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乐老师
我没有进过学校,我讲的音乐老师是工人合唱团的音乐老师。他姓曾,我不忍提起他的名字。小时候我崇敬很多人,曾老师就是一个。他是音乐家。不过等到我结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靠制作人类骨骼标本为生的人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在一家工厂当学徒,很喜欢唱歌演戏的,参加过省工人合唱团这类的组织,曾老师作为音乐家,常常来辅导我们。他有名,人也精致,又正好有几支歌被我们满崇拜地唱着。所以他就是大人物。后来晓得他还是一个进步音乐工作者,地下的时候写过骂反动派的歌,组织过迎接解放的群众活动;土改中有支歌鼓舞过千千万万闹翻身的农民。这就更坚定了我对他的敬意。 我不懂音乐,只是爱唱歌。跟我在同一合唱团的师兄好象比我懂,晚上在宿舍里夸他哪段过门写得好,哪段和声配得好,随口就哩哩弄弄地哼。我觉得挺带劲。于是也试图去发掘他的音乐的精妙处,好去奉承他,好去充内行,跟他交个朋友。可是我没成功。我能说的人家都说了,是人家说了才学舌的,所以讨不得他半句话。 每当他来,我尽量突出我的音乐天才以求他另眼相看,求他引我为知音。谁知他根本不理我,这就使他更显得高大,更值得我攀附。有一次他走出工人合唱团的活动室,潇洒多姿的呢大衣从我脸上拂过去,那感受就跟成年后女朋友的头发从我脸上拂过去一样。我多少有点委屈,恨他不识人才。直到今天,在认真回忆他的此刻,才想到怪不得他。那时我不过十二三岁,一个快要三十岁的艺术家,怎么会把一个自命不凡的小鬼放在眼里呢。 他皮肤白皙,戴一副金丝眼镜。话不多。走起路来看得出急躁,总是一脚碰在凳脚上一头砸在门框上。当时的省工人合唱团素质还不错,他很是乐意来辅导的。只在他指挥我们的时候才能见到他的微笑,只在他跟我们一起唱的时候才觉得他是可亲的。他总是要求我们唱出力量唱出希望,要把新中国的朝气唱出来。 有一次他终于注意到我了。我在大合唱时唱得出人头地。演出完后他把我拉到一边说,合唱不是独唱,要服从于整体,不能突出个人,要通过群体来表现。说完他就走了。临走时他把大衣往身上一披,那风度,那派头,令我几十年梦寐求之一件相同的大衣而不得。如今我买得起一件大衣了,可已失去配得上它的风采。背驼了顶秃了,终此生不打算穿那样神气的大衣了。 后来离开了工人合唱团。我想是在那每天晚上要开两个会的岁月,是在那不开会就加班的岁月。当然把他忘了。这时的工人业余文艺活动也不象早先的那样诚挚、热烈。所有的文化活动慢慢带上一层曖眛色彩。就是不加班不开会,我也会知趣不再参加。
一九五六年夏天,有人送我一张音乐会的入场券。记得是一个胖乎乎圆滚滚的妹子。我这才知道他原来可以指挥庞大的乐团。曲目单上介绍他还喝过海水,在巴黎先学舞蹈后学音乐,这使我觉得原先对他的崇拜还是稚气十足的。他一出场,我就向旁边的女朋友炫耀我早就认识他,还跟他说过话。我虚构了我和他促膝交谈的场面。我的女朋友马上把脸蛋兴奋得更加圆滚了些。透明的天幕深远而魅惑,音乐使我忘记了身边那样可爱的人。我终场沉浸在有些惆怅又有些亢奋的情绪里。我觉得他给我的启发是不止于美感的。 以后好几年没有见过他,以后有人用矿石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听到他的作品在维也纳演奏。在维也纳!吓死人的。我们只敢悄悄地传。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多少热忱关心这些事了。
等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已是站在城外的一座荒丘上举着一把半损的锄头。这把锄头不知怎么地卡进一口棺材的缝隙里了。我撬了几撬,立即冲出令人作呕的恶臭。近旁的土夫子们掩鼻跑开。最大惊小怪的是女夫子们,她们把锄头扁担一撂边跑边叫:“唉哟,我都要晕了!”土方队长(也就是包工头)贺驼子走过来,在一个从他身边跑开去的女人屁股上拍了一掌。“叫什么,比你男人狐狸骚还难闻呐!”他近前棺材看了看,说到:“把酒癫子喊来,等他来收拾。”那口吻特别权威。 不等人去喊,叫酒癫子的人已经闻风来了。他饶有兴趣地绕棺三匝,同时请几个夫子(也包括我)帮忙把棺材挖出来。我一眼认出来此人就是曾老师。一点没有惊诧,他落到这步田地我马上就有一个解释。我已认识不少落魄读书人。那件曾使我羡慕不已的大衣如今残败失色,金丝眼镜有一边是用麻绳挂在耳后的。胡须很长,一副邋遢像。还有用袖口拭口水这样算不得文雅的动作。这回应该有机会真正跟他促膝谈心了。但我没有急功近利仓促去攀交情,只是替他卖命地挖;当然也纳闷他对死人的兴趣。
在我们下力的时候他席地而坐,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二两装的扁酒瓶。他身边有一只麻袋和一把小钉耙。这回他用真正欣赏的眼光看着我了。其他人都坐在锄头把上休息,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撬棺材盖。 这是一副强壮的骨骼,下半身没腐烂完,臭气就是这些腐肉散发出来的。他跑到棺材边仔细察看指骨,这又使我纳闷。我没有冒昧问他,只觉得他仿佛沉溺于一个非常固执的梦境里。他露出苦笑,懒洋洋地收拾骨头。很不满意地把骨头扔进麻布袋。
我注意到每当工地上先天挖出了棺材或者当天要挖掘古墓,曾老师就会悄然来到工地上。他远远独坐树荫下喝酒,有时拿着树枝古里古怪挥舞着。在不是贺驼子的工地上要是出土了骨头,因为人不熟,他会耐心等到收工。他会在暮色苍茫中甚至深夜行动。有一次隔壁的工地挖出了一个墓葬群,那里白骨嶙峋,他在深夜不辞劳苦地左挑右拣,曾使撞见他的附近菜农大队的支部书记直打摆子三天。
不久我就知道了,曾老师能这样准确来到工地,都是贺驼子通风报信。 贺驼子是个侏儒,却是个卓绝的土方队长。如何笼络施工员如何软硬兼施自不在话下,他的拿手戏是会做一手绝妙假垛子。基建工地上的土垛子是计量土夫子们劳动的标尺。要想给属下提高收入,有必要加高垛子。贺驼子做的假垛子天衣无缝。(土垛子相当于Z轴,与X轴、Y轴定义的平面结合起来就算出土方量。平面很大,土垛子加高一点点可多拿好多钱)。 我刚来土方队的时候不喜欢驼子,都说土方队长是喝血的。慢慢地觉得他还好,还不见得怎样地心狠手辣。他高不过冬瓜,说起话来偏是盛气凌人的。“我不吓了你,老子楼上住的都是音乐家。”我这就知道,原来曾老师是他的房客。 一日驼子在工地上置酒豪饮。男男女女没大没小的端着泥巴碗你一口我一口。我坐扁担上发痴,空空地看天看地。后来,我起身去捉螳螂,看见曾老师在那里数蚂蚁。我带半瓶酒过去,才知他不是在数而是在跟踪。我装出对蚂蚁有跟他相同的兴趣,跟随蚂蚁跑了好长一段路。最后蚂蚁列队钻进一座坟墓里去了。那里有一个很隐蔽的洞,他扒开碎石杂草,说道:“这可能是盗墓贼留下的入口。”说着又把它掩蔽起来。他走上来靠墓碑坐下,喝着我带的酒,重复着工地上打夯的号子。那旋律极单调,不过他重复几遍后就有了发展,开始变奏。我认为他发挥得非常好。 他简直跟从前一样没把我放在眼里。 我有了好主意,哼一支他的歌。这招灵,他闪亮眼睛瞧我。我边哼歌边装着看蚂蚁。不料他竟没再理我,突然起身就走,差点被一个树桩绊倒在地。我赶忙扶他,边走边说,说他曾经是我们的辅导老师。他却尴尬。我敏感到可能是我(过去的)领导阶级身份作祟,便从容告诉他我已经不再是工人,是道道地地的土夫子。我很老实地说,倒没有被打成什么份子,只是看到单位里有挖掘不尽的坏人,生怕自己迟早有一天会被挖掘出来,便毅然弃职出走。这当然是神经脆弱的表现。不过现在我的同事们正在同一面旗帜下相互打得头破血流,倒也不后悔当初丢掉了铁饭碗。他明显亲热些,把手放到我肩上下个陡坡。我没有久纠缠他,回工地做事去。我认为这些人虽然背时逆运,都还有本原的怪脾气。我的策略是慢慢接近他。
曾老师终于邀我喝早茶了.我每次都象赴什么盛会一样,早早起床赶到城边一家离他住处不远的茶馆与他晤面。往往驼子在场,往往是那些老茶客。到贺驼子家里坐过几回,却不蒙邀请上楼,曾老师只在楼下假驼子“一方宝地”接待我。驼子老婆有点神经质,听到厨房里哧哧的声音,高喊“骨头开了,骨头开了”。她闪着一对大奶子,把一盆排骨汤端到桌上来。 我当然已经知道曾老师现在赖以为生的手艺是制作人类骨骼标本,贺驼子还是从地上捡了几张过期的合同给我看。“你看,他就吃这个。”这些合同每张除数量参差外其他内容都是相同的:名称——人类骨骼标本;规格——常人高;材料——真骨。或者是:名称——分离头骨标本;规格——常人头骨;材料——真骨。难怪他麻袋里颅骨总是多一些。 他每早跟驼子同赴茶馆,两人很默契地找个僻静角落坐下。叫竹篙的堂倌过来,隔一张方桌把滚烫的开水沏入两只积满茶釉的空杯,遂将铜壶一收,极利索。驼子就在这时侯向他提供有关迁坟徙墓的情报。告诉他某坟无主,某坟不能动,或者工地上挖出了多少口棺材。曾老师并不专心听,闭上眼睛象睡着了;忽然睁开眼,赶紧为东吃包子。 有个叫海爹的茶客,天天贩卖南门外闹鬼的新闻。他有声有色,情节离奇。每讲到关节处,便缓缓昂起屁股说:“等我拿盘包子来。”海爹刁钻精细,兑开水拿包子是他代劳的时候多,不论排好长的队,钻进去摸起就走,端到桌子上偶尔多两个一个的。他拣两个包子,一糖一菜,去包子肚子上各咬一口,再合拢压扁,精心捏出荷叶边来,(这是关于包子的老牌吃法)。随着他牙关节的纵横捭阖,吐出蓬蓬热气,一颗露珠大小的鼻涕沾他髭上发光。“我满舅子那天上山砍柴,亲自看见那鬼从坟里拱出来。”他说着,侃侃罗列出十数条证据。遇上冥顽不灵的,把头一扭,半天不齿那人。他强调:“老子几十岁了,会诌胡说?还有鬼的鬼,影子的影子。魍魉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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