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曾有一批女学员》【知青公共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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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曾有一批女学员》【知青公共频道】 年龄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接受军校一切严格的训练

黄埔军校名闻遐迩，值得一提的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立后，开办了女生队，这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造就了中国现代第一代女军官。 黄埔军校史上唯一的一期女生队 武汉分校的全名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5年冬，国民政府为了统一军官培训，命令在粤各军取消他们各自办的讲武堂和军官学校，合并于黄埔军校，同时将“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所以武汉分校的全称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黄埔军校以往只招收男生，不招女生，而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收女生，这是黄埔军校史上唯一的一期女生——被列为黄埔军校的第6期。 黄埔办女生队阻力大，国民党右派反对，封建势力阻挠，中国共产党人下决心在军校培训妇女骨干。成立女生队是武汉分校的创举，恽代英曾对女生队负责人说：“办女生队阻力很大，丁惟汾(国民党右派)等人反对，封建势力拼命阻挠，守旧的人也不赞成。我们党下决心要在军校培训妇女骨干，毕业后参加领导中国妇女翻身解放的斗争。你们的责任重大，你们要努力呀！” 原武汉分校女生队学员吕儒贞回忆说：“那时我也觉悟到，妇女要在革命的政府领导下，有了参政权，有了职业，经济独立，才能在政治、文化、经济上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国民革命胜利，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我无限欢欣鼓舞，盼望能参加工作，进革命学校，充实和锻炼自己。”那时女生当兵的动机，十有八九是为了脱离封建家庭的压迫，找寻自己的出路。 武汉分校成立时，中国共产党派出许多同志到军校工作，如恽代英任政治教官，他还分管女生队的工作，施存统任政治部主任，中下级军事和政治干部大半是共产党员，如徐向前任政治大队第1队队长，彭漪兰、钟复光任女生队指导员。李鸣珂任党的联络员，等等。这些党员大都能够以身作则。 年龄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 1926年2月，有183名女生正式入学，加上南湖学兵团30名女生被并入黄埔军校女生队，女生队从而扩大为213人。黄埔军校女生队中有的是在校大学生，相当一部分是中学生。有的已当了母亲，有的还缠过足。 从出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来看，大都参差不齐。其中重庆、泸州时的学生接受革命影响较早，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但是其他一些人，基本上是“爱国有心，知识不足”。无论怎样，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敢于冲破封建藩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去。 1927年2月12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举行开学典礼。200多名女生，同男生一样，着深灰色军装，紧束着腰带，戴着军帽，打着绑腿，并肩站立。 接受军校一切严格的训练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设在武昌两湖书院，女生队设在这个大书院东首一个院落的两层楼里。楼上是宿舍，楼下是饭堂。军校纪律非常严格，生活节奏非常紧张。早上军号一响，马上起床、穿衣、梳洗，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个豆腐块，摆在木板床正中央。10分钟一切要收拾完毕，然后进行操练。在饭堂里吃饭也要军事化，只要队长放下筷子，学生们必须全体起立，没有吃完的要受到批评。 从早上5时30分起床开始，一直到晚上9时30分睡觉，简直没有休息时间。每天8堂课，4节学科，4节术科。军事训练课有步兵操典、射击训练，还到蛇山“打野外”进行实地军事演习等。她们接受学校一切严格的训练，要做和男生一样多的工作，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由于武汉兵力不足，于是军校决定把全体同学编为中央独立师，军校女生队编为政治连，分为救护队和宣传队，开赴前线。女学员谢冰莹在途中写下的《从军记》中写道，“在炮火连天的火线上，女生队的学员不顾子弹在头上尖叫，把受伤的战友抬下火线，为他们包扎、喂药”。 1927年7月，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公开发表声明反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决定提前结业。213名女学员除极个别学员被送到苏联学习外，大部分被分到叶挺和张发奎的部队，也有不少人回到家乡，有的从事地下工作，有的后来又辗转找到了革命队伍。其中更是涌现出了赵一曼、胡兰畦、曾宪植、胡筠等巾帼英雄。 摘自《大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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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埔军校 第三部分

　　第七章 中国20世纪女兵始涌黄埔潮

　　中国黄埔军校 提起中国女兵，人们自然想到花木兰、杨门女将。但是，在封建社会，花木兰是替父从军，只能女扮男装，而杨门女将却是背负着沉重的亡夫之灵操戈于沙场。汪洋大海般的封建纲常泥潭，陷女子于十八层地狱，何况有俗语云：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在封建时代，女子从军谈何容易，更别说是到军校中学习，深造成为女军官。

　　当时代发展到20世纪之初，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大革命的洪流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一向被视为洪水猛兽般的女子从军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孙中山先生曾说：行易知难。那么，是谁首先拓开中国现代女兵思想的草莽呢？这就是黄埔军校的先驱们。

　　黄埔军校招收女生大争论(1)

　　翻阅史籍可看到，旧军阀视妇女为玩物，根本不可能有女权思想，有的只能是军中随营妓女。民国之初，虽有专门女子报纸，但在当时，男同志军还没建立，何谈女同志军。直到1924年，国共两党在黄埔建军，代表时代先进潮流的黄埔军校师生，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早不满足于把男女平等仅当做口号，首先倡导提出了女子从军和“男女同学”问题。这无疑是对封建伦理纲常的一次巨大冲击，更重要的是，从此时起，中国女兵披荆斩棘，开辟了在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上男女平等的崭新天地。一大批“娘子军”再也不必像花木兰那样女扮男装，再也不像杨门女将那样厮守族门，而是以女子特有的英姿，自豪地跨入了中国女兵的行列。

　　中国20世纪女兵始涌黄埔潮。这首倡女兵思想的先驱，即是由中国共产党人主办的《中国军人》杂志。该刊是以黄埔军校为主体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会刊，实际领导人是周恩来，主笔有王一飞、蒋先云、周逸群等共产党员。

　　《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有关“女同志军”的文章1925年，《中国军人》杂志在庆祝国际“三八妇女节”15周年之际，特撰文以志纪念。作者洪筠在《军人与妇女》一文中，首先论述了妇女的悲惨地位，妇女们在旧时代成了男子们的战利品和工余时的消遣品。在世界各国妇女运动兴起的现代社会，中国妇女也要起来争回自己应得的权利。这篇文章高歌古今中外巾帼英雄的从戎伟绩，号召中国妇女在男子们已冲锋陷阵肉搏于血泊中之关头，不要再熟视无睹，也不要仅限于摇旗呐喊作壁上观，要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要明白，权利归于最大努力者。要想获得女权，必须荷枪实弹去争取，绝非靠一些宣传和示威游行就可以了事。作者号召“吾亲爱之姊妹诸姑，其速武装完成国民革命，以追取应得之平等自由，以洗女界之旧污，发扬女权，以追求人类最高之幸福”。

　　《中国军人》杂志传播了革命思想，迅速唤起了广大民众的思想觉悟，很多女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广州，坚决要求参加革命军。金慧淑女士就是其中之一。她是广西灵川人，女子法政大学毕业，在革命思想的感召下来到广州，于1925年6月9日上书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和校长蒋介石，责问军校为何不招女兵。要求黄埔军校招收女生，她自愿做一个革命的女军人。她在信中写道：“木兰从军，千秋共赏；罗兰死节，今古同称。岂以中国二万万之女子，概不能从事革命工作耶？”信发出后，未得答复，她又亲自找到何香凝，请求帮助。何香凝也感到无能为力，难以说情。金慧淑又去黄埔岛，校长蒋介石避而不见，遂又去政治部特别区党部请求，表达了她“受女界党员推举来粤访问”的深刻感受。她说“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则谓男女不能同学，似于理有不通，下次招生望本男女平权之旨义，予以招收壮年女生”。并说，中国4亿人口，女子居半，男子从事革命，女子却袖手旁观，救国救民的责任不均。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女子已开世界先例，走进革命军队。我们革命党力主坚持列宁主义，提倡男女权利平等，为何我国却无女同志军呢？中国两亿女子不能取得从军权，这就不能说是男女平等。

　　《中国军人》杂志封面在此有必要澄清的一件事是，由于金慧淑在1925年6月9日上书廖仲恺、蒋介石的信末署“淑鞠躬”，后有不少文章著作在叙述这件事时，误以为“淑鞠躬”即是姓名，并又言“淑鞠躬”是先于金慧淑上书黄埔军校的另外一位广西姑娘。实际上，从前后两封上书内容可看出，两封信出自同一个女子之手。这“淑鞠躬”应分开读“淑”、“鞠躬”，这“淑”即是金慧淑的简称，“鞠躬”是中国旧式文体信函末常使用的礼仪谦词。

　　再说金慧淑女士由黄埔岛回广州市区住所后，又上书一封信于军校政治部，表达了她参加革命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信中诚恳地写道：“若贵校不能收为正式学生，情愿为旁听生，伙食、服装愿自备，多一人听讲恐不碍事耳，一腔热血统希鉴原。”可见这位女士从军心切之满腔热忱，也说明革命思想已深入人心。

　　黄埔军校招收女生大争论(2)

　　无独有偶，还有一位名叫潘慧勤的女士来到黄埔军校，也坚决要求参加女同志军。这位潘女士后与黄埔一期毕业生李之龙结婚。

　　女子从军问题，引起了社会上的激烈争论。有些人站在顽固的封建立场上，极力反对男女平等，曾一度社会渣滓泛滥四起。即使有些曾赞成男女平等口号的人，也狭隘的认为倡导女同志军是仅仅去满足军营男子的性欲而已，仍把革命军与旧军阀相论比。他们不了解革命军的性质，不清楚革命军有铁的纪律，杞人忧天地认为“设不幸而我革命军中果然加入了一些女同志，则诚恐将来已和敌人接触时，他们都还在鸳鸯床上甜睡呢”。7月13日，广州《民国日报》一篇署名“忠言”的文章，就大肆诋毁“女同志军”，大叫“以满足男子性的要求，这是万万不可能的”，“咳！这是多么的可怕，愿提倡女同志军者三思之。”

　　《中国军人》杂志对社会上贬斥“女同志军”的言论展开争鸣辩论。共产党员李之龙所撰写的一篇《陆军军官学校招收女生问题》，在军内外引起强烈地反响，文章写道：“用侮辱男性或侮辱女性的言辞来反对军校招收女生，是为我们所不齿的。若是在女子体格上说，或是在管理不便上说，那就很值得我们来讨论。”文章用充分的说理，论证了招收女生的可行性，回击了那些流言蜚语的肆意攻击。原来并不赞成女同志军的廖仲恺，在争论的最后也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只要那位女子身体强壮，真能吃得下苦，我也是同意的”。黄埔军校政治部对于妇女们坚决要求参加革命军的精神，极表同情，在校内壁报上发表了要求招募女同志军的提议，“星期特刊”发行了征集女同志军专号，进行大力宣传，极大地促进了女子们冲破封建伦理纲常束缚的进程，开新一代革命风气。

　　但在当时，女子从军，阻力很大，由于国民党右派反对，封建势力阻挠，并受各种条件的限制等原因，黄埔军校招收女生并没有立即变成现实。但《中国军人》杂志倡导的女子从军思想，一旦冲破封建思想牢笼，就变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涛巨流，任何反动势力再也难以阻挡。一年之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公开向全国招收女生，200多名中国女兵迈进了黄埔军校的大门。

　　成立女生队--武汉分校的创举(1)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创办，是革命形势发展的产物。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向湖南挺进。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10万人誓师北伐。北伐战争迅速取得胜利，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此时，武汉逐渐取代广州，而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

　　孙中山生前制定的北伐计划，准备分两步完成，先是“会师武汉”，后是“直捣幽燕”。武汉三镇被攻克，标志着第一次北伐的目的已经达到。打下武汉之后，国民政府即着手准备第二次北伐，以期再打到北京，消灭奉系军阀。因此，为了实现第二次北伐，需要培养更多的军事政治人才，尤其是女军事干部。北伐战争的胜利，使不少地方军阀部队依附了国民革命军，为了改造这些旧军阀，也需要培养大批政治工作人员。“为养成党的军事人才，必须于克复各省逐渐设立军事政治学校，以便各省革命分子就近入学，各省军事领袖，亦更可就近指导，以养成合于需要的人才。”

　　武汉分校开学典礼时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方鼎英致电在前线的校长蒋介石：“现在我方局面进展，粤东偏处一隅，招人才不易，似宜及时于武昌或长沙开设分校，一面为扩充之准备，一面为延揽人才之方法，关系颇为重要。”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并决定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此时黄埔军校已由“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以作为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学府，训练储备革命的军事政治人才。10月12日，蒋介石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在武昌另设分校，原有校内政治科，移设武昌，再加扩充，以便多方造就人才。”武汉分校应运而生，全称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11月底，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在开办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同时，招收女生入学。这是自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入学后不久，就开始争吵不休的话题。为此，如前节所述，李之龙、金慧淑、潘慧勤等人，还使广州的舆论界好生热闹了一番。

　　当时，高涨的革命浪潮，激励了许多青年男女奔向革命的道路。其中不少女青年，希望获得真正的男女平等，参加实际工作，进革命学校，使自己得到充实和锻炼。如原武汉分校女生队学生吕儒贞在《1927年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一文中回忆道：“那时我也觉悟到，妇女要在革命的政府领导下，有了参政权，有了职业，经济独立，才能在政治、文化、经济上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国民革命胜利，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我无限欢欣鼓舞，盼望能参加工作，进革命学校，充实和锻炼自己。”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下决心在军校中培训妇女骨干。

　　武汉分校入伍生总队女生大队合影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于1926年11月1日正式成立，并开始在武汉和全国各省、市陆续招生。武汉分校筹备成立时，积极促进招收部分女生。招生的办法是采取公开登报和秘密招考相结合；考生的条件，规定必须具有中学文化程度；报名后，要经过初试和复试以及体格检查，最后登榜录取。初试6000余人，复试4000余人。考试的科目：初试有三民主义、国文、数学、中外史地、博物、理化；复试有国文、党的常识及政治常识，检查身体。先后初试复试各5次，由此可见考试之严格。

　　这次招生中的女生队，原打算只招40多人，但报名的太多，国共两党大员写条子的太多，实际录取远远超出了预定数额。1927年2月，被录取的新生开始报到，正式入学的女生183人，后湖南学兵团刚招收的30名女生编入军校，女生队从而扩大为213人。这是黄埔军校史上首批女生，被列为黄埔军校第6期。黄埔军校以往只招收男生，不招收女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两湖书院旧址而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中破天荒地招收了女生。

　　招生复试那几天，武昌寒风刺骨，可来自全国的数千名年轻人，把武昌城闹得热气腾腾。蛇山矶头、奥略楼等地，到处都可看到这些青年才俊指点江山、豪气冲天的身影。

　　成立女生队--武汉分校的创举(2)

　　武汉分校招收的这批女学生，多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和四川等地。她们出身于不同的家庭，年龄在18岁到30岁之间；未婚者占多数，也有的已经结婚并做了母亲，有的还缠过脚；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中学生，也有在校大学生，有的还是教师。总的看，从江西、湖南、湖北来的学生，文化程度比四川来的要高一些；有的学习过哲学，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有的却连这个名词还未听说过；有的参加了党派，多数人无党无派；有的接受革命影响较早，在抵制洋货等爱国运动中，已经多次参加革命活动，还有多数人是“爱国有心，知识不足”。这些女学生，无论从出身、年龄、文化程度看，还是从政治面貌、社会经历看，大都参差不齐。但她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藩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去。

　　当时，大革命的浪潮对封建势力虽然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但是在一般人的思想里，封建意识还非常浓厚，因此，女子要当兵，不说别的，仅就家庭这一关就很难通过。投考军校的女生，许多人都经过了各种斗争。吕儒贞回忆说：“看到最后一次榜上我被录取了，心里很激动，就到同学家里把头发剪了。那时候，革命新潮流进了武汉，可是一般人的封建思想还非常浓厚，我不敢在家里剪头发，惟恐家中阻拦我进军校。过后家中知道我剪了发，无法阻止，我终于进了女生队。”黄杰也回忆说：“女生队从一成立就受到封建礼教的压迫、诬蔑和诽谤，被一切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被一切旧势力视为大逆不道。到军校后，我照了一张照片寄回家中，我伯父看了大骂，说是‘家族的败类’，‘太伤风化’。我的一个叔伯姐夫在沙市开钱庄，有一次来看我，说‘你们这样，今后怎么见人’。我听后义正词严地说：‘有什么见不得人，我们就是要革你们的命。’他恼羞成怒，回去后，我的那个叔伯二姐让人带信给我，今后不准我走她家门前那条街。其他姐妹也有同样的遭遇。但我们不气馁、不低头，敢于向旧势力挑战，决意在黑暗中冲杀出一条光明的路。”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女学生在旧势力面前，极为勇敢，她们在当时投考军校，克服了很大的阻力。

　　在投考军校的女生中，有的已经深受革命熏陶，是抱着献身革命事业的崇高理想而从军的。如女学生游曦，就是其中一个。原第6期政治科学生冼大启在《武汉分校始末——兼忆战友游曦》一文中回忆说：“重庆当地报考的男女生，多来自重庆中法大学和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这两个学校。中法大学系吴老（吴玉章先生）所办，省立女师，受萧楚女、恽代英两先生的革命熏陶甚深……游曦同志就读省二女师，她以一女生毅然从军，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主要是由于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再如胡筠、赵一曼等，在投考军校前，都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

　　那时，女生当兵的动机十有八九是为了脱离封建家庭的压迫，寻找自己的出路。吕儒贞回忆说：“有的同学是反对包办婚姻；有的是不堪丈夫虐待；还有的是经济困难不能升学”，但“大多数女同学都是为真正的人类解放来女生队的，她们恨透了那个社会桎梏妇女。”她们渴望自由、独立，立志要做一个有出息的女子。

　　此外，这些年轻女子还怀着许多美妙的幻想，如想学古代从军的妇女。原女生队学生胡兰畦回忆说：“过去大家都羡慕古代从军的妇女，曾经有过很多幻想，很多希望，但结果却总是一场空梦。今天，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打垮了直系军阀，军校招收女生终于成了事实。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军人生活了，心里那股高兴劲，简直别提多美了！”（《胡兰畦回忆录》）当时30名四川籍女子参加复试，有两人落榜，其中名叫柯银珠的，因落榜竟活活气死了。

　　这批20年代初期的青年妇女，虽然投考军校的动机不尽相同，但她们在当时能脱去罗裙，走出闺阁，换上戎装，背枪当兵，仅就这一行动本身来说，就非常了不起。

　　成立女生队--武汉分校的创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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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女生队--武汉分校的创举(3) 　　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在武昌兰陵街两湖书院（现解放七道中段）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宋庆龄、吴玉章、于树德等出席大会。全校学生及入伍生共6000余人到会，除引人注目的女生队外，还有从黄埔本校迁来的第5期政治、炮兵、工兵科3个大队和分校招收的政治科两个大队。次日《汉口民国日报》报道：“场之上首设台一座”，“学生千余人，整队分列台前”。200多名女生，同男生一样，着深灰色军装，紧束着皮腰带，带着军帽，打着绑腿，并肩站立。她们是中国第一批军事院校的女兵。长期封建积习的影响，中国少女一般不抛头露面，离家上学已少见，入伍当兵和男兵一样跌爬滚打、刺刀见红更是开启社会风气的创举。恽代英赞扬她们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锋和榜样”。 　　新生入校后首先需要受3个月的入伍教育，被编为1个大队的女生，与新招收的政治科两个大黄埔六期生张瑞华在北京家中队统属第6期入伍生总队。女生队下分3个中队，9个区队，每个区队3个班。在黄埔本校第1至第5期时，没有设指导员。武汉军校第6期学生入校时，首先在女生队设置了指导员。女生队长郑奠邦，中队长杨伯珩、张麟书等，指导员彭漪兰、钟复光、唐维淑等。 　　女生队和分校本部同住武昌两湖书院，女生队全体学生住在这个大书院东部一个院落的两层楼里。楼上是宿舍，楼下是饭堂。女生队的宿舍、饭堂、课堂和操场是单独的，除此之外，女学生与男学生穿一样的服装，过一样紧张的军事生活，没有特殊的地方。军校纪律非常严格，生活节奏非常紧张。早上军号一响，马上起床、穿衣、梳洗，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个豆腐块，摆在木板床正中央。10分钟一切要收拾完毕，然后进行操练。在饭堂里吃饭也要军事化，只要队长放下筷子，学生们必须全体起立，没有吃完的要受到批评。从早上5时半起床开始，一直到晚上9时半睡觉，根本没有休息时间。每天8节课，4节学科，4节术科。 　　军事训练课有步兵操典、射击训练，还到蛇山“打野外”，进行实地军事演习等。女生拿的步枪，有的比她们的个子还要高。有些裹过小脚的女兵，跑起步来，要比别人付出多倍的辛苦。她们接受军校的一切严格训练，要做和男生一样多的工作，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当年的武昌街头，经常可见一群头剪短发，身着军装，腰扎皮带，打着绑腿的女兵，英姿飒爽地行进。 　　军校为了使男女学生在服装外表上有所区别，原决定让女生打黑色绑腿，军服双袖缀上红色字母“W”标记，并发短枪。许多女生表示坚决反对，她们说：“我们都是革命战士，男女应该平等，但是我们在革命政府之下，如果连穿衣服都得不到平等，还要拿一个字母来表示区别，这又算什么呢？”军校最后只好决定取消这一提案。如此统一服装，女学生除了留有短发之外，男女生在外表上很难看出区别。特别是戴上军帽后，几乎分不出男女。军校为了照顾女生生理特点，女生有例假时，只要戴上一个袖章就可以不用出操，不用参加军训。但是女生坚决不戴，她们凭着满腔的革命热情，参加摸爬滚打的艰苦训练。有许多女生发出这样的呼声：“试问革命军人是受人怜念的吗？我们要拿出百折不挠的精神来，我们要接受学校的一切严格训练，我们要做和男生一样多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培养，是军校女学生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中占有重要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而使得大多数女学生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武汉分校成立时，中共中央即派出许多人到军校工作，如恽代英任政治主任教官，施存统任政治部主任，叶镛、陆更夫在政治部担任重要工作，政治教官高语罕、谭平山、沈雁冰、李达、李汉俊、许德珩等，也多系共产党员。分校中的中、下级军事和政治干部大半是共产党员，如徐向前任政治大队第1队队长，彭漪兰、钟复光任女生队指导员，李鸣珂任党的联络员，陈毅表面上当文书，实际上是校中的中共党委书记。当时的分校校长由邓演达代理，蒋介石只是挂名校长。军校校长制改为委员制以后，恽代英是三常委之一，军校日常工作由恽代英实际主持。特别是在校一级领导人中，由恽代英专门分管女生队。中共党的方针政策在分校中得到了积极地贯彻，充分体现了党对分校的直接领导。 　　成立女生队--武汉分校的创举(4) 　　武汉分校女生大队指导员钟复光， 　　后为全国政协委员。女生队隶属于政治大队，学习以政治课为主。在恽代英等领导下，学校非常重视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教育。开设的政治课有：《社会主义史》、《社会发展史》、《妇女解放运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世界妇女运动史》以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这些课程分别由许德珩、吴文祺、沈雁冰等讲授。恽代英经常给学生上课，组织编写辅导材料，有时还和学生一起参加听课，以考察教学效果，提出改进教学的意见。他还邀请当时的革命领袖和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进步人士来校作政治讲演，如陈独秀、周恩来、董必武、萧楚女、陈潭秋、郭沫若、吴玉章、瞿秋白、宋庆龄、何香凝等，都曾应邀来校作过报告或讲过课。从而提高了分校学生的政治素质，使其自觉地忠诚于革命事业。 　　中共党在抓好政治教育的同时，从组织上注意在女生队中发展党员，并注意做好对女生党员的教育。恽代英特别指示女生队党支部，做好组织和发展工作，他在校务工作极为繁忙的情况下，亲自到女生队参加党的生活会。陈毅在同女学生胡兰畦谈话时，特地问她入党了没有，并为她的入党问题，向军校党组织作了介绍。党的联络员，经常到女生队党支部联系工作，传达党的重要指示。 　　为办好女生队，中共党派到军校的领导人在认识上是明确的，因而对于女生队的建设，在各个方面都予以关注。恽代英对女生队的负责人说：“军校成立女生队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军20年代初期的陈毅事教育史上的创举。办女生队阻力很大，丁维汾（国民党右派）等人反对，封建势力拼命阻挠，守旧的人也不赞成。我们党下决心要在军校培训妇女骨干，毕业后参加领导中国妇女翻身解放的斗争。你们的责任重大，你们要努力呀!”他又特别关照说：“女生的身体比较弱，她们不仅在校内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还要到校外去进行革命活动，体力消耗大，要注意她们的饮食和作息时间。”据原武汉分校部分女学生回忆，当时按照恽代英的指示，女生队的伙食办得很好，除早餐外，中午和晚间都是大米饭，四菜一汤，节日还加菜。 　　武汉分校依旧本着黄埔本校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针。女学生在校中所学的课程主要分军事、政治两种，每天基本上是半天上军事课，半天上政治课。课余时间（主要是晚上）有时自习，有时开展文娱活动，有时召开政治讨论会。她们如饥似渴地钻研理论，提高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坚定了为之献身的决心。在进行紧张的学习和训练同时，女学生们还经常参加校外政治活动。 　　1927年“三八”妇女节，武汉军校女生队参加了湖北省妇女协会在汉口举行的庆祝会，她们结合收回汉口英国租界的意义，向武汉三镇市民进行宣传。在卫戍武昌的过程中，她们和男同学一起，到汉阳的龟山、明月堤、晴川阁、鹦鹉洲，汉口的大智门、循礼门、玉带门、桥口、江汉关、刘家庙一带担任宣传工作。3月间，在武汉中山公园举行的武汉各界欢迎英国工会代表汤姆先生的大会上，宋庆龄致欢迎词，女生队派了20多名学生担任保卫工作。北伐军和冯玉祥在郑州会师后，一些女生自愿要求参加北伐战争的救护和宣传工作。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许多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惨遭杀害。正当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上，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时，蒋介石一方面指使粤、桂、川、黔军阀分三路进攻两湖，另一方面勾结反动军官为内应。蒋介石唆使军阀夏斗寅叛变，勾结四川军阀杨森，企图里应外合颠覆武汉国民政府，以达到其消灭革命力量的目的。武汉当时仅有卫戍司令叶挺1个师的兵力，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叛军很快到了离武昌只有10多公里的纸坊，形势危急，迫在眉睫。军校决定由留在后方的叶挺率领第11军第24师迎击叛军的进攻，并把军校全体同学编为中央独立师，军校女生队编为政治连，分为救护队和宣传队，分别隶属军医处和政治部，并受叶挺指挥，开赴前线。这200多名娘子军，要求和男兵一样，全副武装起来，持枪杀敌，与男兵并肩作战。当时因病或在调养时期留在学校的女生，也都向校领导要求参战，有的女生还因未被批准到前线参战而痛哭。 　　成立女生队--武汉分校的创举(5) 　　军校师生全副武装，除带军毯、雨衣外，米袋子中装满了子弹。胡筠在宣传队出征前夕，挥笔写下了一首充满战斗激情和必胜信念的诗篇： 　　绿阴深处无暑炎，席地看报也谈天； 　　男女穿上军装服，革命阵营意志坚。 　　保卫后方有责任，支持前线勿迟延； 　　三镇基地金汤固，快听貔貅奏凯旋。 　　这首诗歌抒发了女战士誓为革命上战场的豪情壮志。 　　5月，女生队参加了西征叛军夏斗寅的战役，这是女子队短暂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活动。在这次作战中，200多名女兵和男兵一样，全部武装起来，持枪杀敌，与男兵并肩作战。胡兰畦在《大革命时期武汉军校女生队参加平叛战斗侧记》一文中回忆说：女兵的任务更重，不但要拿枪打敌人，还要做唤起民众的宣传工作，另外还要担任救护。 　　谢冰莹著《女兵自传》封面女生队的宣传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她们沿途张贴标语，自编歌谣，向群众宣传，调查情况。有时她们将群众引到打谷场上，讲革命的道理，讲土豪劣绅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讲反革命的新老军阀如何祸国殃民，有问有答；有时她们还到农家去拜访谈心，与老百姓相处得如同一家人。为了吸引群众，她们经常变换宣传方式，有时先唱歌或演双簧戏，尔后再开始讲述要宣传的内容。如此丰富多彩的宣传形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咸宁是叛军夏斗寅洗劫过的地方，群众一看见武装的军队来了，吓得四处逃窜。女生队学生抓紧时机，向群众宣传，“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是保护人民大众的”。经过反复宣传，革命军终于受到群众的理解和爱戴。当地妇女主动给革命军送水、送饭。 　　在炮火连天的火线上，女生队的学生们紧跟冲锋在前的男学生部队，投入紧张的抢救伤员的战斗。她们勇敢顽强，不顾子弹在头上飞过，把受伤的战友抬下火线，熟练地为他们包扎、换药、喂药。 　　女生队参加这次作战，从出征到返校共34天。在此期间，女学生们历尽艰难困苦，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点燃了本人人生道路上的耀眼亮点。经过艰苦的战斗，革命军终于击溃了叛军，女生队也立下了战功，获得了写有“开历史新纪元”6个大字的锦旗。 　　西征历时1个多月，女生队在战火中经受了洗礼，没有遇到惨烈的惊险场面，也没有大的伤亡。但在撤回武汉的途中，却出了大事故，两批撤回的女兵中，第一批所乘坐的轮船在武汉附近的金口失事，船上的女兵全部遇难。这是黄埔军校也是中国妇女精英的一次巨大损失，如果这一半的女生生活战斗到新中国成立时，那当有更多的巾帼英雄闻名于世。 　　参加此次西征，是女生队最大的一次实战锻炼，也是这些年轻女黄埔六期生黄杰在北京家中战士第一次与敌人真枪实弹地开战。因此，这次作战，不仅使她们得到了锻炼，而且给她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女学生谢冰莹在参加西征战役结束后，专门写了一本女兵的《从军日记》，记述了她们当时的战斗生活。她这样称颂黄埔军校女生队的学生们：“你们背着数十斤重的军人行李：饭盒、水壶、粮食、包袱、菜箱，每天在炎天烈日之下爬山越岭，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你们的汗珠润湿了你们的每根头发，由头发上如贯珠般掉下。你们的脸儿已晒得红紫发烧，白皮时脱。你们的腿儿虽跑得酸痛交加，但终无一人落后，终无一人叫苦。你们渴时便蹲下池边田里，以手代杯掏饮脏水。饿时便买几个铜板的麦粑充饥。你们的床铺是地板，是草地。你们在雨天打着赤脚，穿上草鞋。呵呵，那时你们的精神是何等令人颂扬，令人钦佩！”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凯旋班师回校后，取消了中央独立师的番号，仍恢复武汉分校的名称和建制，但是“学生中的那种激昂气概似乎消失”。1927年7月，武汉局势恶化，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公开发表声明反共，一些进步的领导人脱离武汉政府，中共中央准备把共产党的力量撤往南昌发动武装起义。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决定提前结业，每个学生发一张黄埔军校第6期的毕业证书。女生队被迫解散时，恽代英召集女兵开会，宣布凡领到毕业文凭的女生可以自由离校，可以在地方上继续上学或找工作，愿意回家的现在就可以走，愿意留校的则跟部队撤离武汉。女生中有一部分被介绍到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中做政治工作，有4人安置在教导团的军需处，其余的则发给5元国库券听任自由行动。表示愿意留校跟部队撤离武汉，最后到达南昌和广州的女生有2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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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英雄千古流芳(1)》【知青公共频道】

巾帼英雄千古流芳(1) 　　大浪淘沙，造就了英雄，淘汰了落伍者。 　　黄埔军校女生队从1927年2月12日分校开学到7月中旬分校停办，共有5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短，但在许多女生的人生道路上却是一段不平常的经历。她们中也有个别人在后来的斗争中经不起考验，成为落伍者，甚至成了变质者，但风起云涌的时代，终于把这个群体中的真正英雄推到了历史舞台的前面，造就了近现代中国的第一代女革命军人。她们不仅在大革命高涨时期表现突出，而且在大革命失败后坚持斗争，除少数学生外，有的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有的回到地方坚持斗争，参加工运、农运等革命活动，还有的在白区做地下工作。 　　1927年7月20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颁发的毕业证书黄埔军校在所培养的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浴血奋斗，为中华民族团结统一而奔走呼号的众多黄埔生中，很快产生了一批令人景仰的女军官、巾帼英雄。武汉分校女学生英雄辈出，有的成为喋血沙场的革命英烈，有的成为难得的红军女将，有的成为闻名全国的抗日英雄，等等。著名的革命英烈有游曦、胡筠、赵一曼等人。 　　游曦（1908～1927），原名游传玉，出生于四川省巴县嘉陵江畔的大阳沟(后划入重庆市)的一个手工业家庭。1924年，她考入重庆女二师学习，在萧楚女老师的启发教育下，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冬，她考入重庆中法大学学习，入学不久即转为中共党员，并担任党支部委员和共青团中法大学支部书记。1926年初，她负责重庆市妇联的筹备工作，同年4月被选为重庆市妇联宣传部主任。暑假期间，她动员女学生中的党团员到磁器口、菜园坝的丝厂去做女工的教育工作，并在磁器口办起了夜校，建立了工会组织。1926年底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四川招生时，她毅然投笔从戎，入选名单在《新蜀报》公布后，她的母亲和亲友都劝她不要参军。她说服了母亲，顶住世俗偏见，乘船东下武汉。武汉分校解散后，她随叶剑英等领导的教导团南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广州起义，任第4军军官教导团女兵班班长。在广州长堤的一次阻击战中，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浴血奋战，女兵班除1人奉命回指挥部报告，其余全部壮烈牺牲。游曦牺牲时年仅19岁，实践了她投笔从戎时“献身革命”的诺言。 　　胡筠（1898～1934），湖南平江人，1925年加入中共，1926年入武汉分校。北伐时任叶挺独立团政治处宣传员。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平江老家，组织了一支秘密游击队，在幕阜山下发动农民暴动。她自任暴动委员会主任，4个月组织20万农民暴动，点燃了武装斗争的革命烈火。1928年7月，彭德怀领导发动平江起义，胡筠率游击队协助作战。起义胜利后，大家一致推选她首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都是她属下的委员。不久宣布成立的平江游击司令部，她青年时代的赵一曼又兼任总司令，是远近闻名的神枪手。此后，她又相继担任红5军第1纵队党代表、红16军独立团团长、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红军学校第5分校女生团政委等职。她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湘鄂赣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革命坚决，打仗勇敢，被誉为红军的“难得女将”。1934年1月的“肃反”运动中，胡筠被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以“反革命”的罪名秘密杀害。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赵一曼（1905～1936），原名李坤泰、李淑宁，又名李一超，四川宜宾人，1926年从重庆投考武汉分校，正是在军校求学时，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大革命失败离开武汉后，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天回国，在上海、江西等地做地下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黑龙江地区。1935年春任珠河县铁道北区区委书记、满洲总工会组织部长，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等职，同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负伤被俘。她在狱中坚贞不屈，绝不向敌人低头。1936年8月，她在临就义前给年幼的儿子写下一封信：“宁儿：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8月28日，赵一曼在珠河英勇就义。她走上刑场时，许多老百姓掩面流泪。她牺牲后，老百姓开始传说，赵政委没有死，她是骑上一匹白色的飞马，飞到深山老林里去了。这位黄埔女兵、著名的抗日女英雄，正如她遗诗中所写：“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巾帼英雄千古流芳(2) 　　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学员、时年82岁的胡兰畦题字。武汉分校女学生中还有不少人成为千古流芳的巾帼英烈，如郑梅仙、陈觉吾、廖德璋、盛业煌、邓苏、李蕴瑞、邱继文、王也华等。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这批女学生中，又有许多人成为20世纪中国妇女界的知名人士，如传奇人物胡兰畦、谢冰莹、危拱之等。 　　胡兰畦（1901～1994），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祖上胡大海是明代洪武皇帝的开国功臣，是“反清复明”的世家。她记事时母亲就教她背诸葛亮的《出师表》、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懂事时就崇拜革命女杰秋瑾，“五四”时期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洪流。武汉分校女生队遣散后，她走过的人生道路坎坷曲折。她先是在上海、江西一带参加平民教育运动，之后参加邓演达的反蒋运动，是大革命时期四川第一个妇女联合会的组织者，妇联主席。1930年留德，在德国由廖承志、成仿吾介绍加入德共中国语言组，并加入中共党组织，1931年又被开除。为参加反法西斯活动，她被捕入德国女牢。后经宋庆龄、鲁迅等名人在上海以人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领事馆提出严正抗议后，才获释。获释后被驱逐出境，先后流落到法国、英国、苏联。在柏林，她曾两次会见过世界妇女领袖蔡特金，在莫斯科以中国作家身份，参加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并多次见过高尔基。高尔基逝世时，她为之执绋到红场送葬。回国后，为实现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促成抗日统一战线，而奔走于国民党上层之间。她当过李济深的代表，做过宋庆龄的助手，办过报纸，组织过群众运动。1937年曾与黄埔军校时的校友、多年的知己陈毅建立过恋爱关系，后终生未婚。抗日战争时期，她组织了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辗转于7个省的抗日前线，并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少将军官视察抗日战区。解放战争中，她不顾个人安危去抢救被捕的同志，四处发动国民党将领起义。上海解放前夕，为保护住上海的各界名流，而尽过职。她一辈子做了许多有重要影响的大事，后在成都度过了她的晚年，著有《胡兰畦回忆录》。 　　谢冰莹谢冰莹（1906～2000），湖南新化人，喜欢写作，1926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写了大量的文章，是著名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在武汉分校西征间隙，完成了《从军日记》，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使她名噪一时。1930年夏，与潘漠华等共同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京分盟。“九·一八”事变后，从日本回国参加救亡运动。1932年1月，她与鲁迅、茅盾等43名左翼作家在上海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呼吁全国人民奋起抗日。1940年，在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1948年，到台湾从事教学和创作，1972年移居美国旧金山。 　　危拱之(1905～1973)，又名危玉辰，化名林淑英、魏晨，河南信阳人。她7岁入私塾，9岁进教会小学。禀性刚强，为了学好体操课，毅然扯去裹脚布，争得一双“解放脚”。1922年到汝阳道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4年夏，考上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学。1926年11月到武汉，加入共青团，后考取武汉分校女生队。广州起义时，她和女生队随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参加攻坚战斗。在红4师政治部当宣传员时，参与创办《红军生活》报和《造反》杂志。1929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在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宣传科工作，后任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八一剧团委员会委员、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组训了几十个红军剧团，培养了一批文艺人才。中央红军长征时，她跟随干部团行动。1936年在延安任人民抗日剧社社长兼导演。在延安时期与叶剑英结婚。“西安事变”时，她作为中共代表团内务成员驰往西安。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长，河南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赤峰市委副书记、书记。1949年初，因过本书作者1991年与黄杰老人在北京柳阴街寓中合影度劳累，积劳成疾，她的肺结核病很严重，不能坚持工作而休息。1973年2月8日在北京病逝。 　　巾帼英雄千古流芳(3) 　　此外，后到第4军教导团中的曾宪植、张瑞华、黄杰、黄静汶等10多位女生队学生，参加了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有的后来还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她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从事了军事、政治、妇运等各方面的工作，成绩卓著。她们中有不少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走上了一些部委和全国妇联、中纪委的领导岗位。其中，曾宪植曾任邓颖超的秘书、全国妇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的夫人黄杰、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和委员等职，黄静汶任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国家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等职。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培养出这样一支优秀的女生队，首先是当时风起云涌的时代召唤和锻炼了军校女学生，当年“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形势，使得她们从一些普通的女青年，在短时间内迅速锻炼成长为时代的精英；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重视是她们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女生队的许多战士，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如同圣洁的革命花，开遍祖国的大地。她们无论在当时或者是在后来，多是大有建树，为当年黄埔军校的盛誉美名，增添了更加夺目的光彩。她们敢为天下先、英勇无畏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敬仰。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办女生队，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这一历史功绩，是值得千秋颂扬的。原武汉分校女生队一些女学生自豪地说：女生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批女兵”，是“20年代青年妇女的骄傲”。黄埔军校前几期毕业的老大哥评价说：“女生队的出现，的确在中国妇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那时封建保守的社会风气，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旧址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这不仅是震惊中国的大事，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是创举”。 　　自黄埔军校《中国军人》杂志掀起“女同志军”的争论，中国20世纪初的女兵思想起源于黄埔岛后，其浪涌就像那珠江入海口岸边的大潮，唤起了无数中华女性，以勇于捐躯的壮举，向世俗观念展开了挑战。黄埔女生们考入军校时，正是风华正茂、年轻有为之时，她们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由衷的报国之心，毅然投笔从戎。其情其行，令人可敬可佩。 　　黄埔军校从1924年成立至1949年迁往台湾，军校在大陆招收的23期学生中包括4届女生，毕业的女学生总数约为800人。她们分别是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的黄埔武汉分校（第6期），1938年抗战时期的黄埔第7分校（第15期），1939年黄埔第3分校（第16期），1940年黄埔成都本校第18期第2总队（驻苏干部培训班）。第15期的女生，于1938年2月、3月间分两批考入，共200多人，编入黄埔军校（时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7分校第2总队特科大队女生队，在陕西凤翔县受训，1939年4月全队奉命转入西安战时工作干训团第4团，同年5月毕业后分配到各部队工作。第16期的女生，于1939年初在江西吉安入伍，随第3分校辗转迁移到后方正式开学，男女合校共3000人，其中女生300多人，经过短期培训后于1939年冬毕业。第18期的女生，于1940年初招收，共60余人，编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8期第2总队，1940年2月在江苏东台县入学，由第3分校第16期毕业的张祖年担任女生队长，1940年毕业时还剩有24人。抗战时期入校的这3期女学生，宣布毕业后即马上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 　　黄埔军校在20世纪初首倡女同志军、招收女学生的伟大功绩永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