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祥之物”
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就有电话。是那种现在只有在电影里才能见到的式样:一个箱子挂在墙上,说话要对着机器,取下一个听筒放在耳朵旁边听。妈妈对我说,那是爸爸工作用的,小孩子不许动。我很好奇:那机器里面怎么会有人说话?我喜欢那“滴铃铃”的电话铃声。想听人说话,要踩到凳子上才能够着。这东西和我们小孩儿没什么关系,只是偶尔有大人要和我说话,需要妈妈抱着我,对着那机器说几句话。
可是在我的印象里,它的实际用途可不好,总是给我的家庭带来灾难。1957年3月,春天迟迟不来,还下了场大雪,家里的电话响了,爸爸接到电话对我说:奶奶去世了。我奶奶以前住在我家,非常喜欢我,有好吃的总是留给我吃。后来住到城里的伯父家,好久没去看她了。小孩嘛,不懂什么叫生死,于是迁怒于带来坏消息的电话,认为是这东西把奶奶带走了。从此不喜欢电话,还对那“滴铃铃”的声音有了几分恐惧。
1957年,我6岁,记得那年夏天大人老是开会,晚上也开,礼拜天也开。一天晚上,爸爸接到一个电话后,脸色阴沉的要命,妈妈默默地收拾爸爸的衣物,一声不吭。“上班的西服不用带了,领带也不用带了”爸爸对妈妈说。第二天一早,爸爸和好些人一起,坐着单位的大卡车,到大兴集合去了。我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妈妈说:爸爸说错了话,要到很远、很冷的地方去“改造”。此一别,竟然是六年后又见面。我们全家下放到长沙,爸爸得到恩准探亲,从遥远的黑龙江坐了七天火车到长沙探亲。电话带走了我的爸爸。爸爸走后,一个工人叔叔来家拆走了那个“不祥之物”。当时我竟暗中窃喜:它再也不会“滴铃铃”地害人了。
请看(二)艰难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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