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知青通过招工及转点,大队只留下少得可怜的几个知青,招工无望的我们只得做留守准备,安家江永。当时安下心来自学手艺及拜师学艺的知青大有人在,我们两口子也通过自学裁缝获取了一个谋生的门道。当时由于村大人口多,社员缝制衣服都需到大集镇——桃川或粗石江缝制。有此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之手艺逐步精湛,生活基本无忧,年尾还略有盈余,而缝制衣服的最佳季节是在冬天或平时的婚庆,布都是收摘棉花后自纺的粗布,所以上半年有很多空余时间,心血来潮之下到桃川镇买了条小猪来养,当时落成后的知青屋大部分都空着,随便找一间便成了我的猪圈。
每年生产队分的薯藤、红薯以及自己的米糠便成了我的猪饲料,田里摘猪菜、下河捞丝草便成了我的日常工作。在饲养的过程中,随着猪的长大,越来越感到饲料成了大问题,最后只得把拦门打开,让猪到处流窜,好在知青屋就起在村旁的槐木园边,让猪找到一个自寻食物的好地方。幸亏当时民风好,不存在丢猪的问题,收红薯的季节过完之后,红薯也喂完了,实在无食物来源了,只得商量如何处理,杀了它是唯一的选择——一了百了。
11月末的一天,找来知青老贺及社员玉崽、玉贵帮忙杀猪。清晨,我起来烧水,玉崽带来楼梯及大木盆,水烧开后,4人将猪抬往楼梯上,操刀的玉崽捉住猪耳,我捉住猪的双后腿,老贺按住猪身,玉崽一刀下去,只见猪双腿一蹬,我倒退几步,差点坐在地上,说时迟,哪时快,知青老贺猛扑过来,斜靠猪后身,双手用力捉住两腿,用黄继光堵枪眼的姿态避免了猪流着血到处跑,最后毙地的惨剧。平安的杀完后,剩下的褪毛、开膛破肚就是两个社员的事了,我们就打打下手,处理完整条猪已是8点多钟了。过称后还有100多斤净重,早饭后骑上两辆单车,往广西龙虎关赶。
因为到得早,找了一个好的档口,开始了我平生的第一次卖肉,因养的猪是典型的“瘦肉”型猪,当年无肥膘的猪是绝不好卖的,直到10点才卖了几斤肉,心中不免暗暗着急,马上用卖肉的备用方案——由知青老贺骑单车赶往25里外的加会(都是同一天赶场)询问行情。那年都无手机,只得凭笨办法,靠劳力获取信息。来回50里路,加之问行情,12点就赶回来了并告知好消息,加会的猪特别少,他离开的时候只剩下两条猪在卖,我们立马转移阵地,赶到加会不到2点,正在散场,猪肉市场已无肉可卖,安顿后只可惜我们当时价格还略微叫低了点,一刀下去就收不了场,三下五除二,一会儿工夫,一条猪卖的干干净净,算账下来多卖了近20块钱,那个高兴劲无法形容。
回来后,为庆祝我们的收获,买上两斤当时江永酒厂出的红薯干加金钢蔸酿造的昏头大曲(因那个年代无米酿酒),知青老贺及几个社员饱逮一顿,最后一醉方休。第二天听老婆讲,一向刚强的我酒醉后哭得昏天黑地,不知是想到我们家6口人分成4个地方,还是看见我父亲每天带着白符号在扫街、还是在回想我的辛酸,我不清楚,我想经过那个年代的知青一定会知道我为什么而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