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1# 老革命薛蟠
老革命的文章勾起了我惨痛的回忆
我挨斗与游街。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从此在中华大地燃起了邪恶的文化大革命之火，全国都陷入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之中。
乔口地区虽是农村小镇也不例外，天天是红旗招展罗鼓掀天，天天抓人斗人，而且动不动就是召开揪斗 “阶级敌人”的万人大会。这些“阶级敌人”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教师首当其冲。
当时我因爱好文学、档案中有六一年市委形势座谈会上“攻击过三面红旗”的言论，早已被鱼场当作“小邓拓”被斗了几次。只是还未上万人大会斗争台。但我心中一直惊恐不安。
是祸躲不脱，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一九六八年的某天下午，我和鱼场全体员工被通知参加乔口地区揪斗“阶级敌人”的万人大会。
一走进设在万寿宫古庙戏台的主会场，（其他大礼堂设了几处分会场，大喇叭安装在街上大吼大叫）气氛极为紧张，基干民兵押着十几个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被剃了半边头的教师跪在台前，口号声震耳欲聋，一台闹钟放在麦克风前，嘀达嘀达的声音通过播音器扩大后像摧命一样一声声捶在我的心坎上，主持批斗会的乔口地区工宣队周队长大声疾呼：“乔口地区阶级斗争的盖子还远末揭开，今天揪出来斗的还只是一些浮头鱼、死鱼，更多的阶级敌人还坐在你们中间，例如乔口鱼场的刘志恒，从六—年以来—直书写反动诗词，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丑化毛主席，这个人出身于反革命家庭，他祖父是国民党伪军官，他祖父的右臂上还刺有兰色的“反共”二字”。
工宣队的周队长把闹钟更移近麦克风，在嘀达嘀达追命的钟声中大声喝问：“乔口鱼场的刘志恒来了没有，限他三分钟内跪到台上来向人民认罪。”
当时我被吓呆了，真想钻地三尺，在一片震耳的口号声中我被朦朦地揪上了台，上台后我不肯跪，不知谁在后腿处狠踢了一脚而跪下了。
我的祖父是“伪军官”？右臂刻有“反共”二字？这是我闻所未闻的惊天劈雳。我只依希记得祖父年轻时曾吃粮当兵，曾是彭德怀的贴身勤务兵，曾随彭德怀—道起义，后在—次行军时被竹签刺穿脚背跟不上队伍而回家养伤，彭德怀还来看望过我的祖父并留下两块银元给祖父养伤，祖父用这两块银元在乡下开了一家小饭店养家糊口再也没有出来革命了。这难道算是“伪军官”吗？
我也依稀看见过祖父右手臂上是刺有一排兰色的字，因年代久远根本看不清，我从没问过刺的是什么字，工宣队怎么知道是“反共”二字？如果真是如周队长所说，我的这一生就真的完了。
当天晚上，我从监管中找机会写了封信托人带给了父亲，询问祖父右臂刺的是些什么兰字。第三天我的父亲就匆匆赶来鱼场，并找到工宣队周队长说明了祖父手上一排兰字的来历。
原来，我祖父年轻时也很苦，祖父有个姐姐，姐弟两人相依为命，但因为没吃没穿养不活，我祖父那尚未成年的八岁姐姐被迫卖给一彭姓人家做童养媳，因姐弟情深不忍分离，我祖父的姐姐用针蘸墨在祖父右手臂上刺上一排兰字，这排兰字只是我祖父姐姐的年庚生月。我父亲还向工宣队提供了彭性人家的详细地址。没想到在万人大会上，祖父手上的兰字居然被当时的权威人物捏造并公开宣布为是“反共”二字。
这次万人大会后，尽管祖父问题澄清了，但对我的批斗却升级了，鱼场日日夜夜展开了批斗我的车轮战，有次是连续四天四晚，仃下生产、职工轮流来批斗我。
开始我还极力申辩，见我不老实，而且又有不少知青和职工暗中同情我，鱼场采用了抛档案这恶毒的一招，将档案中当年有人搞“恶作剧”的 “漫画”和 “反动诗”贴出来，鱼场领导还逐一解说这些都是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和丑化毛主席的铁证。
（所谓反动诗是我十六岁过苦日子时写过一首：云锦飘然聚日边，雄心倾慕古先贤。满腹牢骚无人识，—身穷病有谁怜。常向书中寻知己，每从被里觅诗篇。春花秋风勤耕作，自有风云绕笔尖。）
这激发了人们阶级斗争狂热，一些“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们纷纷上台来声泪俱下地控诉我，说我想变天，想让他们吃二遍苦；一些想火线入党的积极分子更是围上来揪头发、拳打脚踢。
我强硬不屈，再三申辩写的诗只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的言志诗，更没有丑化毛主席，那张漫画只是和同学周耀开玩笑画的，因为周下颌也有一颗大肉痣，而且纸边上明明白白还标有一个草写的 字。（被分析为反写的“毛”字。）
鱼场领导见这么强的火力还斗不垮我，竟策划了一场更大的诬陷，由驻场的干部出面，在会上竟无中生有的宣布，说我不但有反革命的思想和言论，还有具体的反革命行动，说经长沙市公安机关立案查证，我组织了“反革命组织”、有电台、有枪、印发散布过反革命传单。（全是吓人的凭空捏造）
这些人捆往我的双手悬空反扯上屋梁，对我拳打脚踢，强逼我交待莫须有的反革命纲领、反动组识、电台、枪和反革命同伙。斗争进一步升温了，一些同情我的知青和同事因不明真像而不得不和我划清界线。
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而且这一切都是以党组识的名义进行的，我百口难辩。在这—刻也难熬的肉体巨痛和无望的精神压力下，—天中午，我写下“我不是反革命，我热爱毛主席热爱党，请党查清我短短的一生”的遗书，砸开被钉死的窗户，冲到井边一头栽入了十几米的深井中。其后就晕过去了。
我被知青从井里抡救上来后，鱼场领导说我是畏罪自杀，是用死来威协党组织。他们毫无人性地又将刚从井里捞出来冻得浑身还在颤抖的我押上了斗争台，又斗了两天，除了他们歇斯底里的狂吼和拳脚交加之外，捞不到我半句口供，我也暗下决心，咬牙顶住，我相信不死终有还我清白之日。
因斗不出什么名堂，鱼场领导只好宣布我为“现行反革命份子”，帽子拿在群众手上，交群众监管。从此我失去了一切自由。
进入一九七O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了，我又在劫难逃。我被当作 “阶级敌人”，又陷入了无休止的大会批小会斗。
在乔口地区，我参加过以我为主或参与陪斗的万人大会十几次。毛主席每发表一项新的最高指示，下面就闻风而动往阶级斗争上靠，外面一敲罗打鼓，我就要作好上台挨斗的准备。毛主席发表一首“冻死苍蝇未足奇”的诗，下面庆祝了三天。我又被斗个半死。
最恶毒的—次是：一九七O年三月七日，乔口地区领导又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斗我，因我一直拒不承认反革命之罪，他们明知我妻莲莲接近临产，却在开万人大会的头天晚上派人来长沙城里抓待产的莲莲下乡陪斗，派来的人就住在我家里，我父母迫于压力也只好含泪清好衣物准备让莲莲天亮就坐船下乡陪斗，意想不到的是当晚莲莲临产发作了，而且是难产，婴儿先生出来的是—只脚，我的母亲只好卸下一块门板，邀抓莲莲的人一道抬着莲莲跑步送到了医院，是儿子的诞生才让莲莲躲过了这场生死之劫，如果婴儿迟出生几个小时，莲莲被他们抓了下乡陪斗，后果真不堪设想。
一九七O年四月，因我态度顽抗，拒不承认所谓“反革命”之罪，在一次万人大会上批斗后，我被作为 “现行反革命”宣布正式逮扑。
我入冤狱后，莲莲不但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更承受了难熬的生活压力，当地因她母子三人是“反革命家属”而不供应其口粮，常常母子三人数月不见一粒米，仅以白萝卜和红薯充饥，幸有当地村民亲友济助才熬过来。
曾记得，有位不太相识王姓村民一次就给莲莲送来一千斤耦煤；我有位老同学也自已省吃俭用常常资助莲莲钱粮-----
当时大家都是在穷困中挣扎啊，我永远忘不了这些患难中相助的村民和朋友。
我入冤狱之后，服“法”而不认罪，我上诉了百余次，均石沉大海，莲莲更是拖儿带女一次次到省.市委、到省军区喊冤告状，甚至向党中央、向国务院、向中央文革写了几十份申诉信，当然也末见任何部门有何答复。
我被扑后，当即押送到长沙潘家坪县看守所。押进阴森森铁门后，十几个新进的犯人在阴暗的过道里,面对墙璧跪下，一个个搜完身后，菅教干部将每个犯人的裤带鞋带及一切钱物都收走了。随后是交待监规。
监房不大，阴暗潮湿，靠墙一排木板搭的统铺，犯人像摆咸鱼一样一个紧挨—个睡，每人占地不足—市尺，想翻身得同时翻，至于伙食，一菜一汤，菜以老白菜为主、汤主要是黑沉沉的酸菜汤、饭是从未见过的黄中夹白的霉米，经常在吃之前要仔细地选一阵饭里蒸熟了的小白虫，而且每人每餐只一小钵（二两米），当时也有犯人抗议饭菜有砂子布巾和霉块小虫，但马上被铐了起来，管教干部在门外高喊：“这里是监狱，不是叫你们来享福的，谁不老实改造，决没有好下场”。
当年正值一打三反，天天抓人，不但监狱人满为患，连监狱的武装看守都请了不少临时工（民兵）充任。这些临时看守大多来自农村，可能没经什么培训，常常在过道里大呼小叫，遇上犯人中有老乡熟人还避开其他看守聊上一阵，甚至帮忙递个纸条之类。当时的看守所热闹非凡，耳中时刻是看守手上锁匙的叮当声和牢门铁碰铁的哐谰声及犯人的哭叫声，虽有点令人心惊肉跳，但决不寂寞。
当时最大的事就是盼提审，我以为看守所是国家专政机关总不会无知地无限上纲。然而，我想错了，我太高估了他们。在后来的提审中，我反复申明我对党对毛主席是热爱的。我当庭向法官递交了在狱中写的入党申请书。我指出仅凭与同学开玩笑，下颌上画有一点痣就说是丑化毛主席光辉形象，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大丑化。我反复提供了与我互画过漫画的同学名叫周耀，是当年我在长沙民办中华美术学校的同学，周下颌的确长有一颗大黑痣，而且漫画的边上还明明白白地草写了一个“周”（ ）字，而办案人员却分析这个草写的“ ” 字正是个反写的“毛”字，是反毛主席的铁证。还说什么即算对同学丑画也是犯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为中国的公安、政法、甚至法律不得不感到惊叹！悲哀！绝望。
第二次提审时，法官只问我还有什么要讲的，我气愤地说，“我想不到你们无限上纲的水平这么高，你们是资产阶级专政，是法西斯专政，我相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从此再没人来提审了。几个月后我被押赴青峰山召开万人大会宣判，判决书上写着：“刘犯自一九六一年以来书写反动诗词，丑化，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像，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恶毒攻击党、攻击三面红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扑后态度顽抗，在监内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大概我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对社会并无危害吧！政法机关特别开恩，将我押交我下放地望城县乔口鱼场监外执行。从此我的身份从“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下乡知青变成了在押犯“现行反革命”了，
在监外执行期间还发生过—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为了配合阶级斗争的需要，乔口地区组织过一次以我为主要对象的阶级敌人大型游斗，我被戴上一尺多高的尖顶白纸高帽、上写着“现行反革命份子刘志恒”，划上红X、反绑双手、在一千多人的簇拥下游街批斗，乔口小镇像过节样热闹非凡，各乡各村的人也动员来了，一路上，打倒反革命份子的口号声一阵接一阵，当游到人最多的街中心时，我也钻空子高呼一声“打倒谭XX（乔口渔场书记）”，毫无思想准备的人群也跟着我振臂高呼“打倒谭XX”, 连谭XX自已也举了手高喊“打倒谭XX。”随之一阵大笑，谭书记气极败坏，几个积极份子冲上来揪住我的头发拳打脚踢，人群中却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人群中议论纷纷，有人说这个反革命真不知死活，这样一边斗他，他还敢高喊打倒谭书记；也有人说他真有骨气，有勇气，他敢这样喊说明他不是反革命；还有村民往我的口袋里塞钱塞烟，现场乱成一团。我被匆忙押回鱼场了。这次游斗就此流产了，从此我再也没享受过这种土豪劣绅的戴高帽游斗待遇了。
一九七一年春，县委书记周世华来乔口鱼场视察，谭书记等人向县委周书记反映了我不认罪不服改造的种种“劣迹”，县委周书记当即指示将我收监，几位知青和同事从鱼场积极份子口中打听到将我收监的具体日期后，纷纷向我通风报信，都一再劝我快跑，还有同事硬塞给我钱和粮票。
我谢绝了知青和同事的好意，跑，当然可以躲开苦难，我也相信这个国家这个党不会一直这么烂下去，人民总有重见光明之日。但是，跑、不是正好被人说是畏罪潜逃吗？我无罪所以也无畏。我决定不跑。
收监前一夜，我通宵未睡，当时我孤身一人住在湖堤上一间守湖棚里，周围很远都没有人，连狗都没一只，要跑完全不费力，我点燃一堆火，把所有衣服翻出来洗净烤干，把被包捆好，坐等天明，准备迎接更艰苦的狂风恶浪。
未等天明，凌晨四点左右，几个民兵来了，这都是阶级斗争中正争取火线入党的积极份子，他们如狼似虎把我五花大绑，他们见我被包都捆好了，问我是不是想跑，我说要跑我早跑了，我无罪要跑什么，我相信历史终将证明我无罪。我收拾行李等你们好久了。他们问我怎么知道会收监的，我说县委周书记一来就想到会收监了，如果这一点都想不到，还能适应这斗争环境吗？
押送我上路的是鱼场两位基干民兵，我戴着鱼场自制的土手铐徒步上路了，目的地是长沙市看守所。
一到长沙城，我左顾右盼，长沙啊！我爱你、我日夜想你，下乡几年，想不到我今日戴着手铐回来了。
我更想家，想我白发苍苍的老祖父、想含辛茹苦的父母亲、想刚刚成年并受连累而下乡了的弟弟妹妹。过去就是死刑犯临刑还能见上亲人一面，我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见到亲人们。
我再三哀求押送的人押我到家门口见上亲人一面。他们都没作声，我知道他们内心是同情我的，但残酷的阶级斗争使他们不敢。我再三苦求，终于人性战胜了“阶级斗争”理性，他们也流泪了。他们解开我的手铐，把我带进一家离家不远的茶馆，一个民兵看守着我，一个民兵去我家喊我的亲人来见面。
可惜，我的家中只有老祖父在家，白发苍苍的老祖父闻讯泪流满面，连门也不关就跌跌撞撞来了，祖孙两人抱头痛哭。
祖父在身上左翻右寻才找出皱巴巴的一角钱, 买了两个馒头塞在我手里。泪眼相看泪眼，无奈的祖父眼巴巴地看着我被民兵押走了。
这生离死别的凄惨情景是我与祖父见上的最后一面，不久，我敬爱的老祖父在思念与痛苦中与世长辞了。
节选自我写的《进城六十周年记 》http://asd320320320.blog.163.com/blog/static/1993870520091130281185/ | 
发表于 2011-11-11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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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12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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