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档案馆最新公布的800余幅历史照片,再现800多个历史场景,引来各方关注。地方史专家陈先枢表示——我们越来越接近历史真相
长沙沿江马路中山马路以南之照片。
1946年长沙霍乱流行期间,卫生防疫人员给患者家消毒。
湖南省会各界(民国)三十六年植树节扩大造林运动大会合影。(感谢湖南省档案馆供照)
讲述:地方史专家陈先枢
时间:7月10日下午整理:刘吉芳
我是在网上看到这些照片的。
这一批公布的照片中,确实有大家没有见过的,包括我也没看到过。里面有一批旧长沙的照片,它们有很丰富的历史信息,对于研究长沙旧史,特别近百年的长沙社会、城市建设、社会救济及各种类型的灾害,能起到文字资料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与文字资料相互映衬,让人对那时的长沙有更直观的了解。
这些照片,可以让我们用历史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历史问题。
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中,中国近现代史基本上就是一部革命史,关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我们知之甚少。我着手搞长沙历史研究之后,就开始逐步纠正自己的历史偏见。
关于旧的医疗卫生状况
这次公布的照片档案中,有一组反映旧长沙卫生事业的照片。这些照片提到了“省卫生试验所检验室”、“湘雅医院”、“湖南省妇婴保健院”、“湖南省结核病防治院”、“长沙医院”等一大批卫生医疗机构的名字。就我所知道的,长沙当时是中国最早引入西医的城市之一。
1946年,长沙霍乱流行。霍乱是很厉害的传染玻
在省档案馆公布的这批照片中,我看到有一组反映1946年长沙发生霍乱疫情时的照片,如“长沙医院城南隔离病院第二院照片”、“长沙市夏令防疫联合办事处民众预防注射照片”、“长沙市霍乱病人分布图”、“白沙井饮水消毒照片”、“取缔清凉饮食品”等。
这说明,长沙当时已有了应对瘟疫的应急机制。
关于当时长沙市政当局如何应对这次疫情,《长沙市志》还有这样的记载:“1946年长沙霍乱流行,市防疫联合办事处在大码头、老龙井等13处挑水码头设立饮水消毒站,用漂白粉消毒并测定余氯。但因人手缺乏,经费有限,未能达到预期目的。1947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分配给湖南省饮水消毒机2套,安装在中山码头和金家码头。1948年,全市6名工人轮流在10多个挑水码头往水桶内投放漂白粉……”
关于城市规划
“长沙沿江马路基建照片”反映的是当时长沙城市建设的情况。
1924至1932年,长沙市政公所议决修环城马路时,沿江大道就在规划之列。沿江大道三修三停,限于财力,断断续续只完成中山西路口至湘春路口长960米、宽19.3米的路基。那时,长沙棚户最集中的地区就是沿湘江一线,长沙棚户拆迁就始于沿江大道的修建。
旧长沙共编制过9个城市规划。像1921年的《长沙市政计划书》提出,辟岳麓山附近为学校区,计划将中等以上各类学校集中于此。1941年编制的《新市区计划》,规划在岳麓文化区内设图书馆、博物院。1947年《长沙市建设计划修正草案》规划“岳麓文化区11572亩”。各次规划均把商业区集中在河东,如1932年《长沙新市区计划》将北至新河、南至妙高峰、东达五里牌、西抵河岸的总面积约27平方公里划为商业区,占当时行政区面积的40%。
我想告诉你的是,这些规划,有的已具备了“拓南兴北”、“西文东市”、“兴建卫星城”等思想雏形。它们中的有些想法,与我们现在的城市规划不谋而合。
关于环保意识
我们现在搞的植树造林运动,其实在几十年前时就很有声势了,这批照片档案中,就有几张表现人们在植树节时植树的照片,如“湖南省各界三十六年植树节合影”等。
岳麓山上的中山纪念亭内有块“中山纪念林碑”,碑上刻的《总理遗训》讲的就是植树的好处:“有了森林,天气中的雨量便可以调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灾便可减少;要能够防水灾便先要造森林,有了森林便可免去全国的水祸。”中山纪念亭建于1930年,亭子下面大片的油茶树也是为“贯彻总理遗训”而栽种的。
延伸观点
主动开放档案折射社会的繁荣稳定
湖南省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没有料到,他们此次向社会公开一批照片档案,引来媒体如此强烈的关注,“省会长沙数得着的媒体,几乎都来了。”该馆利用部负责人说。
这批照片档案正式公布的时间是这个月的5日。而紧接着的7月7日,就是国人都不能忘记的“七七事变”70周年纪念日。于是,这批照片档案中的有关日军侵华暴行的内容,成为各媒体各种“不忘历史”板块中重点报道的对象。
省档案馆副馆长禹丁华说:“对于当今社会而言,现在的档案信息资源,除了担负起其与生俱来的凭证作用等实用功能外,其对社会群体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功能也日益显现。”
禹丁华说,“当档案馆主动开放档案,当利用者查阅档案资料,更多地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文化需求,以及一种怀旧的情结时,基本上是物质繁荣社会和谐稳定的时期。像我们这次公布照片档案,就处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
他另外举了个例子:省档案馆保存的《黄埔军校同学录》。“去年到我馆查阅档案的近2400人次,来查阅《黄埔军校同学录》的估计要占四分之一。”禹丁华说,湖南省档案馆保存的《黄埔军校同学录》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名气,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黄埔后裔都来人、来函或来电,要求查阅黄埔档案。那些没见过父亲、爷爷的,就想来看看父亲、爷爷到底是什么样子;丈夫战死沙尝手中没有丈夫任何遗物的妻子,也来档案馆查档,想再见一见丈夫的音容笑貌、寻找丈夫相关信息的蛛丝马迹。一旦找着了要找的东西,在发黄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亲人的旧影,泪流满面通常是他们的第一反应。哭完之后,为了表示感谢,有的就到附近的小卖部买来梅子啊瓜子啊之类的零食请档案馆的接待人员吃,你若是不吃,他还生气呢。
禹丁华说,由于档案信息的特殊性,开放档案其实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他说,现在来查开放档案,只要有身份证之类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就可以了,不像以前,要求查档人持单位介绍信、查档人须是党员,等等,“现在开放的档案涉及面广,数量逐年多,查档的人员复杂,利用的目的各异,容易出问题。我们如果没有把握好开放与档案信息安全这个度,一旦出事,档案馆的有关负责人是要承担责任的。”
“尽管如此,档案开放工作我们会一直搞下去的。第一,我国《档案法》对档案开放有明确规定,开放档案是我们档案人的应尽职责;第二,档案开放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需求,不跟上时代脚步,档案部门有被社会边缘化的危险;第三,我们保存有这么多有价值的东西,不利用,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有悖于档案馆文化传承的主旨;第四,这些档案材料的保存,国家是花了大本钱的呀,”禹丁华用拇指和食指比划出大约一厘米的厚度,“像这么厚的一本案卷,它的保管费用累计起来起码有好几百块钱了,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它,(这钱)就太可惜了。”
[稿源:长沙晚报]
[作者:刘吉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