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在《新至善村》31集中曾提到杨树达二女婿周铁铮老师不知为何被捕一事，周铁铮老师的女儿杨欢(网名四十客)看到此文后，在后跟帖，将她的《枫叶又红了》和他哥哥杨立的《父亲周铁铮蒙难记》两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发到《新至善村》31后面，因字迹小，看到的人不多，于是，我将杨立的这篇《父亲周铁铮蒙难记》重新转发，让关心他们的人有所了解。杨欢的《枫叶又红了》，她自己已单独发上来了，可去看 四十客的《跟新至善村帖》，就不多说了。
父亲周铁铮蒙难记
杨立
我的父亲周铁铮，原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1958年因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蒙难，其具体过程大致如下：1958年5月31日，一部吉普车将我父亲从批斗他的会场带走，到达长沙某地后，公安人员见他的第一句话是;你没什么事，交代清楚了就让你回去。然后将其对号子里一丢，空身一人，晚上睡觉的枕被垫单、早上洗脸漱口的牙刷毛巾、日常换洗的内衣内裤等等，什么都没有，直到审判结案以后（结案之时，要我父亲在审讯记录上签字，我父亲认为不是事实不肯签，审讯人员打了他几个耳光，几个人抓住他的手签字按印。）才准其给写了一张明信片，嘱我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送去，这时离他被捕关的时间已过去了几个月，我父亲晚年遍体风寒，半身不遂，显然与这段时间有关。
父亲出事后，师大组织上派人找母亲谈话，要求她站稳立场，跟父亲划清界限，周边同事不了解实情也另眼相看，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下，为了子女不受牵连，母亲只好与父亲离婚，并将子女也改为杨姓。但即使离了婚，牵连还是不可避免，母亲很快被调离长沙发电厂（当时认为发电厂是国家很重要的部门），而安排到长沙市北区麻园岭小学工作。
我父亲当时被判刑3年，服刑地点是湖南汉寿西湖劳改农场，提前3个多月释放。释放后可以和家属通讯（原来渺无音讯），在得知他的情况后，我于1962年9月去看望他，父亲才给我说了上述的他被捕进监狱后的情况。我问他为什么事坐牢，他一直讲他没有事。当时我年幼无知，看他坐牢，总认为他有事瞒着我，他和我讲不清，被问急了只好这样和我辩解：你想你外公杨树达是什么人，学问做得好深，《积微居甲文说》、《积微居金文说》，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精髓。一般知识分子连那是什么字都不认识，你外公将那些字读什么音、什么意思都要原原本本讲出来，那要读好多书，好深的学问。他看人是什么眼光，杨大姐、杨二姐年青貌美，在湖大也小有名气（我姨妈在湖大读书时，是湖大的校花，40年代的时候原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商震曾托人向我外公为其儿子求婚，被我外公一口回绝）。我比你妈妈大11岁（我父亲1914年生，妈妈1925年阴历11月初三生，我1945年阴历八月初十出生，当时我妈妈还不到20岁），我不是真有学问，书读得好，你外公会将自己年青美貌的女儿许配给我？真正有心钻研学问的人，根本就不会有心思去搞那些空头路。听他这么一说，我想起他在家时一天到晚就呆在书房里，连我们子女都理落得少，出去就是到新华书店买书，经常买书买得和娭毑争吵，因家中的生活费都没有了着落。学生一来，他总是兴致勃勃和学生滔滔不绝，学生坐好久，他谈好久，学生坐到晚上十一二点，他就谈到十一二点。这样的人只象书呆子，确实不象反革命。
平心而论，父亲在劳改农场那段日子实际是他蒙难以后最好的一段日子，外面过苦日子饿肚皮的时候，我父亲并没有饿肚子，当时农场大多数管理人员还有些老公安的好作风。1962年“十一”国庆节，农场出墙报，我父亲写了三首七绝，其中一句：鱼虾自是湖乡美，说明当时父亲生活环境还可以。当时全国的政治环境，对知识分子待遇也有些松动，我妈妈也写信给父亲，如能出来工作，愿意与其复婚。我父亲当时曾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周阳、郭沫若等人，同时寄去说明他学术水平的“盘庚迁殷”等论文，希望能发挥他的一技之长，故诗中有一句：东风若与周郎便。我亲眼看到农场管理人员在看墙报的时候，笑说老周的诗写得好。后来我因感染伤寒，差点死在农场，于1963年1月离开农场。 1965年，因农场需移作别用，将父亲遣送回长，从此开始了他人生一段极其苦难的岁月。
师大误传他进了街办工厂是错误的。当时街办工厂靠自己自负盈亏，需要的是劳动力和技能，所以任何街办工厂都不会要他这50多岁、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当时街办工厂只是给他一些计件的业务，如磨铲子(我曾帮磨过)、卖刷把的业务，一个月都弄不到几元钱，这样，我父亲和娭毑的日常生活都没了着落。文革中他还曾有一段时间被罚扫街，那时不但分文未有，还经常被挂牌挨斗挨打，那段经历，地球人都晓得，就不多说了。挨的整不上算，最起码的饥饱都不能维持，好在我外婆心地好，有时偷偷溜到我娭毑那儿，给她点钱，当时住在我们院中的凌姓户籍搞了些所谓的揭发材料到我妈妈和我的单位（我1969年因为表现好从农村招进了长沙化工机械厂），单位组织专人调查我、整我，逼得我也不能去和娭毑、父亲接触，我娭毑是1973年活活饿死的，其后我父亲在街道上扫街，祘是他找到了一个好工作，至少每个月有了几元钱固定收入，不会饿死了。但长年贫病交加，他也实在有点熬不住了，风湿已经导致他近乎半身不遂，每天睡觉他不能象平常人一样睡下去，那样他第二天一个人就没法起来，所以平常他只能半坐斜倚在被子上睡（实际上是些烂棉絮，还好当时的床有架子），每个星期他只能星期二睡一个正常的觉，星期三我休息，早上去将他扶起。因我父亲很多事不能自理，我在我父亲那里是做不完的事，加上我母亲精神脆弱，经受不住我父亲对她的影响和打击，于1974年染上多发性神经炎，经常瘫痪在床，受尽病痛的折磨，于1984年5月30日离我们而去。所以对于我来说，日子非常紧张，在厂里是沉重劳累的翻砂工作，家里是两个不住在一起的半瘫痪的父母，别人难以忍受的政治高压对于我来说都近乎麻木。每天极其具体的家务都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1978年1月1日，我父亲两手拿火钳夹住一团燃着的藕煤换煤炉，那火钳是街道另一被管制分子新买的，非常紧，一点都不灵活，正常人都难以使用，当时父亲想松开火钳将燃着的藕煤放下时，火钳松不动，燃着的藕煤引发我父亲棉裤上露出的棉花，将我父亲烧伤，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不可能将我父亲送去医院抢救。难友们弄了些狗油搽在我父亲烧伤处，第二天上午8点多，派出所打电话给我单位，通知我赶到父亲处时，父亲已进入弥留状态，喊他已没有一点反映。父亲就这样走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辈子的悲伤与痛苦，而对于我父亲来说，他走了，解脱了，幸福了。 | 
发表于 2011-10-12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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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1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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