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明回乡

刘启明回乡

刘启明是我初中开始的同学，从初中到高中我们形影不离，我们同座位，家住相隔不远，相同的志趣，相同的爱好将我们梱到了一起，以后又是要改天换地的理想抱负使我们这些家庭出身较高的人共同走到了上山下乡的道路上来，我们被分到同一个村同一个生产队，再就是我当了赤脚医生，他当了民办教师，从此我钻研医学，他钻研文化哲学和政治，文化革命中我血气方刚、头脑简单自然成了造反派，他政治上審时度势、深思熟虑自然成了消遥派。文化大革命后期他被安排在塘下大队完小教书，就与我的大队合作医疗站连接在一起，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但是他性格内向，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又遇到点措折，已经三十岁的人了还没有对象，自然有些悲观,可是好运又不知不觉降临了他的头上,他父亲所在单位（衡阳地区人民医院既现在的衡阳医学院附一医院）招工使他脱离了农村，这在1976年年中，对我们这些下放知青来说这是一件多么具有诱惑力的事情啊！

刘启明返城后当上了洗衣工，他走后对我却是一种失落，我一个城市知青离开家在大队医疗点，白天看病忙忙碌碌倒无所谓，晚上一个人守在空旷的大队合作医疗站的确有些寂寞，合作医疗站是设在大队部对面的一座孤立小山丘上，紧临通往加禾、临武的省道旁边，医疗站同大队完小连在一起，与村子相隔有一定距离，在那个没有电灯的年代，每当夜幕降临，周围一片漆黑，照明靠一灯如豆的煤油灯或者马灯。他离开农村后日复一日也不知过了多长，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不久的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我和大队老草药医生饭后坐在教室前面的操坪乘凉漫谈，边讲边讲着，我突然看见有个人（说准确一点是人形的黑影）沿着教室前的走廊上了楼，直到二楼上老师的办公室去了，我悄悄地同老草医讲，有人上了楼，可能来了贼，马上我们提起马灯、握着手电筒蹑手蹑脚走上楼去，一看教师办公室房门紧锁，哪能打得开呢？我们又在二楼上的各个教室和教师及自己的寝室看了看，都没有看到什么动静，哪来什么贼！老草医就反问我是否真的看清楚了，我明确地说硬是看清楚了，真的有个人上楼去了，很快我们喊来了大队干部和几个年青民兵社员在各教室房间、楼上楼下仔细地搜索了几遍，都没结果，折腾了一晚以后大家就各自休息去了。过了几天这件事也就慢慢淡忘了。

大约过了十来天时间，从衡阳方面传来消息：刘启明十多天前突然卧轨自杀了。原来作为一个老高中生的他向来言语中有点酸不溜秋的，虽然平时他生性胆小，性格内向、不苟言语，但有时他一句话冲出来却搞得旁边的知青们肚子都要笑痛，可能刚进城不久周围的人对他性格还不是很了解，他和别人人交流得也少，在毛泽东逝世后不久的一天，在医院洗衣房上班时刘启明讲了一句有关毛泽东功过的个人看法，不料被旁边的一个女青工当作一桩政治大事汇报给了院领导，院领导就找到他谈话，在突出阶级斗争的年代,这对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中这样一个普通工人自然感到大禍临头，自己一肚子才学，下放十多年，三十多岁还没找老婆，现在还是个不起眼的小小工人，如今政治上说了点真实话，就受领导批评，还讲要在大会上批评,加上自己的知心朋友都不在身边，无处倾诉、无处交谈，郁郁寡欢，积压在胸，辗转反侧、行坐不安，一个人来到湘江大桥畔的铁路旁徘徊，当时如果有个知青朋友就好了，眼前仿佛漆黑一片，无前途可言，正值一列火车飞驰而过，他猛然想起了死，突然往车轮底下一滚，但是火车强大的气浪将他推倒在路边，对死已铁了心的他又翻身起来向车轮底下扑去，这样就草草结束了自己年青的生命------结果在医院里以及衡阳市内都搞得沸沸扬扬。

以上是我生产队一个回衡女知青说的，她还提到在他死前前一天刘启明还见到过她，他似乎想跟她说话，但欲言又止，带着一丝忧伤离她而去。另一个男知青当时正坐在公交车上经过此地，出事后看到了现场补充了一些细节，还说被截成几段的尸体放在人民医院的冷尸房，我听到后感到非常悲痛，痛定之余，我不禁发问，出事到底是哪一天？最后经过核对时奇怪地发现与我在大队完小和合作医疗站晚上看见有”贼”的日期惊人地吻合,神背村那个老草药医师说,刘启明生前离开农村时,吃住都在二楼上楼的那间办公室,怪不得你那天晚上看见一个黑影进了这间办公室,说明刘启明死后的魂魄都回归了几百里外自己曾经工作的地方。

这虽然是个虚幻的幻影，但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嗟叹我的老同学老知青刘启明英年早逝，如果不是因为上山下乡、不是因为文化革命，有一些政治头脑的老知识青年刘启明也不会这样离我们匆匆而去。