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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黄子奋天生就不是个安分的性格，电讯专业学习的是组装电台、收报发报，整天到晚“滴滴哒哒”的练习让他厌烦，他提出申请，不久就被调到情报专业，学的是如何收集情报和分析情报。他在这里只呆了半个月，又心猿意马、见异思迁了。听说军统局又在重庆开办了四个训练班，他借故回到了重庆。
这四个训练班分别是：外交人员训练班、军需训练班、查缉走私班、特种政治班。黄子奋喜欢读书，对“特种政治”充满好奇，便请求再次改变专业。大队长王春辉把他拉到一边，悄悄告诉他，你知道“特政班”是做什么的，那是专门培训打入共产党的特工人员的，十个有九个是有去无回，你小子不想要命了？黄子奋还不相信，他有同学分在“特政班”，趁着休假他悄悄跑到离磁器口不远的童家桥，正好特政班在上课，授课人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中年男子，讲的是马列主义ABC,口若悬河，侃侃而谈，那人有几分自负又带几分谦恭，黄子奋不认识。下课后同学告诉他，那就是特政班的班主任张国焘。黄子奋听说过张国焘这个人，原来是共产党的创始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毛泽东、王明闹矛盾，1938年叛逃到武汉、重庆，投靠国民党。蒋介石如获至宝，把他安排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待若上宾。但张国焘策反旧部的计划破产，他自己也失去了利用价值，备受冷落。蒋介石把他交给戴笠，专门训练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
黄子奋看不起这种朝秦暮楚、卖身投靠的角色，他想进外交人员训练班，为的是有机会派往国外工作。但仔细一打听，他又有些气馁，已经报名的七八十人全是大学生，大部分是北大、清华及一些教会大学外语系的毕业生，甚至有“海龟博士”，而自己不过是个初中生，ABCD都认不全。他最后选择了查缉走私班。学习的是税法、枪支弹药、鸦片毒品、水银矿产等各种违禁品的专业知识。三个月的学习结业后，他被调回在重庆的海关总署缉私处管理人事档案。
军统的活动范围很广，人员分布到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海关以及驻外使馆，缉私、税警、盐警等都属军统管辖。缉私处的官员都是军统的，而且大都是黄埔毕业生，处长就是黄埔六期的。黄子奋不想一辈子与走私贩子打交道，他想出人头地，到驻外使馆供职，最向往的是担任驻外武官。海关总署的人事处长喜欢这个又聪明又勤快的小伙子，告诉他：驻外武官的选拔很严格，必须是黄埔毕业，还必须是本校，分校的不行，然后进入陆军大学学习毕业，既懂军事又懂情报。黄子奋缠着处长不放，处长正好与黄埔军校驻重庆办事处主任要好，就给他打招呼推荐了黄子奋，不久黄子奋通过考试顺利进入了设在成都本校的黄埔军校19期。
抗战与他擦肩而过
黄埔军校成都本校设在杜甫草堂与青羊宫附近，操练就在少城公园（现成都人民公园）不远的北校场，从1942年到1945年3月，黄子奋在这里学习了三年。先是在炮科，因为炮科对数学、三角、几何知识要求高，他这几科底子薄，跟不上班，不久就请求转到了步兵科。未毕业，选送一百多名学生到宝鸡特种兵联合分校学习美国新式大口径榴弹炮，黄子奋也在其中。他很振奋，抗日战争经过败退、相持、反攻，正在一步步走向胜利，他向往着奔赴战场，用大炮的怒吼一雪国恨家仇。两个月后，他被分配到驻扎洛阳的第90军军部389运输团任见习排长，负责粮草、军需物资的运输。军长刘戡，湖南桃源人，黄埔一期生，在抗战中身先士卒，舍死忘生，被誉为“杰出抗日将领”。1948年，42岁的刘戡于内战中在陕西被围自杀，被彭德怀称为“敢于成仁的湖南汉子”。
抗战与黄子奋擦肩而过，到前线部队两个月后，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的喜悦迅速被内战的阴云冲散，黄子奋不愿在内战中送死，他离开部队回到重庆，仍回到军统局，到歌乐山下“白公馆”隔壁的中美情报合作所担任“少年先锋队”副队长。抗战中军统不少人在暗杀、情报工作中牺牲，留下未成年的子弟，军统局收容这些遗孤，黄子奋负责照顾他们四十多个队员的学习和生活管理，少年队员们喜欢这位趣味相投的副队长。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8月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原来的人员“三个去向”：一部分去南京，一部分退役到军官总队，一部分遣散。他对时局已不抱希望，思乡心切，领取了一笔不菲的遣散费回乡。少先队员舍不得“大孩子”副队长，到戴笠住过的白公馆清理打扫，搬出几大箱藏书送给黄子奋，还有一台美制的台式收音机，作为送别的纪念。通过同学关系，乘上民生公司开重庆到宜昌的轮船，再转船到津市、长沙。
满目疮夷的长沙已勾不起黄子奋儿时的记忆，打听到父亲在南门口与人合伙办了个小小的“大业烟厂”，他用车拉着几箱子书、收音机和简单的行李找到父亲，“少小离家老大回”，八年离别，父亲已经认不出他，他也几乎认不出两鬓斑白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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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9 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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