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视角] 印度，向全球“批量出口”CEO （外两篇）

艾木地

 

印度，向全球“批量出口”CEO 
 
 
 

最近风头十足的两家世界500强公司的CEO，都出身印度。

 

一位是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标准普尔公司总裁夏尔马，印度媒体很自豪地宣称“印度加克汉邦男孩撼动了世界”。不过，2011年9月12日，他按照原计划离职了。

 

一位便是以125亿美元天价委身谷歌的摩托罗拉移动之CEO桑杰·贾。

 

印裔CEO正成为全球企业中的一道风景线。夏尔马和桑杰·贾之外，百事可乐、花旗银行、联合利华、Adobe公司的CEO或前CEO都是“印度制造”。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财富》500强的CEO当中，13人来自印度，只有2人来自中国大陆。印度人在全球知名企业中担任高管的人数仅次于美国。

 

是什么原因让印度——我们熟悉又陌生的邻国——成为了一个盛产全球高管的大国？

 

“什么时候能越过这片海”

 

在中国背语录、喊口号的年代，印度中产阶级在向下一代描述世界的全貌；混合型经济成为印度崛起的一股主要推动力。

 

宝洁公司亚太区“联系+发展”总监埃西·恰特吉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最大的梦想是在印度政府或公司的驻外办事处工作。1984年大学毕业后，他在一家英国化学工业公司的印度分公司做工艺工程师。每个周末，他都会去孟买的海边，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寻思着“什么时候能越过这片海”。

 

恰特吉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许多像他一样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印度人，年轻时都有着“离开脚下的海岸，前往新的地方”的梦想。“据我所知，我的大学同学有一半左右的人出了国。”恰特吉回忆道。

 

1947年，印度因“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不流血的方式获得独立。不过，印度并没有闭关锁国，而是保持适度开放，资本主义也没有从这个国家消失，米塔尔钢铁、Tata集团等如今世界知名的印度企业在当时留存了下来。虽然受到配给额度、生产许可等计划经济制度的掣肘，但私营部门在当时顶起了印度经济的半边天。也就是说，印度运行的是“混合型经济”。

 

和同时代的中国一样，在政府部门工作，俗称“铁饭碗”的印度人可以享受稳定的薪资、舒适的工作和住房。1960年代，印度的公职人员中逐渐发展出中产阶级。

 

在中国人背语录、喊口号的年代，印度部分中产阶级见识了“外面的世界”。另一个机遇是，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要将印度打造成工业强国，他以麻省理工学院（MIT）为模板，建立印度理工学院（IIT），培养出大量制造工业产品的工程师。1974年，印度开始对外出口软件，大量编写软件的工程师被派往国外。

 

印度工商联合会（FICCI）中国执行董事阿都尔于1964年出生在印度的一个学者家庭，他的父亲是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曾以老专家的身份访华，并先后将五卷《毛泽东选集》、四卷《鲁迅选集》和《西游记》翻译成印地语，其母亲则是当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位印度播音员。阿都尔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他从小就受到有过出国经历的父亲的叮咛——要有国际视野，要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13岁时他随被派往印度驻华大使馆工作的父亲来到中国，至今已在中国呆了三十多年。

 

和阿都尔有类似经历的印度人还有很多，他们在童年时期就知道“全世界还有很多穷人没有饭吃，而美国的帝国大厦直插云霄”。即使像摩托罗拉移动CEO桑杰·贾这样出身贫寒、家中甚至没有电话的人，都对“国外”心向往之。

 

自降三成薪酬到印度任职

 

1990年代，投行需要给派驻印度分公司的高管多出30%的薪酬，才可能找到愿意去印度的人。现在，很多人愿意自降薪酬30%以换得去印度工作。

 

恰特吉和他的同学们离开印度的另一个原因是——想远离腐败。1980年代，如果要使用国营的临时紧急电话服务，印度人需要付一笔比“官方费用”还高的“官方额外收费”。商业方面的腐败更甚，许可证和配额制度让一项正常的商业申请需要得到最多八十多个部门的许可，总共盖八十多个印章。

 

1985年，恰特吉刚到美国的时候，发现很多工作小组里都有女同事，这让他十分吃惊。“印度确实有很多女性领导者，这不稀奇，但未婚男女在印度是不允许在一起做事情的。”恰特吉说，国家之间的认知差异和不同的社会规范对于初来者确实是道难关。

 

事实上，那些没有出国的印度人其实并没有失去太多。1991年7月，由于国营企业亏损严重、政治腐败猖獗，时任印度财政部长的辛格废除了规章红宝书里的部分条款；印度“改革开放”开始了，曾受到压制的印度本土企业从此得到迅速成长；而这段时间恰好也是“全球化”力量扩张的时期，跨国公司大量入驻印度市场。

 

印度宪法规定“迁徙自由”，没有地的农民可以在铁路、公路或城市里找一块国有的土地，搭一个棚子当家。人一旦聚集起来，就成了贫民窟。尽管如此，2006年后，印度GDP一直稳定在8%以上，堪称“印度速度”。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11月6日到达印度孟买进行访问，迎接他的是摩天大厦和贫民窟的综合体。

 

能否掌控印度市场成了大多数跨国公司考验高管的题目，同时如何妥善处理好复杂的民族、宗教、政治等问题也足以体现一个人的实力。1990年代，投行需要给派驻印度分公司的高管多出30%的薪酬，才可能找到愿意去印度的人。现在，很多人愿意自降薪酬30%以换得去印度工作。

 

“在印度工作的经历，在很多领域已经成为一张值钱的名片。”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南亚项目执行主任拉斐奇·多萨尼在其撰写的《印度来了》一书中写道。

 

“无论去哪里，你都必须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的生态环境。”联合利华前高级总裁文迪·邦加说，印度生活是他人生的磨刀石，锻炼了其适应能力，而这是跨国公司高管应对新市场和不确定因素所必备的能力。

 

“创造个东西，解决它”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印度都允许多种思想共存，这制造了点麻烦，但也激发了印度人的创造力。”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考虑起用有海外工作或留学经历的印度人，因为他们了解印度情况且管理水平一流。“2003年以后我们发现，一些在美国的印度工程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我们可以把他们重新派回印度。这样我们在印度不只是卖产品，还可以完成项目的一部分。”前雅虎用户技术部门执行副总裁温卡特·潘卡帕克森表示。

 

“印度确实存在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但这不是完不成工作的借口。”阿都尔告诉记者。有一句被印度人挂在嘴边的俚语“Jugaad”，意思是“节俭创新”。

 

当文迪·邦加还是联合利华印度分公司的职员时，他被要求向农村妇女推销联合利华的产品。没有多余的钱做广告，他雇了印度妇女作为自己的经销商，再贷款给她们购买联合利华的商品，让她们把东西卖给社区里的其他人。在“双赢”（win-win）一词还未成为管理界的热门词汇时，文迪·邦加一边为联合利华建立起新的销售渠道，一边解决了一部分妇女的就业。

 

文迪·邦加的弟弟阿贾伊·邦加在成为花旗亚太区首席执行官和万事达CEO之前，曾在1980年代的印度为雀巢卖过巧克力。印度是高温国家，但却缺少电力设备，离了大城市的冷冻箱，巧克力只能化掉。阿贾伊接到任务后用一种特别设计的冷藏车，组成了一条冷冻供应链，将雀巢巧克力送往各个村庄。同时，阿贾伊还要求给各个销售点安装发电设备，为雀巢巧克力打开市场。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印度都允许多种思想共存，这制造了点麻烦，但也激发了印度人的创造力。”阿都尔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看过电影3 Idiots（中文译为《三个傻瓜》）吗？印度人就像里面的男主角一样，有了问题，创造个东西，解决它。”

 

——作者 陈 楠

 

艾木地

 

从不相信到犬儒社会
 
 

没有信任，言语变成了木锣，声音是空的。有了信任，言语才有生命

 

不久前，《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我们的信任哪儿去了》的文章，引起海内外媒体的注意，认为是诚实面对中国当前社会整体信任丧失的问题。文章说，消极的怀疑主义弥漫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不信、不信、还是不信——‘不相信’的情绪正在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蔓延”。

 

信任和怀疑是相互联系的一体两面，怀疑主义（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不信任”）有两种：积极的和消极的。它们都有许多广为人们知晓的现成表述，沉淀着前人对“信任”和“怀疑”问题的思考。

 

第一种怀疑和不信任是积极的，它坚持独立思考和判断，不盲信，不人云亦云。文艺复兴时期的随笔作家蒙田就体现了这样一种怀疑精神。他的怀疑精神并没有设下什么教条，规定什么不存在，什么不可知，他只是主张两件事情必须相结合，一是人要探索学问，二是人要过一种充分具有自觉意义的生活。他追求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断对自己（并由自己而及他人）有新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也从人的各种能力和所有能做的事中享受到乐趣。这是一种自我观照中的自我实现，它是在不断发问，而不是在盲从中实现的。

 

在一个公民社会里，日常生活中最需要怀疑的不是食品里含不含有三聚氰胺、苏丹红、地沟油，也不是专家是不是骗子“砖家”，而是对民主政治的暗中操纵和破坏。希腊雄辩家狄摩西尼斯（Demosthenes）的名言是，“有一种大家都知道是很聪明的保险，它对每个人的发展和安全都有好处，对民主社会抵御专制尤其有效，那就是，保持怀疑。”美国人对政府抱有普遍的不信任态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每隔4年又重新选出一个新的政府来。

 

参加选举的人民，他们自己就那么值得信任吗？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说过，“只有当人们受到很好的（民主）教育，才能把政府托付给他们。”也就是说，没有人，包括人民，是天生正确的，每个人都可能做错事情，所以，为了帮助降低人为错误可能造成的损害，怀疑和不信任是必要的社会心理机制。

 

但是，当怀疑主义走向了极端，变成了“不信、不信、死活不信”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非常有害的消极怀疑主义，它就是“犬儒主义”，一旦蔓延，便会形成一个犬儒社会。

 

犬儒社会中的怀疑主义是一种“不相信”的心态，不相信人对任何事情可以获得确实的认识和知识。这种心态往往导致对周围事情麻木冷淡，更有甚者，对人的整个生存处境都消极对待，自暴自弃，得过且过。在文化、政治思想中，这种怀疑主义往往与极端的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相伴生，认为世间根本没有可以取得共识的道德是非，任何人都可以按他自己的权力或物质利益随意行事。

 

造成大面积犬儒心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曾经不断地上当和被欺骗，以致变得死活不信。就算现在说真话，也还是被怀疑是假的，说了也没有用。《人民日报》坦陈，“官方说法”、“官方澄清”都难以产生“说服”和“澄清”的作用。这其实就是社会犬儒化的一个标志，也应了加拿大政治家约翰·哈罗德（John Harold）的一句话，“没有信任，言语变成了木锣，声音是空的。有了信任，言语才有生命。”

 

恶性的怀疑主义是一种病毒，它在社会中弥散，感染每一个人，无人可以幸免。每个人似乎都只是在不信任别人，觉得自己与那些不可信任的人不同。殊不知，正如美国作家布莱特勒（Jerome Blattner）所说，“不信任别人的人，自己就是不可信任的。”中国人常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必须时时事事提防，那么我们的生活就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危险。我们不能再安心地把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托付给我们最需要的人，不能把健康托付给医生，不能把子女的教育托付给老师，当然，也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公正待遇、幸福托付给政府官员。人们今天关注信任的普遍丧失，是不是也跟忧虑这种可怕的生存状态有关？

 

——作者 徐 贲（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艾木地

 

容忍的度量与争个人的自由 
 
 

书桌上放着台北胡适纪念馆的台历，承蒙馆长惠赠，然而到2011年3月才经受托者辗转寄来。当时打开3月份那一页，在胡适照片的旁边，是他有名的题辞：“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那当然是针对着特定的时代。胡适在公开的文字中说“容忍”，早年主要针对社会，常与“研究的态度”并言，特别强调对不同思想观念的态度；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则更多针对政治，转为常与“自由”并言；再到晚年，他正式以《容忍与自由》为题撰文，却又有些回到早期的主张，侧重的是社会对异端思想的态度。

 

在胡适的记忆中，“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见解来自他以前的老师布尔（George Burr）教授。不过，在他的日记里，当年布尔教授说的似乎是容忍比反抗（rebellion）更重要。那次谈话的背景是“科学和神学之战”，布尔教授显然认为双方的斗争性太强，故不能相互容忍。日记所述甚简，不排除他们也讨论了两者与自由的关系。对于认为“不自由毋宁死”的人来说，反抗即是自由的基础；然而若双方能相互体谅容忍，或许反抗就没有必要了。

 

这里的一个关键，在于到底是针对社会还是针对政治而言——如果是社会上思想观念之间的竞争，则正如胡适所说：容忍是自由的基础；倘若涉及到权势所在的政治，尤其在强弱之势分明的时候，则或当如殷海光所言，由于历史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故今人应提倡有权有势者去容忍无权无势者的批评。

 

根据胡颂平的记载，胡适晚年在忆及布尔教授的说法后没几天，曾解释孔子“六十而耳顺”一语说，“耳顺”含有容忍的意思。即人到了六十岁，听到人家的逆耳之言，也有容忍的涵养，就没有什么是“逆耳”的了。这样看来，胡适那时针对的更多仍是思想观念的竞争。他自己在七十之年还说出“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话，颇与孔子所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意思相通。倘能宁愿不自由，又有何事不是从心所欲呢？自然也就不会逾越什么规矩了。

 

胡适那时领悟到，“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然而，“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他对自己少年时不能容忍对立面的思想，略有悔意，打算“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在他看来，“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很多人正是“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

 

这类话曾引起殷海光等人的不满，其实更多是一种思想通达之后的涵容。胡适是个现代自由主义者，而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带些粉红的颜色，与强调政府功能的社会主义有些异曲同工。胡适终生坚持着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但他也曾长期向往有计划的政治，恐怕对计划经济也是赞同多于反对。

 

若从容忍谅解的态度看去，西方各种竞争的主义之间，本有一些相通之处。

 

胡适晚年说过，中西文艺复兴有一极相似之点，“那便是对人类一种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看起来非常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反传统以求解放这一点上，五四新文化人与19世纪以来欧洲的思想激进者，可谓两心相通。

 

我们也不要忘了，胡适并不否认自由是要争取的。他曾对年轻人说：“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容忍的度量，或许也不是奴才所能具有的。套用胡适的话：容忍要以告别奴才为基础。

 

在担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时，胡适曾认真批读上海解放社1950年出版的《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不知他是否也曾像留学时的陈寅恪一样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共产主义社会下过一个简短的界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是否可以说：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一切人的自由？

 

——作者 罗志田(历史学教授）

 

 

以上三文均摘自《南方周末》

 

狄德罗二世

 

        印度人能向全球输送CEO,说明印度的精英教育是有成就的;印度的发展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很多,但有一个健康的社会机制,保证一个社会长期没有大的动乱,一但走顺发展也将很快;后来居上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不能再安心地把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托付给我们最需要的人，不能把健康托付给医生，不能把子女的教育托付给老师，当然，也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公正待遇、幸福托付给政府官员。"人们今天关注信任的普遍丧失，认人们时时感到阵阵心寒!

         "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一切人的自由？"确实如此!

哥巴

回复 4# 狄德罗二世

印度有许多问题，但是一个有巨大潜力的国家。它能向世界输送CEO，就我的看法不光是精英教育成功，而是他们的民主与法制，它们是一个有竞争规则的国家。而我们这里满是机会主义和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