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下乡前都有自己的故事，或多或少。而我下乡前的日子既平淡又曲折，却使人难以忘怀。
68年最末的一个季节，学校开始毕业分配，当时是四个面向。出第一榜时分到工厂的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到了第二榜时就没有份了。因为“文革”到了深入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母亲在单位上接受审查，被关了起来……
至今还记得那一天，白天在机关大院“查户口”，（学校造反派派我们几个参加了驻省委机关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晚上回家进门一看，家里被翻的乱七八糟。“叶哒韶，自家屋里被抄嘎哒！”一下子好像从天上掉到了地上，转眼间完成了由“造反派”到“狗崽子”的身份转换。听爷爷说来抄家的都是几个平时和母亲关系较好，常到我家来玩的朋友。母亲被关初期，要由家里送饭，这任务只好由我的俩个读小学的妹妹来完成。在送饭的路上时不时还要躲闪宿舍里的小朋友向她们扔过来的砂石……日子过得真难啊！“日子再难，也总得活下去。死哒，死无对证，那日子会更难！”（借用岳母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来形容我家当时的心态）。
本来我们家在广西农村，因父亲单位的变迁，随着父母走南闯北最后来到了长沙。老家还有房子，因此家里的意见还是要我回老家插队。于是跟老家联系要老家开出“接收证”来。
12月中旬，我拿“接受证”来到学校办手续。正好碰到工宣队易队长他说：“你来得正好，快去医院检查身体，胡四满（汽电的头头）讲哒，你们学校几个出身不好的我们汽电要哒，工人阶级可以改造一切。”就这样我戏剧性的进了汽电当了几个月的新工人。
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发表后，当时毕业分配已接近尾声的只有一中、五中等少数试点学校，大部分学校才开始或还冒开始分配。省革委下了一个文件到12月25日24点截止，进了工厂的不退，冒进厂的改为一个面向，全部下乡。
据五中一位曾经是造反派的头头讲：25日那天，在市革委某办公室里拿招工表等盖章的各学校人员成堆，到了晚上时间不够用，有人把墙上的挂钟倒拨了X小时，以便能在12点前顺利的盖章。
那里一年的冬天格外的冷，冰天雪地，南门口黄兴路马路上都是厚厚的冰。记得有一天天还冒亮，我们班三个南门外的同学到学校有事。一路上，碰到了不少肩挑手提行李、一步一滑地往轮渡码头赶早班船去湖区的学生，同时有许多送行的人，其中有父母、兄弟、姐妹、同学……喊声、哭声、叮咛声、嘱咐声……还有摔跤声，此情此景不由得我心里阵阵凄凉。
虽然我进了工厂，但好景不长。因长沙市的学校意见大，新工人退还是不退，闹了几个月，最后市里以情况特殊为由不执行省里的文件。由银行冻结新工人的工资，各单位这才赶人。汽电要新工人拿工作证换几个月的工资，此时已是鞭炮声声欢度春节之时了。
春节之后，我们不再到厂里去上班。有几个灵泛的新工人拿了长沙晚报到厂劳资科办手续，上面登有“遗失下列证件作废”的声明。他们既保留了工作证又领到了工资，高高兴兴地下乡去哒。而大多数人为捍卫工作证就看哒银子变哒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奶奶突然中风卧床不起，母亲在牛棚，父亲在工地，爷爷年纪大了，送奶奶去看病自然就是我的事。每天到父亲单位医务室借有轮子的担架送奶奶到中医学院扎银针，风雨无阻……
春去夏来，奶奶的病情有所好转，看见她可以自己扶墙壁用拐杖移步了，我的心情也轻松许多。一天母亲回来拿换洗衣服，无意中告诉我，单位审问她时问她你儿子为什么不下乡？听了这话我心里一惊，看来得准备下乡了，至少以后再没有人会因为我下乡的问题去为难母亲。因此我决定不回老家，去靖县。
新工人从工厂出来后，大部分都是出身好的，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四个面向”有的在家里，有的上中央告状。但市革委就是想要动员这一部分人下乡。我去四个面向办公室办手续时，办事员打了个电话，马上就来了一位市里的领导，要我写文章动员新工人下乡，被我婉言谢绝。
办好手续、转好户口之后才告诉家里人我要走了。父亲刚从工地回来，由于我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的，父亲跟我联系了去靖县方向的便车。准备了一个背包、一口皮箱、一口木箱、里面有一部跟了我几年的简易油印机，还有一把斧头。箱子上面用仿宋体写上了我的大名。
就这样我踏上了征途，加入了靖县知青的行列。
07.11.05. | 
发表于 2011-3-21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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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21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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