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指导员和我
从事务长的岗位下来以后，我并没有下去干苦力，而是协助连队做一些管理工作。
连长顾顺其交给我的任务是搜集整理修路连的先进典型材料，争取评上省级先进；指导员李相臣交给我的任务是领导职工进行政治学习，并兼上党课。
搞先进材料可是经常要往上层跑。
真有意思，当个事务长都被撸下来，却跑师部，跑兵团司令部搞先进材料调讲，享受吃美味大餐；自己不是党员，却去给党员上党课。
说起吃大餐，普遍都认为只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那只是他们不了解上层的真实情况。年纪大的人说这种话，是因为在毛时代他没有捞到过大吃大喝，也不了解上层的内情；年纪轻的这样说无非是人云亦云，瞎说罢了。
那时兵团的状况是，在团部吃一顿饭要交半斤粮票两毛钱。我到师部调讲，吃一顿饭只需花两毛钱就行，不用交粮票了。而调讲到兵团司令部，人家就招待你吃大餐。那满登登的一桌子好菜，在那个年代很让你看得眼花缭乱，谗涎欲滴。但那丰盛的酒菜，任你放开肚子也吃不了，餐后还剩下很多。那些剩饭剩菜是否像现在那样拿去喂猪，我就不得而知。但是，我却从亲身经历中悟出了一个真理：谁要在毛时代想不花钱而能大吃二喝，至少得够上兵团一级的级别，否则别想。
到兵团去大吃二喝的情况，对我来说是有限的。我更多的是在团里花半斤粮票两毛钱吃一顿。然后再去连队讲政治课，上党课。
一天，我在给全连的党员上党课，有一个叫杨华生的党员排长，站起来叫板。他大声说：“贺继昌上党课我不听！”
这时同样在听课的指导员李相臣立即站起来指着杨华生说：“你是不是党员？”
杨华生回答：“我是党员！”
指导员又说：“你既然是党员，党支部的安排你听不听？”
杨华生期期艾艾地说：“我听。”
指导员接着斩钉截铁的说：“贺继昌上党课是党支部的决定，你必须听！有意见你到支部会上提去！”
杨华生再也没有啃气。
原来杨华生也是一分场调来的，文革时和我是对立派，此时还是派性十足。
我并没有介意杨华生的搅场，该说什么还说什么，该怎么讲还怎么讲。因为在修路连不是一分场，这里没有他的市场。以后他再也没有和我闹腾什么。
又有一次，我在给全连上政治课，老婆也参加了。她是带着七、八岁的儿子来的。她不小心没有把孩子看住，孩子跑到我的跟前来叫爸爸了。
坐在我旁边的李指导员见了轻声地跟孩子说：“别叫别叫，你爸在讲课！”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两角钱，塞在我儿子的手中说：“到街上去买点糖果吃吃！”那时的两角钱可是能买两斤新鲜的牛奶，买糖果能买不少。
修路连的这些三十年前的往事，在我的脑海中留有清晰的印象。
修路连的连长顾顺其后来调去大庆油田工作。那些副连长陆续去世。
现在，修路连的原领导只有指导员李相臣还在。我说什么也得去望望他。我了解清楚他家的地址，还是弟弟陪同我一起前往。
李相臣住在小清河南岸的老工程大队房区。那里有一栋栋的老红砖房，格局设样都差不多。 我不知道哪栋房子是指导员的家。这时看到有间房子的门口有个老头在走动，看年岁和个子高矮，都是当年的李指导员模样，就赶快喊着李指导员，迎了上去。谁知认错了人。这也难怪，我从1978年离开修路连以来，三十余年了，从没见过他。
这老头自我介绍说李相臣是他的亲家。他说李相臣已经中风好几年了，他老伴先于他去世，他现在住在女儿家。说完他就领我们去到指导员家。
指导员女儿闻声前来开门，把我们迎了进去。他家进门是一条走廊，走廊上有个门通小客厅。指导员就躺在小客厅边上的一张小床上修养，此时正在那里闭目养神。
指导员中风得比较严重，已经不能起床。也可能是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耽误了时间。在床上躺好几年了，现在说话都很困难。幸亏他女儿就是医专毕业的，现在专门在家照顾他。
看到我们进去，指导员注视着我极力的思索着。一会他兴奋地轻声喊道：“贺继昌！”
听他一叫，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强笑着不让眼泪留下来，口中喊道：“指导员！”
交谈时我坐在小床边的沙发上，俯下身子，轻轻地握着他的手。他也不时的抚摸一下我的手背，十分亲热。
看到在病床上躺着的老指导员，我想起历历在目的往事，但是我无须说这些，在我们眼神的交流中，我知道指导员也在想往事。此情此景，我说什么也是多余的，我只是一再地表示对他疾病的关怀，和对他的健康的祝福和祈祷。
在我们相互交流中，指导员不时留下几点干涩的眼泪。这位抗日老兵，现在已到了英雄日暮之际。我感慨万分。
临别时我要和指导员合影留念，但是他已经不能坐起。我就把他窗前枕头边的沙发移开，靠床边蹲下身子和他合影，他女儿也过来，我们三人又照了一张。
最后我恋恋不舍的和指导员告别。他的眼中闪着晶莹的泪珠，并使劲的说出一句：“一路平安！”来为我祝福。
出得门来，我才放纵眼泪，让它任意的流淌。我希望以后还能和他再相见。
回来的路上，我放下对老指导员的思念，又想下午要去的老同志家。这位老同志半身不随，也窝在家里，得登门去拜望。（待续）2011-11-18
附照片：
1、我和指导员李相臣。
2、我、指导员和她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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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19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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