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嘉宾：丁东（著名文史学者）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承办：腾讯评论腾讯微博
时间：2011年9月1日晚19：00-21：00
地点：希格玛大厦5层培训室
主持人：刘德政
主持人：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朋友参加第125期燕山大讲堂。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了著名学者丁东先生，丁东先生曾被评为影响中国的50个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最近几年丁东先生关注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新层面，他编的一套丛书《背影书系》共有四本，包括回忆老师的《先生之风》、回忆父母的《追忆双亲》、回忆同学的《风雨同窗》以及回忆爱人的《此生此情》。这套丛书是通过悼念文章来反映当代中国的一些历史脉络。虽然建国后的共和国史是离我们最近的，但现在却是我们最陌生的，其中有太多的雷区与禁区。丁东先生主编的这套丛书为我们展示了共和国非常鲜活和丰富的历史，值得我们一看。下面有请丁东老师与我们进行分享。
丁东：今天很高兴来这儿跟大家交流。我的题目是“当代悼文与历史记忆”，今天讲这个题目，是因为不久前我编了一套书，在工人出版社出版，叫《背影书系》，一共有四本，题目分别是《先生之风》、《追忆双亲》、《此生此情》、《风雨同窗》，主题分别是回忆老师、父母、夫妻与同学。这四本书，一共收了90多篇当代人撰写的悼念文章，编书的过程中，有一些心得，今天和大家谈一谈。
国家记忆的特点：只讲对自己有利的
讲到历史记忆，我有很深的感受：国家历史与个人记忆不是一回事，有很大区别。什么是国家记忆？国家记忆应该是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一句名言，“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拥有现在”。中国历代当政者都懂得这个道理。现在主流的宣传讲到共和国的历史，一般很少讲缺点、失误。
前些时候《炎黄春秋》杂志开了一个会，纪念创刊20周年，江平先生有一个发言，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但我们往往只讲外耻，不讲内耻。所谓外耻，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从鸦片战争，一直到日本侵华，这是主流宣传经常讲到的，但执政者自己的失误，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能不讲就不讲。”我觉得江平的分析很对。国家历史就有这样一个特点。在目前的状况下，我看不到有什么改变的可能。
但历史不完全是国家的历史，同时也是民间的历史、个人的历史。现在的历史话语，实际上是官方历史和民间历史并存，都在叙述。我编的这些书不属于国家历史，属于民间历史，属于私人记忆。当代人要想了解历史的全貌，有很多渠道与方法，重视私人的记忆，阅读私人的回忆和私人留下的史料，就是我们了解历史真相，掌握历史全貌的一个重要途径。
上一次来这儿讲的是傅国涌先生，傅先生非常注意私人日记，他最近十多年购置各种已经出版甚至没有出版的私人日记，投入很大。据他讲，私人日记已经存了很多，最近他写的《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大量的史料是来自于私人日记。我编的这套书不是私人日记，而是私人悼念的文章，人死了，亲友写悼念的文章，我从中选择，分门别类编了四本书。我觉得，私人悼念的文章也是重要的史料，是我们了解当代历史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
今天，我结合这套丛书，从五个方面讲讲当代人的悼念文章有什么文化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穿越遮蔽。主流的大众传播媒介，给我们展示的历史图景不是全面的图景，很多方面是被遮蔽的。私人悼念文章里有很多穿越遮蔽的意义。我们从大众传播媒体里看到的社会图景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混沌的状态，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有的事情在官方和民间可以达成共识，互相有重合、覆盖。我这里选择的悼念对象，比如梁从诫、史铁生、蔡定剑，民间对他们有很高的评价，官方也是认可的，所以在大众传媒里可以看到很多的悼念。
但我的书选的不光是这些方面，我还选了一些民间很看重，但官方比较回避的人，比如说李慎之先生。李先生过去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应该说是当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他去世时官方虽然按照他的职务发了消息，但非常低调，可民间对他非常敬重，写的悼念文章特别多。那一年是2003年，我编了《怀念李慎之》上下两卷，收了100多篇文章。那些文章都是情真意切，思想含量也非常大，在这套书里，我选了其中一篇。还有去年去世的朱厚泽先生，最近民间也编了一本书叫《厚泽在人心》，我也想选一篇放在我的书里，但出版社感到有难度。我跟他们一起做这个事，不能让人家为难。但我的内心还是想把一些民间很看重，但官方不愿意让人提及的一些人，在这套里有所展示。
私人悼念文章里有很多穿越遮蔽的意义
还有王年一先生，他的《大动乱的年代》，在国内公开出版的文革史中，写得是最有个性的。王先生死得很突然，75岁就死了，死时默默无闻，报纸上一则消息都没有，我很不平。正好吴迪先生写了一篇悼念文章，这个文章并不是夸王年一怎么样，而是讲他们怎么认识，怎么切磋，两人之间有冲突，不打不相识，越冲突，吴迪越尊重王年一。王年一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学者。我把这篇文章也发了出来。这篇文章在任何公开媒体上都没有发表过，在这儿是首发。
我说穿越历史遮蔽，是想把一些真正有水平、有独立人格，真正受到学界敬重，但官方不看好的学者，把他们的故事呈现出来，让更多人的知道。当然，我也知道这种作用非常有限，能做一点是一点。这是我编辑当代悼文的第一点追求。
第二个文化意义是填补空白。这些悼念文章和主流历史相比，填补了太多的空白。主流历史往往把历史描绘成单线、单色、单调的图景，实际上历史不是那么简单。比如说第三本书《此生此情》，编的都是丈夫回忆妻子、妻子回忆丈夫的文章。这里面的很多文章展示非常色彩斑斓的图景，让我们感到，近60年来家庭婚姻太复杂，酸甜苦辣都有，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治运动对人伦，对家庭婚姻的干扰、伤害实在是太多了。
《此生此情》里有两篇文章是重头戏：一篇是戴厚英回忆闻捷的文章。闻捷是50年代中国三大著名诗人之一。当时年轻人都知道有一个闻捷。他是一个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因为有一点历史问题，导致以后的命运很坎坷。文革以前，上海看重他的才华，想让他修改样板戏。文革一开始，他成了一个审查对象。戴厚英是何人？她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的一个文学评论家，到文革时30岁上下。当时她很革命、很激进，写批判文章很尖锐、很泼辣，文革一开始她是革命动力，闻捷成了她的审查对象。
此前闻捷的太太去世了。戴厚英在审查闻捷的过程中，感到他很有才华，人也很正派，历史问题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来二去，审查者与被审查者，就产生了感情。戴厚英在这之前早就跟丈夫离了婚。闻捷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也不容易。双方自愿，放在今天，结婚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就因为他们在上海都是名人，想结婚，竟然得不到批准。惊动了张春桥，组织上说什么也不让他们俩结婚，一定要把他们俩发配到不同的地方去劳动。
闻捷是情感型的人，一看结婚愿望不能实现，气不过，就自杀了。而这个事也成了戴厚英的一个心病。改革开放初期戴厚英写了一本小说《诗人之死》，写的就是闻捷。90年代，她他又写了长篇回忆录，回忆他们的爱情如何被扼杀。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精彩，我的转述没有书那么精彩。可惜，戴厚英的回忆录只写了一半，有一外歹徒以为戴厚英很有钱，把戴厚英给杀了。这个很有才华的女作家死于盛年，真是太可惜了。
另一篇的作者是金凤。她是《人民日报》记者。清华大学毕业，解放前夕参加革命，解放初就是《人民日报》很有才华的女记者。当时抗美援朝，击落美军飞机最多的空军战斗英雄是赵宝桐，他回到国内做报告，《人民日报》让金凤采访，俩人因此认识。组织让赵宝桐做报告，因文化水平所限，写讲演稿有困难，请金凤帮助。一来二去，俩人产生了感情，结了婚。
这不是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文革开始，金凤作为《人民日报》记者，到空军去采访。当时是学红宝书的高潮，空军提出要把飞行的命令用毛主席语录表达。金凤的丈夫是空军飞行员，她知道这样做不行。飞行的口令很简短。如果先念一条语录，再下命令，在空中会出风险。金凤就写了一个内参，说不能这么干。内参是给中央领导看的，上面就批了。
但这个事得罪了高层的一些人。不久金凤写别的内参，有人不高兴，就把她给抓了。把她关进秦城之后，组织找其丈夫做工作，说老婆是反革命，反革命家属不能上天，要想继续当空军，就必须跟老婆离婚。赵宝桐不愿意离婚，扛了一年，实在抗不住了，只好离婚，组织上还给赵宝桐介绍了女士，和他结婚。9·13事件以后，金凤平反出狱，发现丈夫跟别人结了婚。金凤想，一定要维护自己的婚姻，一定要跟丈夫见面。赵宝桐和金凤有感情。第二任妻子看到这个情况，有点招架不住，急了，就给江青写了一封信。结果这封信给她帮了倒忙，不久江青倒台。她给江青写信成了问题，法院判离婚。这样，金凤和赵宝桐复婚。
复婚以后，金凤慢慢观察，觉得赵宝桐的第二任妻子人还不坏，又帮她找了对象。赵宝桐去世以后，金凤写的悼念文章，我也编了进来。通过这样一个个家庭，国家政治、阶级斗争，和平民百姓的家庭生活是一个什么关系，这里发人深思的地方太多了。
《追忆双亲》这本书里还有一个背后的故事，是文章中没有的。这是马懋如写的一篇回忆婆婆的文章。一些人看了这文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选择这篇，其实，这就牵涉到她的公公。她公公的名字叫刘顺元。刘顺元现在被称为“中国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第一人”。他是2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人。1945年打败日本后，作为中共和八路军方面的代表，他去接管大连，当时大连被苏军占领着。苏军居高临下，对中共很不平等。刘顺元很有骨气，受不了这个气，当时顶撞了苏军，苏方把这个事给汇报上去，于是给中共施加压力，说大连不能用这个人。
到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只有一个外国代表团，就是苏联文化代表团，团长是法捷耶夫。开国大典结束后，法捷耶夫要访问济南，这对中共领导是出了一个难题，因为当时济南一把手就是刘顺元。为了迎接法捷耶夫访问济南，刘少奇紧急召见刘顺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刚成立，需要苏联的支持，没有苏联的支持，我们站不住，你要赶快写一个检讨，法捷耶夫来的时候，让他带给斯大林。
刘顺元说，我没有做错，为什么要检讨。刘少奇说，为了党和国家，你必须做这个检讨。结果不光让刘顺元写了检讨，还把他连降三级，放到上海一个不起眼的单位当一个副职。这当然是权宜之计。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4年刘少奇想到了刘顺元，说“现在刘顺元在哪儿？”“在上海某单位当副局长”。于是刘少奇让刘顺元当了江苏省第二把手。
我这本书选的并不是马懋如回忆公公的文章，而是回忆婆婆的文章，为什么？因为马懋如的婆婆15岁跟刘顺元结婚，之后刘顺元上北京师范大学，参加革命，她和刘顺元生了三个孩子，在家侍奉公婆，抚养这三个孩子也参加了革命。日军占领时，她被关了起来，还打伤了。解放后，她找丈夫，丈夫却已经另外结婚了。当时共产党队伍里有规定，夫妻失去联系多少年以上，经过组织批准可以结婚。
刘顺元第二次结婚不违反规定。但对留在农村的婆婆来说，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抚养孩子，侍奉公公婆婆，还被日本人打伤。好不容易盼到共产党掌握了天下，丈夫却已经娶了别人。马懋如婆婆的名字叫王春香，原来她根本没有名字。这样的人的命运太容易被历史忽视，被历史遮蔽了。我所编的书特别想为这些人记下一笔，让人知道在大历史背后，有很多普普通通的小小老百姓是这样的命运，任何希望都没有了。
第四本书是《风雨同窗》，最长的一篇是《残酷的青春》，也是小人物的命运。这个小人物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作者沈睿与她是小学同学，两个女孩子一块上小学、初中，一块插队。作者考上了大学，但这个同学没有考上，当了出租车司机。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出租车特别少，当时的出租车公司全是国有的，作为一个中学毕业生能当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她去了以后，车队的队长老对她进行性骚扰，弄得她告状无门。
那时候不像现在，是铁饭碗，不在那个单位干，就没了饭碗。所以她在一怒之下，开着出租车在金水桥撞死了6个人。这在当时是一个轰动北京城的大案。这么一个女孩子的命运，在大历史当中是一个提不上的小人物。这篇文章一共有6万字，写得非常生动与细致，把文革期间那一代女孩子的追求与爱好，以及互相之间很私密的东西写得淋漓尽致，选在这本书里，凡是看过这篇文章的人都特别喜欢。
我们的历史，往往是大人物的历史，是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的历史，在大历史里，小人物的命运往往被忽视、遮蔽。我既然有编这套书的机会，就要努力在这方面尽量填补一些空白，这个也算我这套书的一个追求。
发表于 2011-10-10 11: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