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帖：坍塌的戏台

大队部

       坍塌的戏台——从流坪到花桥
  我们每一缕的思想，只代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时期。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
   1970年秋末，我被生产队派去修铁路。
   经历了这一年中大半时间的饥馑，在得知修铁路每月会有45斤口粮、6块钱工资，队里还会按正劳力记满工分以后，我没有半点犹豫便上了路。
   我们公社的大队人马开到了江东流坪，被编入到靖县铁路工程民兵团第二团。我不知道团长和营长是谁，但知道连长是江口大队的复员军人林扫平。第一天他就集合我们并训了话。他看起来有一点得意和兴奋，好象回到了某种他很熟悉而喜欢的状态；他喊着简短有力的口令，态度严肃但又不时开一两句玩笑以使我们不至于过分紧张。他展示着他与我们之间的差别，而实际上当他放弃他说着别扭我们听着也别扭的街上话即所谓的西南官话，操起地道的寨牙土腔时，我就觉得他其实是我们中间普通而亲切的一员。林扫平告诉我们，一团在遥远的怀化修铁路，二团的任务是为运送修铁路所需的物资而修一条便道。
   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主力部队。这听起来有点扫兴。
   我们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当中。每天的事情都是相同的，挖土方，凿岩石，打炮眼，清路基……紧张然而单调，疲乏却能吃饱。晚上，为了打发时间，除了看看书，就是拿起笛子乱吹一通，自得其乐。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只呜呜吁吁的笛子，竟然改变了我的生活。
   那一天，林扫平通知我，二团建立了文艺宣传队，我被选中了，必须马上去报到。
   实际上，我更喜欢留在连队，有一种逍遥自在、如鱼得水的感觉。我对“文艺宣传队”一直抱有矛盾的概念，既向往又抵触。一方面觉得自己将要粉墨登场实在有点可笑，装模作样的象个什么？另方面又想到自己可以不再当简单劳动力，不必累得象狗一样。最终还是怀着几分好奇离开了连队。
   果然，由于我的不情愿及偏见，开始我就以挑剔的眼光来审视我的新伙伴。这个宣传队有十几个人，女的比男的多（我并没有数数，但光从队里唧唧喳喳、吵闹不休的场面就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好象有三五个长沙知青，多数的靖县知青以及少数的本地乡村小妲。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在分男女界限的氛围中长大的，对女生一向持有莫名其妙的蔑视/恐惧态度，所以我对所有的“她们”都下了一个简单的判断：这是一群浅薄无知的来自靖县街头巷脑的所谓小家碧玉，她们没读过什么书，艺术资质中下，跳舞腰肢太硬，踢腿超不过95度，唱歌老是唱不准半音，——她们之所以能够到宣传队来，主要是靠她们还算漂亮的脸蛋。当然，还有几个男的，两个姓罗，一个姓蒋。但是以我冷眼观之，大罗有点憨，小罗小蒋怎么说呢，用他们的话说，有点“脬”。小蒋古灵精怪，喜欢做小动作，尤其喜欢在姐姐们面前撒娇卖乖，被她们半嗔半爱地骂做“豆子鬼”而面有得色。小罗看在眼里，心里羡慕却又不能照葫芦画瓢，便只好时不时丢几句酸言冷语讽刺一下。大罗有点憨厚，却不愚笨，实则聪明，在我们都还懵懂无知的时候就已经先知先觉，实行成家立业的长远规划，趁宣传队美女云集的大好机遇，锁定了长沙知青张经武同学。他的手段就是殷勤地献花，但不是真花，而是唱出来的花——电影《神秘的旅伴》插曲《缅桂花开十里香》。靠着这首歌深长的情意，大罗最终成功俘获了张同学的芳心。这已是后话了。
   宣传队真正的核心人物是藕团的长沙知青吴庆华。当我写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是怀着一种尊敬的心情。坦率地说，吴算不上漂亮，歌喉也并不宛转美妙，但她有一颗炽热的心，一股风风火火的劲头，以及近乎吹毛求疵的认真精神。她好象有用不完的精力，而实际上她患有严重的肾病。她酷爱着我们称之为“文艺”的所有一切：独唱、小合唱、表演唱、学唱现代京剧、舞蹈等等，确切地说，她是酷爱舞台，或一种舞台上的人生，或是在舞台上为观众表演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至于观众是谁，表演什么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舞台的氛围。她是个为舞台而生的人。她以前好象从事过表演。她是每个时代都会层出不穷的做着演员梦的文艺青年中的一个。抛开特定的时代背景，这种演员梦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破灭，但它所具有的内在惯性，还是会推动这些人继续向前滑行，因为他她们不可能遽然割舍曾经努力付出而学会的表演技能。
   吴庆华就是在这种惯性力的驱动下继续努力着。她在宣传队担任了编导的角色，现在人们称之为“艺术总监”。但她面对的是一支基础薄弱、状态糟糕的队伍。为了调教队员，尽快搞出一台节目来，她称得上是废寝忘食、殚精竭虑，从本子到动作，从音乐到队形，从语言到表情，一点一点地抠，全身心投入，事必躬亲。经常累得坐下来喘气。随着接触日久，相互交流，我渐渐知道折磨他的不仅仅是身体的病痛，更沉重的是家庭出身给她造成的思想包袱。现实与理想中间隔了一道鸿沟——她的不幸皆源于此。
   经过一段时间的辛苦排练，宣传队终于搞出了一个什锦拼盘：有歌有舞，有流行的对口词，有大罗的天津快板，还有我的所谓的笛子独奏，等等，可以凑一台节目了。于是宣传队开始了工地巡演。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就是这样生涩（我不忍说蹩脚二字）的演出，居然大受欢迎。当我们在舞台上列着队、转着圈，昂着头、板着脸、踏着脚、挥着拳，有节奏地喊着口号：“三线建设要抓紧，我们要攒劲！”“抓晴天、抢雨天，麻风细雨是好天！嘿作嘿作嘿作嘿作，提前提前再提前，我们要提前！”就是这样的“舞蹈”也搏得了台下经久不息的掌声。其实我后来在连队了解到，象我们这样没有服装只有化妆，没有乐队只有乐器，没有艺术只有意图，直白浅陋的演出，并不能感动民工和激发他们的劳动热情。他们的鼓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是在特定的、军事化氛围中的规定性动作，也是填饱了肚皮后便开始骚动的对于台上美女暗生绮思后的精神作用。当然，不可否定的是，形式上的效果是达到了，领导们是满意了。我们呢，也稀里糊涂地引起了领导们的注意。然后，二团宣传队大约有六七个人被调往怀化9225工程指挥部，即靖县县指和一团所在地花桥千丘田，去参加新组建的县指宣传队。这样，我又稀里糊涂地来到了怀化。
   花桥，对我来说是开了眼界：更大的工地、更多的民工、现役军人和机关党政干部、团长、指挥长…看到这一切在便道上看不到的更大的场面，我有些激动，我喜欢大场面，喜欢热闹，我觉得这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
   在我的日记本上有一份名单，现在抄录在这里，尽管其中有的人我已想不起来了：王力平、王娅、罗大明、罗方其、刘捷之、杨素英、资慧兰、梁少君、贺训娴、丑建成、吴庆华、邓经桂、马真茂、洪寿书、蒋靖州、张宗岳、文济湘、赵子超、梁放、马笑天、苏海南、王小林、王继承、史家杰、夏海兰、周物华、周穗安、周倪。李指挥长、贾团长、张主任、唐司令、徐昌柏、龙懂云、韦晓明、贺衡平、张政委、莫政委、杨长秀…
   王力平以下27人加我共28人是宣传队的人。其实是二团和一团的两个宣传队经过调整后陆续合并同时又从麻阳三团及连队补充了一部分人，其他人都是指挥部的头头脑脑和工作人员。

   在我的记忆中，李指挥长是个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的人，贾团长则性格张扬，激情似火。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靖县县城的蔑视，说是“屁大个地方，一只脚踩上去三分之二在外头！”他喜欢到工地，好象那里真的是战场，他经常对着有些散漫的民工振臂高呼：“快给我上，给我冲！年轻人累不死，睡一觉就没事儿了！”他身披一件洗旧了的军大衣，花白的乱发在寒风中起舞；他的表情亢奋激越，脸色血红，他的北方嗓音粗犷而富有感染力，他身上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我怀疑他是个不成功的话剧演员或是个不得志的军人，他喜欢沉迷于激烈的幻境之中。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想。也许李指挥长给他安排的就是这样一个监工的角色，他也必须要这样咋咋呼呼才可以交差。
   张政委有点象李指，不过身材瘦小，形象方面略逊一筹。他好象是分管宣传的领导，却总是躲在屋子里干着什么机密的事，与我们这些萝卜头不甚亲近，给人以森严冷峻的感觉。张主任听说是从靖县某局调来的，担任县指办公室主任。与张政委恰好相反，他是个胖子，总是穿一身藏青色的有点油污的干部服，戴一顶同样颜色有点油污的干部帽。他不怎么上工地，却也不喜欢呆在办公室，而是喜欢在整个县指的范围内包括宣传队的驻地到处“仰”。他喜欢批评人，不喜欢表扬人。他喜欢嘟着他那张性感的小嘴同时努力使他那双三角眼射出威严的光芒。宣传队没有一个人喜欢他。
   唐司令是我们新县指宣传队的直接领导。简而言之这是个油滑的家伙。感觉指挥部是把一个靖县随便什么公司的老油条安排来领导这些唧唧喳喳的小资们了。开始他还想装出张主任那样的威严，在靖城那几个莺莺燕燕的刀子口的围剿下，他很快就举手投降了，给了我们宽松的环境，和我们“打”成了一片。
接触新的伙伴，我很惊喜地认识了王力平，很快就和他臭味相投了。
王力平比我高四届，是长沙一中65届高中毕业生。后来听他说，他那一届有很多同学高考成绩优秀，但均因家庭成分高没有被录取进正规大学，都被圈进一所名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农场里，学起了园艺什么的。69年，这所谓的“共大”突然解散，他和部分同学稀里糊涂地来到靖县，变成了知青。
   王力平学过小提琴，把琴带到了工地上，于是和我一样被抽调进了宣传队。我们一见如故，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爱好：音乐与文学。
   他比我成熟，健谈。他的谈吐诙谐机智，知识面很广，在一段时间里他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我们在一起时无话不谈，相互都觉得很兴奋，很爽，似乎每一次都有一种清醒头脑、洗涤心灵的感觉。
   县指宣传队初建之时，人员不齐，乐队就是我们二人，一只竹笛，一把小提琴，我俩将之戏称为“管弦乐”。后来增加了几个人，也是三不六齐，如夏海兰的二胡，史家杰的秦琴，好象还有什么不记得了。

   说到史家杰，很有意思。他是洪江知青，下在甘棠塘头。他长着一只红红的大鼻子，看起来有点滑稽。听说他酷爱他的宝贝秦琴，以致他睡着了以后在梦里还在弹拨，不过不是用手指，而是用脚趾。所以他得了一个雅号：“弹拨”。关于他的秦琴，不是我不恭维他的琴技，而是象秦琴这样不入流的玩意任谁也弹不出清楚的句子来。当然长沙知青不会拿这个来取笑他。甘棠其他大队的长沙知青拿他取笑的是他的塘头大队。据说（他们一开口就忍不住笑起来）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塘头佬早上煮了一锅南瓜，吃了一半，把另一半用菜碗盛上，放在锅子里，用锅盖盖好，准备收工回来再吃。他的三岁儿子等他出去后，揭开锅盖，把那碗南瓜偷偷吃了个精光。然后蹲下来在碗里拉了一泡屎，放回锅里，盖好锅盖。塘头佬收工回来，又累又饿，揭开锅盖，端起菜碗几口就一扫而光。再一品味，觉得不对，怎么一点也不甜了，心里还闷闷的。等他儿子怯生生地告诉他实话，他差点没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于是甘棠就有了一句流行语：“塘头佬不吃嫩妹屎，——甜闷嘎心！”

麓山远眺

          《坍塌的戏台》，生动详实的记述，把我们的思绪带到
       那个狂热的年代，又重温了那段历史。不是亲身经历，不是刻骨
       铭心，记忆不会如此清晰，感受不会这样深刻。谢谢大队部的精彩
       文字，文章读完了，脑海里留下了你尊敬的吴庆华、灵巧的杨长秀、
       良师益友王力平、“弹拨”史家杰......哦，原来往事并不如烟。
        

夏悸

呵呵，兄弟：能为茶客们服务是小二的职责。我已经将你的第二部分分别转到了第一部分的后面和和第三部分的前面，因为我只能这样处理了(再插一帖是做不到的）。第九楼我已经删除，放在这里有些不方便阅读。这样处理但愿你没有意见！

大队部

总算把缺了的一段加上去了，没有这一段，第三段就会来到突兀。不过我只好把第三段移到第9楼，字体大小也不会弄，于是成了这个样子。还是要请悸姐帮帮忙弄好了才行。
这不是小说，是完全真实的回忆录，只是做了一点剪裁。记忆当中或许有极小的错讹，因为我的日记也很马虎，细节往往略去了，没有秋语兄记得那样详实。09年6月上班的时候利用午休边想边直接敲上W的，脑出血之前一直是这样发帖的。现在不行了，必须用纸笔了。
那次发帖后，有靖县知青陆陆续续谈到了杨长秀。她回家后的遭遇很凄惨，50几岁就过世了，令人叹惜。如果没有被“典型”，如果她朴实地去，朴实地回，相信她现在一定会在她自己的家园里充实而快乐地生活着。
从流坪到花桥，一年半的经历至今也难以忘怀。当年宣传队里不幸早逝的就有好几位：蒋豆子、罗大明、杨素英...活着的人不会忘却他们。我又翻起日记本，张宗岳兄（落家山人）离队后写给我们的信充满了情感,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甘棠——麻阳的长征，红星、下大辽的战况，高村——花桥的旅行，千丘田的战斗，狮子山的战场，几次惜别的境况都一一漾在眼前，萦在心上。
每当我迎朔风，踏寒霜，步行前往工厂；每当我披清月，冒夜寒，疾行奔回农庄，我都把你、你们，三线结识的战友们想望！
谢谢悸姐、 山人兄、晏生兄、妮娜姐友情跟帖！

东乡妮娜

    楼主用轻松风趣的语言，将那段往事娓娓道来。妙笔生花！众多的人物，走马灯似的，都是舞台上的演员，便总也不嫌多。长秀这个人物，写得好啊。她本能的事迹，她健康的外貌，她原生态的语言。她的转身，她的僵硬，她的坍塌。坍塌是时代的必然。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中完成。那一切，终归会愈行愈远的，最后消失殆尽。只留下坍塌过的遗址，神性地警示着很多。楼主的小说，为之构筑了一处地坛，让那个时代和人物重生，震撼我们的心灵。

游客晏生

  谢谢大队部的美文，你讲的杨长秀当年是红得发紫，听说她和莫政委一起坐飞机上噶天了。她是我们公社坝阳大队，地孟生产队的(就是我朗诵“桥夫子”一个队的）当地人叫她长妹，她也是长得好，只是后来婚姻不幸，05年作古了。

孟晓

    大队部写东西很快，有“信手拈来”之感；而且本文蕴涵“小说味”。

落家山人

  赵维屏，你的文章，从更广的场景，更深的层次描绘了你所经历的三线，带着一份客观的冷峻的思考，因此也更为深刻，更令人震撼。谢谢你！

大队部

今天打开一看，发现缺了中间一段。原帖是三段，本来就是分开发的。昨晚儿子催我下线，竟把中间的一段落掉了。我是在09年6月的靖县帖子里弄到文档里再发到今年的湖知网里的。新版总是有点麻烦。晚上再加上去看行不行。
我从没有发过旧贴。这次看了山人和秋语二兄在茶座说起了那番往事，也确与我有关，也就冒昧了一回。希望网友们别见怪。
谢谢夏悸姐，烦劳你了！

夏悸

  谢谢大队部为我们回忆了那段靖县知青的往事。已经忘记，但是看到又觉得是那么的熟悉和亲切。
  杨长秀是我们公社的，据说后来的结果也不怎么好。这些事情晏生清楚，我是单记得名字，事情就记不得那么多了。

  不知道你写文章用的是什么软件，第一部分我都没有办法为你编辑。（上次那篇《心中的歌》也如此）最后是复制到写字板，将你原发的东西删除，然后再将写字板上的东西黏贴过来才能编辑的。字太小，怕朋友们看起来吃力。可能有些分段不对，还请你再编辑一下。

大队部

   其实这是一个听完后会流泪的故事。我们那时在宣传队已经忘记了饥饿的滋味。就是民工也餐餐吃饱饭，在很多连队还养起了猪。这些刚从饥饿中走过来的农民个个精神饱满，兴趣盎然。宣传队里有一个小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艮山口的，个子很矮，浑身的肌肉却很发达，走路一蹦一蹦的。他才18岁，情窦初开，从满是粗笨汉子、干大力气活的连队忽然来到脂粉气浓、美女成群的宣传队，小马真的有点吃不消。这些姑娘大姐个个漂亮，举止轻佻，整天的亲密接触，耳鬓厮磨，害得他心猿意马，把持不住，夜里绮梦连连，魂销巫山。有趣的是他早上会对人说，而且一边说还一边咂咂嘴，一副回味无穷的样子。问他“昨晚上做梦和哪个”，他一张口，差点说了出来，连忙扪住嘴巴，把旁边的人笑得要死要活。
   赵子超是王力平的高中同届，他又有另一番曲折，总之是下放到了甘棠。不知怎的他就成了宣传队的副队长。可能是他的经历复杂，年纪又最大，他显得十分老练，成熟。可是我总觉得他的一举一动都象是刻意为之，稍嫌做作。在他的相对固定的笑容背后，还有另一张你看不清的脸。我当时隐隐感到这是一个颇具心计的人，一个内心隐藏了很多别人无法猜测、不可分享的秘念的人。他当副队长真是屈才了；他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宣传队特别是二团来的这群小家碧玉们。他身材高大，相貌俊雅，知识广博，谈吐风趣，从容不迫，举重若轻——后来我才得知，他不久前还是省革委委员。总之，他算是把那些没见过大世面的小妞们迷倒了。其实我也一度为之倾倒。我尤其惊讶于他对任何事都可以在微笑中说出一套道理，使我这个同姓的小老弟暗叹，什么时候我才能象他那样成熟啊！宣传队里唯一不是他的崇拜者的就是王力平。他给赵子超这位老同学的只有讥诮，从赵的言语到舞台表演，到他蹩脚的小提琴。而赵的回应则是他永远不变的微笑。
   不久，连我这个迟钝的人都发觉了赵子超与一个靖城漂亮小妞之间暗通款曲的迹象。赵是不露行迹，不动声色，但她却把什么都写在脸上了。她看着自己崇拜对象时的表情就象一个狂热的宗教徒在看着她的教主，两眼死盯着不动，漂亮的脸蛋一阵阵由红变白，由白变红，呼吸紧促，幸福的激动在她内心汹涌澎湃。可怜的小妞！这是她的初恋吗？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没有？我们不得而知。耳语私议之余，我们见过她似乎在哭泣，在同伴面前强颜欢笑。当事情好象已经结束时，我们只看见赵子超一如既往的从容，永远不变的微笑…
   那时省戏校有一部分学生到了怀化，上面的领导忽然想起这些人可以用来指导宣传队不是？于是我们这些知青又当了一回学生，而且是学生的学生。面对更为专业的人士，吴庆华的面容也变得凝重起来。我们学习“练功”，一边是云手、亮相、踺子、下腰、劈腿——老师作古正经教，我们作古正经学。虽说我们还算年轻，但练这种功本来都是5、6岁就开始的，所以叫“幼功”，我们练就太晚了。于是个个喊腰酸背痛。另一边是学习“文武场”，特别“武场”的锣鼓钞钹，什么“三击头”、“急急风”…各种内子都得搞清楚，还要配合得严丝合缝。我们这些业余的外行总算开了眼界，也来了兴趣。从那时起我喜欢上了京胡。就这样“苦练”了大约一个多月，居然有点象模象样了。
   于是我们开始排练大戏了，京剧“智取威虎山”片段！我们的“角儿”就要出场了！


    第一号是苏菜，演参谋长。这小子行吗？平时也没见过他唱京戏，还有那些程式化的动作、姿态，他会做吗？第二号是王继承，演杨子荣。他在我们排演的片段里戏份不多。其他的是：张宗岳演老常，华子演小常宝，梁放演李母，李勇奇谁演的忘记了。丑建成、蒋靖洲、马真茂演战士。
    第一场演出获得“巨大”的成功。没想到平时排练马马虎虎的苏菜，在正式演出时竟大放光彩，一段“朔风吹”荡气回肠，一些踱步、耸肩的小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整个演出节奏紧凑，有章有法，大开大合，气势非凡，把台下的民工震得张口结舌。当然也不是没有瑕疵，比如丑建成刚开始上台，应该说一句台词：“参谋长，老杨他们回来了！”但不知他为什么忽然紧张，一上来就说“老杨，参谋长他们回来了！”还有小豆子蒋靖洲上台要做一个“亮相”动作，他刚剃了个光头，帽子戴着太松，结果一“亮相”，脸是转过来了，帽子没转过来…
    宣传队受到了表扬。为了更好地发挥宣传队鼓励民工士气的作用，县指加强了领导，派了一位年轻的军人，县武装部参谋，县指副政委莫冬来当宣传队领导。
    莫冬身材高瘦，长着一副典型的两广面孔：深目高颧尖下颌。他应该只有二十六七岁的样子，很精神，也很严厉。他好象不是很看得起我们这些松松垮垮的小资，一来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他集合我们全体，操着广式普通话命令我们立正、向右看齐、稍息、再立正、向左转，跑步走！让我们在千丘田周围一下子跑了3000米！然后再集合，训话，大意是说，你们都要象军人一样，加强纪律性，每天要训练，出操，跑步等等。我们的脸全都黄了，心里纷纷叫苦不迭。
    在后来的日子里，莫冬和我们打成了一片。除了训练以外，他也会对我们的节目提点意见，对我们的乐器表现出好奇，并不是整天板着脸。时间一长，我们渐渐和他熟稔进而亲昵起来，赵子超和他接触最多，话题最广，而且总是笑咪咪的，一幅心领神会，推心置腹的样子。最后，我们终于坐到了莫冬的房间里，一起惊奇地欣赏着他有些得意地拿给我们的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同样长着两广面孔的年轻女人和一个她抱在怀里的一岁左右的小男孩。那是他在广州的妻儿。
    其实莫政委的主要使命并不是领导宣传队，而是抓典型。部队里当时的传统节目如树标兵立榜样等也移植到三线建设这个半军事化的舞台上来了。这是林副主席喜欢的工作方法。在和平时期，这项工作成就了多少野心家！我不想说莫政委是个野心家，但他恰好就是来做这种事的。如果他发现、挖掘出了典型人物，他也会名利双收。
而这个人物还真的出现了，她就是杨长秀。
    那个时候的花桥工地，土方工程量巨大，又没有或很少工程机械，几乎全靠手挖肩挑，翻斗车就算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民工日复一日的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只能悠着来。但是进度上不去，指挥部着急啊，又不能无限制的征调民工，国家没钱啊。在这个任务压头的关键时刻，有一个民工竟然在干了一天活以后，晚上一个人还偷偷上工地加班，这是什么思想？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多么有价值的榜样啊，这是多好的先进典型啊！她来得多么及时啊。当连队把杨长秀的事迹上报到团、到指挥部时，可以想象那些领导是多么激动，简直就是如获至宝。雷厉风行是部队的优良传统，一道道命令即刻发出：马上组织先进事迹报告会，到各连队各营各团巡回报告，由张政委莫政委负责组织宣传，材料由莫政委整理上报到分指。
    接下来的事情真让我们感动。我们第一次看见杨长秀登台做报告，就从心里发出感叹，哦，这就是杨长秀，这不是个美女吗。的确，杨长秀生得很美，饱满的额头，挺直的鼻梁，丰满的嘴唇，红润的脸色，一双长眉下面的大眼睛，灵动而有神采，一米六以上的身材，也比众多的山区姐妹高大得多。她浑身透着一股勃勃的生气，一种健康的美。如果她长在美国，她应该去做NBA的拉拉队员。
    她发言了，毫无惧色，出口成章，不打草稿，用的是不太纯粹的靖县街上话。她的嗓音洪亮，我想她在铺口肯定是个山歌好手。“各位领导们，各位民兵战友们，你们好，我是杨长秀。”这是她的开场白。“我没做什么事，我这个人就是坐不住，闲起没得味。我的未婚妻（原话，哄堂大笑）老是讲我。他参军去嘎。”她流畅地说着，快乐地说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她的语言自然生动，幽默诙谐，“我的衣服挂烂嘎，我自家补起一看，象个箩筐边（哄堂大笑），丑死嘎啦（哄堂大笑）。”她的报告引起了轰动，一时间，花桥无处不谈论杨长秀。有真正佩服她的，有崇拜她的，也有羡慕她那个“未婚妻”的，她成了无数民工的梦中情人。民工们的劳动热情就这样被刺激起来，一个学习杨长秀的运动就这样被发动起来。
    再接下来的事情很多人都没想到，杨长秀的报告会扩大到了黔阳分指以至省指，她成了全三线的标兵，她入了党，当上了地区党委委员，经常乘飞机到处演讲，全三线都需要她来刺激劳动热情，她成了一个超级宝贝。
现在来看这件事，在当时那个政治挂帅的癫狂年代里是再正常不过了。人们对杨长秀一步登天的情况，大多是艳羡不已而鲜有持批判态度的，除非是嫉妒。
    在这颗政治明星冉冉升起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自始至终在她的身边，帮她整理讲话稿，帮她把原本朴素的感情升华到政治的高度——这本身就是一个难度极高的游戏，需要窥测，需要把握，具有风险，但这个人做到了。他就是莫冬。
    作为宣传队，我们毫无疑问也参与了这个过程。那时我们接到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把杨长秀的事迹搬到舞台上。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编创小组，其中有我、马笑天、王力平等。我们硬着头皮干了起来，收集材料，编写剧本，谱写音乐等。这是一桩大家都不想干但不得不干的苦差事，苦就苦在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升华。
    煎熬了一个多月，总算搞出来一个不象样的东西，于是排练，演出，过日子，直到杨长秀和莫冬载誉归来。于是我们就有了和他们同台“演出”的幸运。
    当然，首先是杨长秀的演讲（早就不叫报告了），然后才是文艺节目。几个月不见，我发现杨长秀变了很多，第一眼就觉得她的脸上失去了原来的红润，变得苍白，目光也没有原先那样充满灵气，而是有点呆滞。她在台前讲话，莫冬就在台侧紧紧地盯着她，一脸的关注和紧张。杨长秀的演讲内容也变了，政治词汇多了，原来生动活泼的语言消失了——不，也没有完全消失，但已感觉不到那种鲜活的味道了。她就是在背诵，机械地，咬文嚼字地在背诵。这是怎么回事？我疑惑不已。一次次的演讲重复着，我看到她的脸部肌肉在扭曲，在颤抖，而她在极力控制着。在另一侧，莫冬呆呆站着，浓眉紧锁，嘴唇紧闭，脸色发青，仿佛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是只有他们两人知道，而别人无从知晓的。终于有一天，骇人的事情发生了，杨长秀在演讲现场，在台上晕倒了…
    生活在继续。九十月份以后，宣传队的演出逐渐减少了，为了加快进度，最后大家分散回到各自的连队里干活。此时宣传队也已经走了一部分人员，包括赵子超、刘捷之、张宗岳、文济湘、王继承、吴庆华还有靖城的几个人等。有的是招工走的，有的是自己走的，也有的是被迫离去的。宣传队散了，但队员的情谊没有散。张宗岳招工后，接连给我们写了好几封信，言辞中充满了不舍的战友情怀，令人感动不已。赵子超走的时候，给我们每人留下了他的相片，那是一张两寸的个人像，上面的他貌若潘安，神情严肃。其实我不知道潘安长什么样，这样说只表示承认他是个真正的美男子，但并不是一个花花公子。
    “吴庆华明天就要走了，”我在日记中写道，“她终于选定了回家治病。她的想在铁路上挣得一个前程的打算，随着她的离去而成为泡影。尽管她深深地感到惋惜，但生活中的愉快却可以使她暂时忘却生活中的忧愁。她的走使我失去了一个合适的交谈者。在她那里，我消磨了很多的时光，喜则大笑，怒则大骂，她算是能理解我的心情的。…”靖城的莺莺燕燕们也走了。当她们离去的时候，我忽然感到不舍，我对她们的偏见早已被时间冲淡，我觉得她们都是很可爱的人。
    在连队，我有一种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感觉。每天和农民在一起没有任何压力，一起抽旱烟，一起讲痞话，一起流大汗，一起醉大酒，感到一年来从未有过的畅快。那一段时间有很多关于招工招生的消息，搅得知青们心里七上八下，但我很坦然，因为我知道没我的份。
    工程终于竣工了。铺轨的那天，成千上万的民工都排列在整齐而看不到首尾的路基两旁。高大的铺轨车来了，人们激动地欢呼着，簇拥着，看着铺轨车的两侧伸出一根根崭新锃亮的钢轨，缓缓地落在枕木上，铁路工人在后面紧紧跟随，挥动着大锤，把七八寸长的道钉一颗颗锤实。这是靖县民工真正的盛大的节日。辛苦一年，终于看到自己劳动的成果。在那一瞬间，所有的不快，所有的恩怨，全部都被淹没在欢乐的海洋之中。
    告别的日子到了。人们挤在那种加长的罗马车上，它的车厢板如同栅栏。车启动了，人们挥着手，激动地喊着：“再见了，花桥，再见了！”汽车经过一处处昔日熟悉的工地，这儿是龙坳山，这儿是中桥，这儿是跨线桥…曾经多少个日夜，我们在这里挥汗如雨，今天到底离开了，永远离开了！
    我对着静默的群山投下了最后的一瞥。
    一个月多后的一天，我和几个宣传队的知青来到靖县武装部。我们是想见见莫政委，可是没有见到他。倒是张政委很高兴地接待了我们。寒暄过后，他仿佛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消息：莫冬已被双开——开除党籍和军籍。
    其实我们不知道或不能肯定他和杨长秀两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这样的结果和当初的状况实在是反差太大了。我的脑子里闪过莫冬给我们看的照片：贤美的妻子，可爱的儿子，他回去怎么面对妻儿？怎么面对父母？她又怎么面对服役的“未婚妻”，面对可怕的俗世的诛伐？
    我们想到，他为之努力的工作，抓先进典型，还有我们的工作，在舞台上宣扬典型，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觉得，心里有某些东西在塌陷。
    我们并不知道的是，早在几个月前，在中国，一个巨大的坍塌事件已然发生。
    我们慢慢走出武装部大门，在料峭的寒风中，我们伫立良久，然后握手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