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慈母(韩辛)

怀念慈母

韩辛

今天是我六十一周岁生日。人到老年，格外怀旧，思亲思乡，亦有同感。此时此刻，不由我又想起生我养我的慈母——一个曾经被众多知青们亲切尊称的“阳妈”。确实，我的慈母是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东方女性。

慈母离别我们已近五载，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尤其是逢年过节全家大团聚之时，我就不由自主、万分伤感地回想起可亲可敬的慈母。只要我一闭上眼睛，慈母生前那饱经风霜却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特别是苦命的大妹天凤，只要言及慈母，总是未曾开言泪先淋，泣不成声皆悲容。我们几兄妹也都是声音哽咽，悲情难抑。年逾八旬的老父亲便是老泪纵横，深深沉思，低头不语。

慈母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是担惊受怕的一生，更是辛勤劳作的一生。

慈母名叫符凤初，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生于原湘潭县花桥公社柏塘大队花庙湾。祖辈都是老实本份的农民，家境贫寒。自幼父母双亡，兄弟姊妹五人，慈母排行老二，她上有一个哥哥，可惜他未成年便夭折。下有俩个妹妹和一个四肢残疾的弟弟。慈母事实上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家中的“老大”，更是一个顶梁柱。俗话说：“长兄当父，长嫂为母”，慈母却是集“父”、“母”于一身的家庭支柱。她过早地经受了生活的磨炼，正应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句至理名言。

慈母是不满十四岁时，到南岳看妹妹——我的大姨妈符祝英，当年大姨“嫁”给了南岳东街3号“康家米行”康华月为“妻”。我母亲在康家走过几次之后，经亲人说媒，便“嫁”给康家抚子又是继子的我的父亲——唐未之，因未成年，便以童养媳的身份正式入住康家，这年是一九四二年。

自从来到南岳之后，母亲幸运地遇到了她的好婆母、我的慈祥而又心地善良的奶奶戴淑坤，婆媳相处融洽，奶奶对我母亲视同亲生闺女，百般疼爱、关照体贴、呵护有加。全家老少对我母亲都非常关心，一家人和睦相处，互相关照。在我奶奶的教诲下，我母亲逐渐地习惯了城里商家的生活。

自我记事起，母亲总是成天忙忙碌碌，为了全家人的生活而操劳奔波。一年四季，从早到晚，难得闲空。她先后生育我们六兄妹，我是老大，下有三个弟弟和俩个妹妹。老三(弟弟)容新不到一岁便夭折。为了生计，母亲先在南岳电影院当售票员，后又在街道棕绳厂料棕绳，再后来又在建筑公司做副工；文革期间被逐放农村当农妇。老年时又在镇政府当临时炊事员，不几年又在居委会办的米粉店做事。总之，只要能挣点小钱的临时工，无论再苦再累，也无论工作时间多长，母亲总是尽心尽力去做，毫无怨言，从不叫苦。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开火煮饭，然后迎着晨曦去买菜。买菜回来后又要拣菜、洗菜。匆匆忙忙准备好全家人的饭菜之后，她又要帮弟妹们穿衣服、洗脸……，直到把所有的家务事都有条不紊地做好之后，她才匆匆吃早饭，接着又要洗碗，然后才急急忙忙地去做事。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枯燥无味的劳作。

母亲一生与人为善，与世无争，为人谦和，对我们要求却很严格，她总是谆谆教导我们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我们小时候，只要做错了事，如果被母亲知道了，总免不了挨一顿揍。记得有一年夏天，大约是我十三岁时，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小男孩在我家门口当众指着我骂，骂我是一个杂种，我便与那男孩分辨：“我不是杂种，你莫侮辱我”。他不但不听，反而说什么“那你姓唐，为什么住在康家？”我回答说：“我住在康家关你什么事？”说着说着，我们便打起来了。这时候，母亲从里屋出来，不由分说就狠狠地掀了我几个耳光，并说道：“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又与人家打架对骂。”我捂住脸边哭边解释道：“是他先骂我。”母亲说：“不管谁对谁错，你都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听了再也无言以对。

母亲只读过三年小学便因贫困而辍学，虽识字不多，却通情达理，深明大义。我印象最深的事是文革期间，由于父亲被打成“国民党潜伏特务”、“臭老九”等一连串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几次关押、游街、批斗、停发工资，接着而来的噩运便是全家被驱逐到农村，母亲带着我们五兄妹，忍辱负重，过着寄人篱下、政治上遭人白眼受歧视、生活上遭磨难苦不堪言的“另类家庭”生活。

在父亲被关押期间，全家毫无生活来源，连做苦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我和大弟只好上山砍柴卖，每担柴可以卖四—五角钱，也就是要一天“两头黑”才可以挣这个数，在当年可以买二斤左右黑市米，如果天不下雨，全家只好日糊日、餐糊餐地勉强度日。后来，“封山育林”，禁止砍柴，我们全家连每日吃两餐饭的钱都成问题。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将家中凡是能够换钱的物品都变卖换米吃。尽管生活如此艰难，母亲还要坚持每天变着法子尽量把饭菜做得好一点，送给“狱”中的父亲吃。当年父亲被关押在单位临时的“牢房”里，单位却不管饭菜。每次都是我陪着母亲去送“牢饭”。而每每见到父亲，母亲总是眼里含着晶莹的泪花，忧心忡忡地安慰父亲，生怕父亲想不通而走向极端。直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下旬被驱逐到衡山县松柏公社晓岚八队。在此之前，我先于全家被逐放该队。

在这种窘境下，曾有“好心人”劝我母亲与父亲离婚，可母亲态度却非常明智，一直不离不弃，与父亲同甘共苦。几十年来，相濡以沫，荣忍与共。其情其景，感天动地，令人动容。

记得有一次，父亲当着我的面对我母亲说：“凤初，我如果有朝一日被判了刑，为了孩子们的前途，我们还是离婚吧？”母亲坚定地回答说：“不行！我生是唐家的人，死是唐家的鬼。不论将来情况怎样，我们都要永远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这是多么真挚朴实的话语啊！

在乡下期间，全家缺衣少食，母亲总是怕我们吃不饱，宁肯自己少吃点，也要尽量让我们多吃点。尽管是稀饭、粗粮或“和饭”(先把蔬菜切烂，把少量米煮熟以后再往往只能掺和在蔬菜里面而煮成的饭)。母亲总是叫我们先吃饭，而她自己最后才吃，往往只能吃个半饱。尤其是在农忙季节，有好几次母亲又累又饿，几乎昏倒在田、地里，是好心的社员搀扶着她才没摔倒。

在乡下，为了不再受打击、迫害，经族人劝说，我们归宗改姓欧阳。这也是知青们叫我母亲为“阳妈”的原因。

在我挨批斗被关押期间，母亲先是蒙在鼓里、毫不知情，待她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成天是以泪洗面，晚上更是黯然神伤，泪湿衣襟。是啊，父子俩都被关押挨批斗，一个关押在南岳，一个关押在乡下，全家就靠母亲带着几个未成年的弟妹挣扎生活在陌生的农村，当母当父当保姆。白天又要干农活，更要为一家人的衣食住行操劳，还要为我和父亲的安危担惊受怕。其心理负担、精神压力、生活重担、可想而知。

我在江西和新疆逃亡做苦工的岁月里，母亲日夜做噩梦，无时无刻不为我担忧。这些都是我回家后母亲与我交谈时才得知这些情况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母亲对知青们那更是没得说的。在霞流知青茶场寄居时期，几乎所有熟悉我们的知青们都非常同情我们的处境，他(她)们也很乐意与我们促膝谈心，倾诉心中的苦闷和忧愁。尤其是衡阳知青张文若、谭家跃、王东阳(女)、苏杳球(女)等，更是与我们家常来常往，无话不谈。

更为感动人的是母亲对有困难的知青热心相帮、不图任何回报。记得一九七二年春节前，下放在大桥大队的衡山知青潘刚强在溆浦小江口修铁路时谈了一个当地女青年，潘因要去那女青年家过春节，而要熬一缸米酒去做仁钱，而潘又不会熬酒。于是，她找到我母亲，母亲二话不说，就爽快地答应帮忙。事后，母亲未收潘刚强一粒米，也未收他一分钱。尽管我们家当时很缺粮更缺钱。潘说要还米付钱，母亲却对潘说：“算了，你能找一个女朋友，我很高兴。这缸酒说算我送你一份礼物。你和容颐玩得好，你也是我的孩子一样，不要客气。”的确，母亲对知青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体贴，嘘寒问暖，知青们有困难她总是尽力相帮。

还有衡山下放在大桥、宋桥的知青何正甫、赵小明、赵幼明、丁正元、阳国雄、阳力雄、欧阳雄等知青，他们经常来我们家玩，每次母亲都热情地留他们吃饭。至使这些知青们感动不已。凡此种种、桩桩件件，我都一一铭记在心。

母亲确实是待人真诚、友善，赢得了知青们和当地社员们的信赖和爱戴。故知青们和青年社员们都亲切地尊称母亲为“阳妈”。

父亲平反之后，母亲带着弟妹们回了城。仍保持着朴实无华的作风和品德，与街邻亲友们相处得很好，乐于助人。先后带领弟妹们捶碎石等维持生计。含辛茹苦，日夜操劳，直到我与弟妹们先后招工、成家立业，她却还在奔忙，带大我们又带孙辈，没有一点家闲时间休息。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家日子也开始有所好转，虽谈不上宽裕，却也过得去，可是，我的母亲却因常年操劳，终于累倒了，她先后几次住院，而每次总是不几天就要回家，总怕多花了父亲和我们的钱，因母亲无工作，也无医保，可她却总是为父亲和我们着想，多么好的母亲啊！

二00六年春，母亲因患多种疾病，再度住进了医院，这一住就是一月有余，再未好转。只见她病情日益加重，不能进食。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之后，母亲已是呼吸急促，说话困难，却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容颐，我不行了。你是长子，我走后，你要好好孝顺奶奶，多多照顾你父亲。你自己也要注意保重身体。”我哽烟着回答她说：“妈妈，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孝顺奶奶和父亲的，你好好养病吧，我们都等你早日康复出院。”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心中时刻想着、装着家人，唯独没有想自己。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直到她思维混乱，神志不清、不能言语之时，她还在向我打手势，意思是要我一定一定要孝顺奶奶，照顾好父亲。直到她与世长辞……

慈母就是这样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毫无私心杂念的人。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劳动妇女、一个有着传统美德的东方女性。慈母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她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不孝男：容颐

二0一一年农历二月十七日

于寒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