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县知青办的老顾下乡检查工作要在我们知青点吃晚饭,正发愁没有什么好菜招待客人时,他提醒说,你们养了这么多鸡没有生一个蛋吗?然后带着我们东摸摸西瞧瞧,居然从地板底下、劈柴垛里、牛栏草堆中找出满满一篮子的鸡蛋来。
有时候似乎有几只大母鸡失踪了,隔了些日子,母鸡们竟然领着几群小鸡崽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把我们弄得得目瞪口呆惊喜不已。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知青们苦干一年肚子问题都解决不了,但胡乱饲养的鸡雏却生活得还蛮自由自在哩。
这年的10月,我和几位知青作为麻岔公社代表参加了永顺县的首届知识青年积极分子表彰大会。第二年十月,领导又指定我与青天坪公社的一位女知青组成报告团,回长沙去汇报“广阔天地炼红心”,“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讲话稿是自己写的,但经过了领导的审查和修改,以防止有“不该讲的内容”造成不良影响。
这是我下乡近三年仅有的两次进城,从县城特别是从长沙回到遥远而闭塞的小山村,巨大的城乡差别使我对前途迷茫的感觉更加强烈——难道真的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吗?我经常半夜醒来无法入睡,在满屋浓烈的烟雾中辗转到天亮。
日子在悄悄地流逝,人也在慢慢地变化。有些知青忍受不了累死累活一天只值一两毛钱的生活,开始东游西荡,玩世不恭起来,于是不时有知青偷鸡摸狗、争风吃醋、打架斗殴的丑闻在村民中流传。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陆续有县宣传队、信用社、军工厂到乡下来招工,但大多是在暗箱中进行,招走的知青像中了大奖一样欢天喜地,没有“中奖”的垂头丧气只盼着下次有自己的份。
知青们人心浮动,焦躁不安起来。有的见好事难得落到头上,便搞张肝炎证明常年在长沙呆着;有的干脆一走了之,不知所往;有的女知青在县城里或铁二局(当时铁二局在湘西修湘黔铁路)找个拿工资的男人把自己嫁了,以此脱离苦海。当然,更多的还是选择坚守在生产队,在劳累和饥饿中等待命运女神的眷顾。在茫然沮丧、情绪低落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父母担忧和期待的眼神,不让自己随波逐流,造次行事,便一直呆在落月洞很少外出。
但其他大队的知青喜欢到我们知青点来串门。其中有个“钓鸡高手”,冬天常穿件军大衣四处游荡,“钓”到鸡后,将鸡脖子一拧,塞进大衣里裹住,前后不超过一分钟。此兄打起架来也是个亡命之徒,曾经一刀差点把人家的手臂砍断。但他到落月洞从不乱来。他父亲送他下乡时,把他领到我面前要他叫“秋哥”,嘱托今后多多帮助什么的,他因此对我比较客气,开口闭口“秋哥”,我于是同他有“约法三章”:到落月洞来玩可以,但不能在这里乱来。
1972年冬天,我上大学的事情因家庭出身问题受阻,其他知青伙伴都回长沙去了,我一个人呆在落月洞,心情郁闷而失落。临近春节的时候,一场大雪把落月洞冻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那天我正在百无聊赖地翻看县里下发的政治学习资料《哥达纲领批判》,突然有人敲响了房门,一声“秋哥”后,“军大衣”裹着厚厚的雪花闯了进来,接着就从怀里掏出一只大母鸡。
我惊道:哪里来的?赶快放走!“军大衣”连忙赌咒发誓:“绝对不是在落月洞抓的啰!已经冇得气哒咧!不呷白不呷!听说你要走哒,我是把势来看你的!莫太冇得味哒唦!”说罢就自己动手烧水扯鸡毛。几个月没有闻过肉香,喉咙里都要伸出手来。这天晚上,我俩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大锅鸡肉炖萝卜吃了个精光。我也终于没有抵挡得住诱惑,在即将离开落月洞的日子里成为了“军大衣”的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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