 买剪刀牙膏电池都要凭票 【档案解密】 当历史的车轮走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商品出现全面紧缺。此时需要凭票购买的就不仅仅是粮食、布匹了,其他一些商品也先后采取凭票、凭证、凭券供应。在长沙,首先凭票供应的有肥皂、布鞋、手表、缝纫机等,接着对一小部分小商品如剪刀、锁、电池、火柴、牙膏、缝衣针等也采取了凭证限量供应。 在市档案馆提供的档案卷宗中,1958年11月29日由长沙市商业局发文的《关于围巾、手套、布娃娃、雨伞、自行车等六种商品实行凭证供应的通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长沙人民在使用日用品方面的“无票难行”状况。记者粗略统计,那个时代仅记录入档案的,需要凭票、券供应的商品就有面盆、口杯、水瓶、搪瓷杂件、铝锅、手表、自行车等数百种。 在长沙市商业局所发的这份手写通知上,还简单解释了凭证供应的原因:物资供应量的增长赶不上需要增长的速度,因此出现了供求矛盾,决定从1958年12月1日起实行凭证供应。同时规定了凭票供应的范围,并提出每人棉鞋一到两年一双,而布鞋一双要穿半年到一年,原则上,同一个人不能有两双手套和两条围巾。 1966年,经过三年国民经济调整,商品逐渐增多。这一年9月,长沙除侨汇供应外,其余百货商品全部取消凭票、凭证、凭券供应。但到1968年9月,由于商品供应又趋紧张,长沙重新恢复凭票、券供应,如肥皂先是凭证定量供应,后改为凭票每人每月供应半条,此后一直延续到1978年才逐步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